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东河北的敌后根据地模式，为何在东北不可复制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抗战时期山东与河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特色。首先来看河北抗战。河北抗战最大的特色就是贯彻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

当时毛主席就认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兵民是胜利之本，虽然战争是长期的，但只要坚持人民战争路线，就一定能够胜利。

事实的确如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河北成为了除东三省以外抗战开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地区。从长城抗战开始，爱国军官就与日军血战，河北的人民也大力支援抗战，向日军展现了中国军民的血性。

之后全面抗战爆发，我党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率领主力来到了河北。

比如聂荣臻率领115师一部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20师在贺龙的率领下转战冀中，巩固扩大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还有129师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带领下，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在这些顶级大佬的努力下，河北当地民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迸发，很快就和八路军部队形成的军民鱼水情关系，大批百姓纷纷报名参加抗日队伍。

如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平山人民，就在短短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里组织了1500名优秀子弟参军。

而且在各地方党组织举办的游击培训班的引导下，当地百姓的战斗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大幅提升。

在晋察冀根据地，有新乐县民兵英雄李混子自制地雷，在平汉线上炸出了一条死亡走廊，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

还有清苑县冉庄的群众为防御日军，在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上，在村中挖住了拥有4条主干线和24条支线长达16公里的地道网，有力地反击了日军。

这些优秀的创造，后来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法，形成了人民战争史上的奇观，为后世所借鉴。

当然，除了当地百姓积极踊跃参军和发明创造以外，晋察冀军区还对伪军进行了相当优秀的攻心战。它先后组织了34个武装宣传队，不仅积极向各方宣传“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等抗战胜利的口号。

而且还派遣武工队通过记红黑点的方式来震慑伪军，只要伪军帮助抗战事业，就会被记上一个红点，将来可以宽大处理。如果伪军迫害抗战人士迫害百姓，那么就会被记上黑点，到时候要对他们进行处置。

靠着这一套办法，伪军大受打击，有很多人都纷纷和八路军进行合作，如此自然也对河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总之，到抗战胜利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正规部队已经达到了62万人，民兵更是有130多万人，成为了各大抗日根据地里的优秀代表。

紧接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点关注，建立了罗荣桓的一元化领导结构。

从档案记载可知，中央对山东的战略地位一直都很重视，早在1938年就派了郭洪涛率领50名干部来到山东。

之后又派遣黎玉和张经武等200人来到山东工作。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山东分局成立，还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了山东的各抗日起义武装，拥有部队2.45万人。

可毛主席和党中央依旧觉得还不够，又派了陈光和罗荣桓率领115师的主力前往山东。还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担任司令员，朱瑞担任政治委员。

这些人都是后来名动天下的人物，其中陈光和罗荣桓在山东表现尤为突出。陈光一到山东就带着115师打了陆房突围战，创造了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我军歼灭日军一个建制大队的模范战力。

罗荣桓也不落人后，在军事方面也多次率领部队挫败日军的阴谋，还展现了相当强悍的政工能力，极大鼓舞了军心，很好的协调了各方。后来在毛主席的点将下，建立了以罗荣桓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结构。

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迅速，多次挫败日军的扫荡。而且还获得了当地开明士绅的支持，他们不仅将手中的武装编入八路军部队，还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入伍。

如此，到抗战结束时，山东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27万人，民兵也有50万人。也成为了各抗日根据地的优秀代表。

那么与以上两个根据地相比，东北的抗日联军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 结合史料我们会发现，东北的情况与这两个抗日地区截然不同。

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相比，东北严重缺乏党的真正的统一领导。

这话并非空穴来风，仔细查阅史料可知，在东北军放弃东北后，东北开始涌现大量的抗日武装力量，一个个风云人物开始出现在东北抗战的大舞台上。

像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师长的周保中，黄埔军校高材生赵尚志，能力出众的杨靖宇等重要的军事干部，也被满洲省委委以重任，先后组织的抗战武装。

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不断团结和争取各种抗日武装。

例如在1933年，杨靖宇聚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的首领，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自那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逐渐成为了东北抗日战场的主力。

按理来说，有党的领导，东北抗联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发挥出巨大力量。但可惜，当时对东北抗战起大影响的人不是毛主席，而是王明。

