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配音演员，向涉嫌侵权方“道歉”的第93天

2026年8月12日，配音演员史泽鲲已经连续第93天在微博向动画《紫川》项目方“道歉”。

这不是在认错。5月5日，史泽鲲在微博发文称，《紫川》第二季发布的一段动画番外使用了与自己高度相似的声音，但他并未参与相关内容的录制。他希望项目方作出解释，是否用了自己的声音训练AI，但没有得到回应。5月12日起，他开始每天发布一条以“道歉”为名的微博，记录自己要一个回应的漫长过程。截至发稿前，他表示自己与项目方的沟通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新京报记者看到，涉事视频已被视频平台下架，但史泽鲲想要的“回应”并不止于此。

对不熟悉配音行业的普通观众来说，史泽鲲的名字未必比他配的角色醒目，但提起真人剧《异人之下》张灵玉的配音、动画《仙逆》王林的配音，很多人可能会恍然大悟。在不少AI漫剧的评论区，都有关于人物形象或声音像王林的评论，甚至有人表示“王林占据了目前AI漫剧男性角色的半壁江山”。

2016年，史泽鲲来到北京。他最早住在地下室，随后一点点获得录音机会，拥有被大众记住的角色。到2026年，他在这个行业正好十年。十年后，他已经从寻找零散录音机会的新人，走到职业相对稳定、成为被大众记住的行业头部配音演员之一。在《紫川》之前，就已经有大量漫剧、短视频使用着与史泽鲲声线高度相似的声音。

史泽鲲今年3月在微博发布侵权线索爆料邮箱。

在发现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苗头后，史泽鲲从今年2月开始着手维权，并于今年3月在微博表示，自己已经委托律师处理了多起AI声音侵权案件。但维权之路就如同之前见诸报端的很多配音演员的维权一样，漫长、昂贵且困难重重。他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律师交涉，与涉嫌侵权的各方交涉，甚至还要处理来自亲朋好友的各种问询，每天收到的信息早已过载，但他没有选择停下，而是选择站出来，向新京报记者讲述这一切。

失控的声音

最初，史泽鲲没有把AI配音当成威胁。

2025年，他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模仿自己声音的内容。那些声音在他听来并不像自己，大多留有明显的技术痕迹。他把它们视为一种网友自娱自乐的二创，甚至觉得“挺好玩”。

变化发生在2026年2月底。史泽鲲感觉，AI生成的声音与自己的相似度越来越高，使用这些声音的账号也越来越多。他看见与自己相似的声音开始出现在漫剧、短视频、有声内容甚至商业推广中。“突然一下子，我的声音铺天盖地。”他把这种感受形容为“十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全都完了”，于是开始着手维权。

一开始，他和团队选择私下沟通。他们给相关账号发送消息，说明视频中的声音与史泽鲲的高度相似，希望对方下架或替换声音。但得到的答复大体相同：声音由AI工具默认生成；制作者不认识史泽鲲，也不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既然无法确认声音属于谁，也就不能认定自己使用了他的声音。

据史泽鲲估算，在他们主动联系的账号中，真正完成下架或替换的不到十分之一。有些发布者收到法务告知函后会迅速整改，更多人则是没有回应，或把责任推向AI工具和平台。

受访者供图，在听众的质疑下面，很多制作方都会把话题引向平台。

记者整理了三家AI视频生成平台用户协议里的“免责条款”，都提到对于AI输出的内容，用户需要自行承担可能的侵权风险。

他把这种回应概括为一场层层传递的推诿：委托方说自己只提出了需求，不知道外包机构怎样制作；制作机构说声音来自AI工具；平台则提出用户需要对生成内容可能存在的侵权风险自行承担责任，权利人想要维权则要证明侵权确实存在。每一方都能指出自己之外的另一个追责主体。

真正让史泽鲲感到事情已经离开本人控制的，是母亲发来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使用了与史泽鲲相似的声音，讲述的却是带有低俗情节的故事。母亲问他，这是不是他录的，为什么要参与这样的内容。那段时间，他还不断收到朋友和听众的问询：“这个是你录的吗？这也是你录的吗？”

