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降水不足70毫米却遭洪灾,西北城市如何旱涝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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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新疆沙漠公路被淹、今年7月敦煌党河洪水直接把G215国道路基掏空、莫高窟紧急闭园——这些画面拼在一起,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西北干旱区城市赖以运行的基建和应急体系,是在一个“几乎不下暴雨”的静态气候假设上搭建的,但这个假设已经失效了。
同样是海绵城市,东部多雨地区按“渗、滞、蓄、净、用、排”均衡配置的标准来建,要的是雨水就地消纳、不积水;西北干旱区如果照搬这套标准,透水铺装把本就稀缺的雨水全渗到地下、再被两三千毫米的年蒸发量抽干,等于白忙一场。
之所以把这两个方向放在一起比,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课题——如何用城市基础设施吃掉极端降水——但所处的水文条件完全相反,一个怕水排不掉,一个怕水存不住,正是这个差异,逼出了西北干旱区基建升级的真正方向。
对比下来,最关键的不同不是投资规模,而是技术路径的底层逻辑:东部海绵城市靠“渗”和“排”解决内涝,西北干旱区必须把优先级反过来,把“最大化存蓄、最小化蒸发、优先资源化利用”作为核心目标。
这意味着要适度降低透水铺装占比,把重点放在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和密闭地下储水空间上——雨水可以收集,但不能让它大量下渗,更不能让它裸露蒸发。
陕西渭南渭河生态运动公园的实践已经验证了这条路:28个汇水分区通过透水铺装和下沉式绿地组合,既解决了强降雨内涝,又让收集的雨水用于绿化灌溉。
由此延伸出的第一个升级方向,是把过去“单一抗旱”的基建底子,系统性替换为“旱涝同防”的工程体系。
西北干旱区80%以上的水库建成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城市内涝设防标准偏低。2026年7月敦煌洪水就是一面镜子:上游强降雨形成洪峰,城区河道出现漫溢险情,G215国道部分路段损毁封路,莫高窟窟区积水、崖体碎石掉落、洞窟湿度异常上升,全天闭园。
这些损毁的设施——国道、省道、景区——在当初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过洪涝冗余,因为没人觉得年降水不足70毫米的地方需要防洪水。
落到具体工程上,巴彦淖尔市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本:境内27座水库加两个应急分洪区,汛期优先把洪水导入滞洪区存蓄,枯水期再向灌区补水,在保障1.5万平方公里保护区防洪安全的同时,支撑上千万亩耕地的旱期灌溉。
这套“除害兴利一体化”逻辑的可复制性在于,它不要求推翻已有水库体系,而是通过增加滞洪空间和调度机制,让同一套工程同时承担排涝和蓄水两种功能。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升级方向,是干旱区海绵城市标准与雨水资源化技术的捆绑落地。
甘肃高台县建了一个19.8万立方米的生态调蓄池,把城市再生水和汛期收集的雨水全部导入荒漠生态修复链条,苗木成活率显著提升。中国林科院在河西走廊沙区推广的“集水-储水-节水”体系,根部滴灌让单次灌溉后水分在沙层停留时间达到6小时,是传统漫灌的4倍。
荒漠沙区布设滴灌设施灌溉生态植被
这些技术解决的是同一个矛盾:西北地区2000年以来降水增速是1961到2000年的8倍,南疆平均年降水却只有68.7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到3000毫米——暴雨来了,水来得猛、走得快,几天就蒸发干净。
不把极端降水产生的地表径流转化成可存储的水资源,洪水就只是一次性灾害,过后依然缺水。
不过,这一点不能简单套用到所有西北城市。南疆盆地和河西走廊西部蒸发量极高,密闭地下储水设施是刚需;而祁连山北麓部分城市地下水位相对较高、蒸发量略低,生态调蓄池的成本效益比更优,需要分区域选择技术路径。
基建之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升级同样有一个清晰的对标参照。
传统做法是抗旱一套预案、防汛一套预案,旱涝转换时重新切换指挥体系——这在旱涝急转场景下,切换本身就会造成响应滞后。今年7月,甘肃陇南康县就是典型案例:暴雨前镇里还存在气象干旱风险,暴雨一到,人饮蓄水池被泥沙淤堵,重心从抗旱仓促转向防汛。
相比之下,甘肃武威市2026年首次同步启动防汛抗洪三级、抗旱四级双应急响应,整合406处山洪监测站点、配套543套村级应急广播,累计处置旱涝转换衍生隐患238条,。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修订的2026版防汛抗旱合并预案,直接把两类灾害的响应启动、分级处置、灾后重建全流程整合进同一套框架,不再需要根据灾种切换指挥体系。
把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差异变量很清晰:不是哪个地方更重视应急,而是武威和巴彦淖尔把“旱涝同防”写进了顶层制度设计,从分设的预案转向合并的统一指挥体系,消除了流程切换的损耗。
这比单纯增加物资储备或人员演练更根本——因为即使物资充足,如果指挥体系在旱涝转换时还要重新对接、重新分工,响应时间就永远补不回来。
但这一点在更大范围落地时也有明显短板。武威的实践数据显示,临水景区、户外露营区等分散野外点位的动态监测覆盖仍有盲区。
干旱区乡村群众普遍缺乏山洪避险经验,这是应急体系落地最难的环节——监测预警可以靠技术补齐,但人从“一辈子没见过洪水”到“听到预警就跑”,中间隔着认知鸿沟。
最后落回当下的判断:西北干旱区城市基建和应急管理需要的不是修补式的升级,而是从设计基准上彻底抛弃“只防旱”的单一假设。
东部海绵城市的标准不能直接搬,分设的抗旱防汛预案不能再沿用,水库和管网的设计重现期必须重新校核——因为气候变暖背景下,原来依托干旱区降水量测算的50年、100年一遇设防标准,实际等效重现期已经大幅缩短,工程设防等级在实质降级。
张掖甘州区灌区改造项目用“投资+EPCO”全生命周期运维模式,把年度运维成本压降了37.86%,敦煌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十年来首次止跌回升,这些案例说明升级路径已经跑通,关键在于从这些零散试点走向全区域、全行业的系统性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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