虽然王明对促进党对东北抗日战场的主导起到了作用，可他明显没有毛主席那样的领导能力。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王明就对满洲省委产生怀疑，再加上刚刚代理满洲省委书记的杨光华在处理省委文件的过程中没有执行王明的指示。

因此王明通过中共代表团发布指示，在1935年直接撤销了满洲省委，另外成立了包括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在内的4个省委。

乍一看，这个命令好像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杨光华保留的文件被敌人查获，杨光华本人还一度被苏联定为“内奸嫌疑”，被送进了劳动营。

而且东北各抗日部队流动性很大，联系较为困难。仅靠一个省委就想要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比较困难的，改组势在必行。

然而王明没想到，他的这道命令给东北抗联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

在刚开始的时候，满洲省委通过改组的确增强了独立指挥作战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抗日斗争。

比如东南满的第一路军在新省委的领导下利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屡次挫败日伪讨伐部队，还歼灭了伪军邵本良部，收编了抗日义勇军左子元和高维国等部队。

北满临时省委也领导抗联第三、第六军在松花江下游大显神威，被日军称为北部国防上的心腹大患。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6月，共毙伤俘敌1100多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吉东省委成立后，也加强了对吉东地区抗联部队的领导，各部队作战斗志高昂。向抗联第五军在大盘道设伏一次歼灭日军300人，之后不断连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第五军部队也在1937年发展到3000人。

但可惜这些局面很快就被打破，渐渐的4个分散的省委开始意识到问题。

因为4个省委彼此之间联系较为薄弱，而且各大游击区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彼此关于斗争策略一旦产生分歧，很难达成一致。而且时间一长，很容易助长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倾向。

率先作出反应的是东满和南满省委，1936年，在魏拯民和杨靖宇在泾川县河里地区会晤，不仅将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而且还将两个省委合并为东南满省委。

很明显，各个省委也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解决满洲省委被撤销之后的问题。然而东满和南满省委的问题解决了，可吉东和北满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在撤销满洲省委的过程中，中共代表团通过吉东特委向北满党组织转述时存在诸多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使得北满和吉东负责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猜疑。

虽然吉东省委的负责人周保中曾一度出面斡旋此事，但因为种种原因，北满的赵尚志怀疑吉东党内出了问题，他对王明的安排并不是特别认可，甚至还亲自前往苏联，准备阐明情况。结果却在苏联被关押。

总之，在王明等人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根本就不能做到像山东根据地一样建立起以罗荣桓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

正如后来东北抗联战士所说：1937年是我们发展壮大的时期，但因为没有统一领导，紊乱了党组织系统，使得党和军队完全陷入分裂状态。东北的敌人是统一的，敌人以统一的领导及统一的军事政治来进攻我们，我们却不能够以统一的计划来反击。

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重视。像山东和河北地区，都能够接受毛主席的直接领导，都能够及时接受新的毛泽东思想。

但可惜1937年11月，王明等中共代表团成员返回延安，自那以后，东三省党组织完全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东北抗联很难及时更新换代自己的革命思想，无法灵活运用新的革命理论。

正如网友所说，毛主席的革命思想通过四渡赤水以及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早就已经从革命的1.0版本升级到了3.0版本，而东北抗联却还停留在初始版本。

当然东北抗联中也有接触过毛主席的人，如抗联第二军参谋长陈龙和抗联第五军战士蒋泽民。他们两人在1938年先后来到了延安，和毛主席有过亲切接触。

据记载，在听完两人关于东北的报告后，毛主席曾指着路边的小草说：“你们看，春天到了，小草都长出来了。然后以此为引，告诉他们，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艰难曲折的过程。”

之后，重庆谈判，陈龙和蒋泽民二人，更是一个担任了毛主席的警卫秘书，一个担任了毛主席的副官，在毛主席身边又学到了一系列的斗争经验。

可是这二人和毛主席待的时间较短，能够传递多少关于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恐怕也是存疑的。因此东北抗联的战士在作战方面难免吃亏。

与河北地区抗战相比，东北地区缺乏人民战争的基础。

在关内地区，虽然日军也曾狂飙突进连败国民党各路军队，但因为中国太大，日军战线被无限拉长，因此日军在关内很难真正实现对地方的统治。

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带领八路军可以在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建立敌后根据地，和日军打治安战。

