几年前,江西和湖北黄冈,面对的是同一道难题:乡村小规模学校音体美老师奇缺,年轻教师招不来、留不住,学生持续外流。
但两地的解题思路截然不同——江西选择一口气优化整合了全省85%的3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调配出2.12万名教师重新分配;黄冈则把1081所中小学全部打散重组为170个融合型教联体,让4100多名教师每年在校际间流动,三年间农村学生回流4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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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专门拿这两个地方来比?因为它们几乎是同一时间窗口启动改革(都在2023年前后),面对的都是生源萎缩、师资老化的中部农业省份困境,条件高度相似,但一个选了“先集中再共享”,一个选了“不撤并、原址重建共享”。
两条路都走通了,但走通的原因完全不同——这个差异,就是理解乡村小规模学校师资难题应该怎么解的关键。
江西的路径,核心是“算清楚编制账”
江西的账本很直接。全省当时有大量30人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每个点都要配老师,但每个点都配不齐。按师生比核定编制,一个30人的学校可能只给两三个教师编制,音体美、科学、英语只能是“纸上课程”。
江西的做法是,把这些极度分散的校点优化整合,把释放出来的2.12万名教师通过县管校聘重新调配——有的去乡镇中心校,有的去城区学校,有的补充到幼儿园,一次性打破了“每个点都缺人、但全县总编制超编”的倒挂格局。
这个过程中,江西没有只撤不建。腾出来的资源集中投向了乡镇寄宿制学校,新增床位9300多张、餐位3.01万个,同时建了253个义务教育办学集团和768个城乡学校共同体,覆盖4857所学校。撤并校的学生不是被“甩”出去了,而是进了条件更好的学校,配了结对帮扶和成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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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小规模学校师资配置的瓶颈,根源在于编制核算规则与学校实际之间的错配。江西的做法,本质上是在县域范围内把编制、校舍、生源重新匹配了一遍,让“一个老师教三门课”的困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安徽亳州谯城区也走了类似的路,六年调整197所小规模学校,盘活了1157名教师,直接解决了当地的结构性缺编和年龄老化问题。
黄冈的路径,核心是“算清楚生源账”
黄冈的思路不一样。它没有大规模撤并,而是把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打散重组为170个融合型教联体,内部推行“七个一体化”管理和“17个统一”质量标准。
核心校和成员校的师资、课程、资金全部打通,每年4100多名教师刚性流动,农村学校缺什么学科,就从核心校派什么老师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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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借助智能大屏为学生开展互动课堂教学
黄冈的逻辑不是“把人集中起来再配老师”,而是“把好老师送到学生面前”。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黄冈有一个强大的优质初中和高中矩阵做底盘——教联体改革之后,黄冈又配套了高中教联体,让家长看到“读家门口的小学,一样能进好初中、好高中”的完整路径。
三年间,全市农村学生回流4200多人,这个数字不是“把学生叫回来”的结果,而是“家长用脚投票”的结果。
生源回流本身,就是解决师资问题最根本的药方。学生回来了,编制就有了,学科就能配齐了,年轻教师也愿意来了——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反过来,学生越少,编制越少,越招不到人,越留不住人,这是很多小规模学校过去十几年陷入的恶性循环。
差异不在“手段”,在“算账的逻辑”
对比下来,江西和黄冈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谁撤了谁没撤”——江西也保留了必要的村小,黄冈也有校点整合。最关键的那个差异,是两地算账的起点不同。
江西算的是“编制账”:全县教师就这么多,怎么让每所学校都有人上课?所以它走的是盘活存量、集中配置的路子。黄冈算的是“生源账”:只有把学生稳住、把家长信心重建起来,师资问题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所以它走的是集团化办学、全域资源共享的路子。
这个差异能解释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贵州印江县的做法在西部更能复制?印江打破学段编制壁垒,从义务教育阶段调剂了190个编制补充到学前教育,同时推行中心园辐射轮送教,偏远幼教点每周由中心园教师轮流驻点送教。这套逻辑跟江西一样——全县统筹,存量盘活。
而山西“晋享云课堂”覆盖190万学生、参与结对的乡村校课程从12门扩展到28门、学生年均回流率超过15%,更像黄冈的思路——用优质资源把学生稳住,让师资问题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自然化解。
但这里必须说清楚:黄冈模式是有前提的。黄冈有黄冈中学这样的顶级名校做集团核心,有强大的教研体系和师资储备,有条件搞“刚性流动+激励保障”的深度共享。不是所有地方都具备这个条件。
如果一个县连城区学校都缺老师,硬要搞教联体轮岗,很可能变成“把城区待岗不合格教师甩到乡村”的甩包袱行为——这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苗头。
同样,江西模式也不是万能的。地广人稀的牧区、山区,校点之间距离太远,强行撤并意味着学生上学往返五六个小时,这不现实。
西藏嘉黎县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牧区就没走撤并的路,而是用教研联盟的方式把全县乡镇、村级园纳入四个片区,靠“线上教研+线下送教+月度集中研讨”三维机制打破孤岛。这个选择的背后,是地理条件对“优化整合”这条路的硬约束。
回到问题本身——小规模学校师资难题,到底该怎么解?
江西和黄冈的对比给了一个认知框架: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个共同的解题逻辑,就是打破“就校论校”的思维定式。无论是编制统筹、教师流动、集团化办学还是数字课堂,底层逻辑都是把“一个学校缺老师”的问题,变成“一个县域怎么配置师资”的问题。
2026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弹性适应、动态治理”的办学思路,要求摒弃“盲目保留”和“盲目撤并”两种误区,建立需求监测、布局调整、弹性资源调配三重机制。
这恰恰是对江西和黄冈两种路径的兼容——不同地方、不同条件,走不同的路,但都要做到“说了算、算了干”。
2024年中央出台的强师意见已经把职称评聘全面向乡村一线倾斜写进了文件,贵州印江、广西靖西等地的实践也证明,只要“有岗有编”、待遇保障到位,本土青年是愿意回来的。
数字课堂方面,山西吕梁临县黄白塔寄宿小学依托双师课堂开设编程课,学生拿下世界机器人大赛亚军,三名学生闯入全球百强——这说明,乡村学校缺的不是“好苗子”,缺的是“把好老师送过去”的通道。
但通道怎么建,得看账怎么算。江西的账算在编制,黄冈的账算在生源,印江的账算在跨学段调剂,嘉黎的账算在教研联盟。路径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不再把一所100人的村小当成一个孤立的“难题”,而是把它放进县域教育的整盘棋里,找到让它运转起来的那颗关键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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