起初，他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度对AI产生强烈的抗拒，“看到AI两个字的时候，就会发呆发蒙。刷到别人艾特我的视频，或者分享过来的链接，看到这些东西时我会手抖、会失去知觉、会麻。”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完成必要的宣传内容发布，他几乎不再打开自己的社交平台。

整理证据通常是在工作结束以后。有些晚上，他只看三五条链接，情绪就难以控制。他反复想，以后还能不能接到工作，想到最坏的程度，然后就会崩溃大哭。最悲观时，他设想自己失去大量工作，离开北京，回到老家。

心态调整花了很长时间。“完全就是咬牙挺过来的。”史泽鲲不断告诉自己，这件事必须面对，“不是说我躲，就能完全躲得掉，或者说我躲，对方就可以放过我。”史泽鲲说自己“认理儿”。“这个事情的正和反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可辩驳的过程，错了就是错了，无非就是过程会漫长一些，我可以坚持下来。”

后来，即使沟通结果不乐观，他也能够先把情绪放下，一边完成手头的录音工作，一边和律师商量下一步。

史泽鲲和律师沿着一些视频中的引流信息查找，发现一些账号会截取网络小说中最刺激的部分，制作成AI漫剧片段，然后把观众引向付费阅读平台，比如知乎的盐言故事。

一些AI漫剧视频截图，封面及评论区都有相关引导。受访者供图

相关漫剧视频导流到的网络小说页面举例。

在史泽鲲看来，这些内容与自己塑造的职业形象完全不同。他的听众中有不少未成年人，那些导流到的小说内容，很多都不堪入目。熟悉他的人听见声音，可能以为他主动参与了录制；不熟悉他的人则会把这些内容当作这种声音原本的用途，对他的名誉产生极差的影响。

史泽鲲觉得，自己的声音被使用以后，受到影响的不只是未来的配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对自己声音的控制权。那些让听众认出他的声线和表演方法、海量的代表作，成了别人最容易获取和训练的素材。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用他的声音，决定他要说什么。

走向法庭

史泽鲲在微博公布了举报邮箱，向听众和粉丝征集涉嫌侵权的线索。听众及粉丝会在涉嫌侵权的视频下提醒发布者，这个声音可能来自某位配音演员。那些账号有些会删除评论、拉黑提醒者，也有个别账号会直接在评论区对发声的听众进行反驳。

还有一些漫剧观众会与史泽鲲的听众发生观点争执，或对维权者的诉求表示不理解，他们认为“剧好看就行了”。

史泽鲲说，自己每天会在不同平台收到数百条私信、评论区提醒和链接。助理告诉记者，举报邮箱内的邮件已经2000多封，提交涉嫌侵权的链接和内容已达7.55G。

专门收集听众提交的涉嫌侵权内容的邮箱截图。

这些链接并不天然等于证据。团队需要确认视频是否仍然存在，记录账号主体、发布时间、播放量、付费入口和引流对象，再固定其中的声音内容。五人左右的团队中，两名律师负责案件，其他人整理材料和证据目录。史泽鲲过去用于休息和娱乐的时间，逐渐被这些工作占据。有时他一睁眼，就会收到律师发来的新进展；配音工作间隙，他也要去跟律师沟通下一步事态要怎么去处理。

但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应对涉嫌侵权的视频也并不容易。

史泽鲲说，部分平台会要求权利人提供起诉材料、技术比对意见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权属的文件。即使一次投诉成功，对方更换标题、封面或者账号重新上传时，平台并不会当然地认为这个视频有问题，他们需要再次固定证据、拿着材料再次举报。从投诉到下架，一套流程大约需要一周；由律师直接联系相关主体，沟通可能会持续两到三周。对于同时存在于多个平台、由多个账号传播的内容，这套流程必须重复很多次。史泽鲲向记者感慨，证明责任过多地落在了被侵权人的身上。