而且关内的战场一直都有两个，一个是敌后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尽管国民党正面战场发挥不佳，但正面战场依旧给敌后战场创造了机会。

反观东北抗日战场，日军很早就对东北进行渗透，对东北的风土人情甚至是人口和地形早已摸得很透彻了。

等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从各个方面统治东北。除了对大城市进行武力占领经济侵略和建立行政统治以外，日本人甚至还把统治的触须伸到了东北乡村的各个角落。

根据资料记载，日本人先是通过打压利用和瓦解等手段，一步步将旧官僚阶层收边，如强占以东北官营号为代表的四行号官僚资本，成立伪中央银行，试图以此为基础从金融领域干预乡村生产关系。

另外日本人通过权力渗透改造农村行政系统，一步步瓦解了东北乡村的固有社会规范，构建起为殖民服务的新型农村权力体系。

甚至，日本人还针对基于东北传统商业资本和金融支配农村的核心环节粮栈下手。不仅设立共同农业仓库分离粮栈的仓储职能，还对东北固有粮栈为代表的民族资本进行反复清理，全面监督控制粮栈与农民之间的交易行为。

靠着这一系列的手段，日本建立起了掠夺东北农村农产品和人力资源的一整套体系，对农村的掌控可谓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的地步。

除此以外，日本还对东北进行移民和搞保甲制。

关于移民，据史料记载，日本侵略者大规模驱逐中国援助农民，转而由日本移民取而代之建立所谓的开拓村。甚至在1937年的时候，日本还制定了号称对东北20年内百万户移民的计划。

虽然到伪满灭亡之时，日本只完成了移民14万余户的目标，但这些移民依旧对日本对东北的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会时时刻刻监视着当地的中国百姓，像一个个微型摄像头一样，不断的压缩封锁东北抗联战士的生存空间。

关于保甲制度，相较于日本移民，这一手段更为狠辣。

记得在河北地区，边区就曾在1938年颁布了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当地人民编入了基于保甲制的民兵网络，形成的每村有分队，每区有中队，每县有大队的三级体系，使得河北地区的民兵组织蓬勃发展，一度形成了保家护村全民皆兵的现象。

而东北地区刚好相反，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为了彻底控制基层民众，也为了从根本上剿灭抗日武装力量，日本殖民者采用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保甲制度。

据日伪当局颁布的《暂行保甲法》，日军在东北建立了保甲制度组织和自卫团组织，还确定了保甲连坐规约。

在这套制度下，十户为一牌，以一村或相当区域内之牌合为一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域内之甲合为一保。所有的基层百姓全部都被纳入到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中下，让日本殖民者可以顺畅的从每个角落汲取所需的资源。

而且，在保甲连坐规约下，10家连坐，1人通匪，全家受罚。1户通匪，9家连带受罚 。一保内出了匪，保长也要受到制裁。所有人都被警告和约束着，很难和抗联战士进行沟通。

最要命的是，年满18岁到48岁的男子，都要被逼着参加自卫团，自卫团作为警察的辅助机关，负责帮助警察镇压当地百姓和对付东北抗联。

根据资料显示，仅到1935年年末，自卫团就扩大到了177.4万人，此举大大增强了日军对地方的统治，当地百姓也被逼着跟随日伪军讨伐抗日军民。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东北的百姓依旧悍不畏死的帮助抗联战士，例如1939年有一位老大爷冒着巨大的风险，带着一袋苞米进山帮助杨靖宇。还有很多甲长、牌长表面上为日伪服务，暗地里为抗联战士筹粮筹款。

但是，他们都冒着极大的风险，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烈代价。在1938年4月间，日伪军就将30多位屯长、牌长和群众抓到赛马集残忍杀害，制造了赛马惨案。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终究和关内根据地是不同的，东北地区很早就进入了抗日战争，没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也没有获得毛主席思想的更新换代，相当于新手村打boss。

再加上日本人在东北下的力度大，自然也就没有了照搬山东和河北模式的可能性。

不过即使如此，东北抗联依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消灭了日伪军10余万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一点依旧是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和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