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越长期处理AI相关侵权案件。在接受新京报采访中她认为，平台设置较高的投诉门槛，不一定完全出于推卸责任，也与声音侵权判断的难度有关。法院尚且需要结合多项材料反复比对，平台负责审核的AI或人员更难在短时间内得出结论。但在平台已经接到明确通知，同一主体或关联账号又反复上传相同内容时，平台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采取识别重复文件、处置关联账号等措施，而不能始终要求权利人重复维权。

一段声音究竟怎样才能指向某个具体的人？

声音权益案件首先要解决的是“可识别性”。经典角色与配音演员之间的联系越广泛、越稳定，证明起来越容易；对于知名度较低的配音演员或普通人，会更困难。比如（2024）川7101民初8969号案件，一审法院就以原告本人声音和被诉侵权声音都不具备可识别性，通过聆听原告的多个声音文件并不能使一般大众将该声音与原告产生联系，也不能达到通过该声音即可识别出声音的主体为原告的程度，最终原告诉求被驳回。

史泽鲲称，自己被大量用于漫剧的声音，主要接近他为动画《仙逆》主角王林使用的声线。自2023年开播以来，《仙逆》已连续播出超过百集，并在2025年腾讯视频金鹅荣誉发布中获评年度动漫，是动漫界较为知名和具备影响力的作品。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他们能在一段来历不明的短视频里直接说出“这是王林的声音”。这些反馈和截图可以辅助说明公众如何识别相关声音，可以作为法院认定时的参考。但这也是一些有侵权嫌疑的账号删除评论、拉黑维权者的重要原因。

动画《仙逆》的主角王林。

声音鉴定也可以成为证据的补充，但现阶段，商业平台生成的相似度结果仍存在一定局限。戴越代理过的一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某商业平台生成的报告显示，真人声音与AI声音有八九成相似。但被告方随后使用同一平台测试其他样本后发现，两个不同人的声音也可能得到接近八成的结果，甚至随意选择的一男一女的声音比对结果也可能有六七成相似。工具和样本不同，结果便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戴越的律所合伙人周凡律师近期也正在为一个知名配音演员维权。周凡介绍，今年曾与多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沟通，看能否就AI声音与真人声音出具鉴定意见，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前并无明确鉴定标准。这一领域最契合的是声音同一性鉴定标准，但该标准目前主要用于真人声音之间比对，真人声音与AI声音是否能够纳入同一性鉴定标准尚不明确，国家相关鉴定标准仍在制定中。部分商业机构可以对此出具技术比对意见，但这类材料主要是帮助法官理解技术问题，并不等同于司法鉴定意见，也没有那么强的法律效力。

一些被诉方还会提出另一种抗辩，即生成结果也许与原告相似，但制作者在训练时并未直接上传原告的录音。在戴越代理过的案件中，被告方技术人员曾使用公开数据和自有授权数据运行模型，花费了数小时就可以生成上百种声音。其意在说明，生成结果可能偶然接近现实中的某个人，并不意味着模型一定直接使用了这个人的声音。

因此，“听起来像”与“是否接触或使用过某人的录音”是两个需要分别说明的问题。戴越提出，或许可以参考著作权案件中原告举证存在抄袭时常常采用的“同错”举证策略，比如一方指控另一方抄袭其小说，如果对方连原告小说中的错误也一并“复刻”，那么对其抄袭指控的可信度便会增加。类似地，配音演员对某个字的特殊发音、停顿、气息处理，甚至咬字上的瑕疵，很可能具有个人特征。如果AI生成的声音不仅声线相近，连这些个性化的细节也反复一致，就更有理由追问生成者是否接触过原始录音。不过，随着目前一些AI训练者为了增加作品的“人味儿”而主动增加瑕疵，可以想见未来维权时双方攻防难度会不断增加。

新的生成方式还可能把几个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史泽鲲发现，一些视频中，配音可能前几句像他，后几句又像其他配音演员。这既增加了识别和取证难度，也让同一角色的声音不断变化。对此，他尚抱有一丝乐观：如果混合后不再使人联想到自己，对本人声誉的影响可能减弱；但如果混合只是为了逃避识别，而素材仍来自未经许可的录音，争议依然存在。

可识别性虽然成为需要证明的困难，不过有时也可能成为一种维权出路。此前，新京报记者在专访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时，对方表示：“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则可以认定为具有可识别性。”所以，即使对方没有使用当事人声音进行训练，但事实上生成了具有可识别性的声音，如果能证明对方有意制作、选择、使用并传播了能够指向当事人的声音，也有被认定侵权的可能。但“证明”这件事，本身就很难。

即使完成声音比对，法律程序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应该向谁主张责任。

一段AI漫剧背后，可能同时存在内容平台、制作公司、发布账号、AI工具提供者和短视频平台等多个主体。最容易找到的是公开发布内容的账号，但单个账号的收益可能不高，也未必是整条传播链的上游。

史泽鲲团队曾与内容平台知乎就一批为小说内容引流的AI漫剧沟通。据史泽鲲方介绍，知乎确认部分制作机构是其合作推广方，但不认可平台参与具体视频制作，也不接受对相关内容承担直接责任。双方曾建立包括部分KOC（关键意见消费者，粉丝数可能不多，但在垂直领域较有受众或影响力）提供方在内的沟通群，群聊后来被知乎方解散。

戴越认为，推广视频最终导向某个平台的小说内容，本身尚不足以证明平台直接参与侵权。判断上游委托方是否担责，需要进一步确认其是否指定使用某个人的声音、是否审核成片、是否知道相关争议，以及收到通知后是否继续放任传播。委托方从推广中获益是考量因素之一，但不能单凭这一点认定其直接侵权。

于是，史泽鲲团队把维权重点放在了几个规模较大的漫剧制作方。但人工取证的速度，很难赶上内容生产和传播的速度。漫剧、短剧的主要获利期往往只有数周，等到内容完成引流、充值和分账，即使几个月后被判下架，商业目标可能已经实现。

史泽鲲告诉记者，在他们处理的一起纠纷中，对方态度很好地表示愿意协商，但转头就上架了剩余的全集内容。由于担心相关公司转移收益或停止经营，他们随即申请了财产保全。戴越向记者解释，申请财产保全时原告通常需要提供担保，目的是在保全错误时对被告方的损失做出赔偿。这种保全担保可以是原告以自有资产提供，也可以由保险公司或者担保公司出具保函，但保险公司会评估案件的胜诉概率和一旦保全错误可能产生的赔偿金额。对于已经有成熟裁判经验的商标、著作权案件，保险公司容易判断风险，但AI声音案件缺少稳定尺度，保费的费率和担保范围也更难确定。

没有人愿意公开道歉

史泽鲲方接触过一些愿意和解的公司。

其助理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些公司可能接受下架，愿意赔偿，也愿意私下向他道歉，但不愿公开承认问题。“它们愿意掏钱和解，愿意私下给你道歉，但是不希望你用任何公开的形式去说这件事。”

戴越曾与类似案件的被告方交流过。根据她的经验，公司拒绝公开道歉，首先担心的是商誉和融资。如果是一家依赖投资的公司，一旦公开承认声音侵权，投资人可能重新评估其数据来源、产品合规和潜在风险。

更大的风险来自尚未出现但可能发生的诉讼。一家漫剧公司可能制作了数百部作品，使用过大量来源不明的声音。如果公司向其中一名配音演员公开道歉，其他权利人可能据此判断，这家公司长期采用了相同的生产方式。一次道歉不再只对应一段视频，而可能使整套商业模式暴露在审视之下。

处在下游的小型制作机构还有另一种顾虑。它们可能长期为大型平台和内容公司提供推广服务，如果供应商率先承认自己的制作方式存在侵权风险，也等于承认交付给上游甲方的产品存在问题，后续合作可能随之中断。

这些顾虑或许能够解释这些公司为什么不愿道歉，却不能成为拒绝道歉的正当理由。

对史泽鲲而言，赔偿解决的是已经产生的损失，道歉确认的则是权属——这段声音原本属于一个具体的人。

即便法院最终判令赔礼道歉，执行也未必容易。钱款可以通过冻结、划拨强制执行，道歉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完成。被告拒绝履行时，法院可以公布判决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以此替代履行。但对当事人而言，这终究不同于侵权方亲自承认错误。

《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一路奔走，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讨一个说法。法律最终给出了处理结果，她等待的那句话却始终没有出现。

制作漫剧的公司们在沉默，而《紫川》的争议，至今也停留在沉默中。截至发稿，并未看到《紫川》相关制作、出品及发布方就此作出公开回应：既没有承认相关使用存在问题，也没有说明其合法依据。

史泽鲲并未参与《紫川》这个项目，但他与相关公司在其他项目中仍有合作。这使他的处境变得微妙：他公开质问的并非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而是以后仍可能在行业里相遇的甲方。他很清楚，持续发声可能让自己成为甲方们眼中“不好合作”或“容易惹麻烦”的演员。

有人通过同行和共同的合作方转达，希望他不要再公开发声，提醒他维权可能反过来影响自己。史泽鲲理解这些人的顾虑，其他遭遇类似问题的演员有的会选择私下处理，这不意味着他们认同AI无授权仿声，只是每个人能够承担的代价不同。

史泽鲲需要承担的代价确实不小。有项目因为他正在维权，而不愿让他参与宣传；有合作方担心他过于“敏感”，在选角时避开他。还有人认为，与他相似的AI声音已经在短视频里出现太多，听众产生了疲劳，因而倾向选择更新鲜的声音。

所以，维权这件事，对史泽鲲而言是背水一战。当记者问他是否觉得自己背负了某种行业使命时，他说“使命”太大，自己只是比很多人更早、更集中地遭遇了这件事。“说小一点，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他说，“是我最基本的生存和温饱问题。”

采访中，记者问他，会担心工作因此继续减少吗？

他停顿了一下，表示：“无非就是死得早和死得快的问题。”

这句话背后仍有恐惧，但如果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停止维权，他认为同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一个有体量的项目如果开始使用未经授权的AI声音，更小的制作方也可能效仿，最终这类使用会成为整个行业降本增效的选择。

采访最后，史泽鲲表示现在的自己并不拒绝AI。

他拿很多名人及配音演员与地图导航产品的合作举例。如果一个项目明确说明用途、取得许可并支付费用，他愿意根据具体情况讨论技术应用。假如有一天，AI依靠自身的能力完成比人类演员更好的表演，他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接受被技术淘汰。

他不能接受的是，未经许可取得配音演员多年积累的录音和表演，用这些材料完成原本属于演员的工作，最后再以“AI生成”为由否认声音与演员的关系。他希望生成的声音能够被追溯，使用别人的声音应该获得授权。

采访结束时，史泽鲲仍不知道维权和诉讼还要持续多久，也无法预判最终的结果，但他并不因此怀疑维权的意义。他希望让同行看到，面对侵权并非只能沉默，即使程序漫长、结果未知，仍然有人愿意把这条路走下去。一次次诉讼积累起来的事实和裁判，也可能为后来者提供可以参照的经验。

目前，他的律师团队仍在推进相关诉讼：整理证据、补充材料、等待排期，一些案件正在等待开庭。过程虽然缓慢，但每一次立案、排期和庭审，都在把原本模糊的争议带入法律程序，也在向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声音的人传递一个明确信号：技术本身不能成为挡箭牌，使用技术的人必须对行为负责。

AI声音侵权还是一个新问题，相关规则和裁判实践仍在演进。一个行业兴起之初，难免伴随着边界模糊和秩序缺失。但史泽鲲相信，这些争议终会有尘埃落定的一天，受到损害的权益也终会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新京报记者 吴龙珍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