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论坛】四川省地方志资料所见红军长征史料及其价值探析||贾登红 李雨晴

四川省地方志资料

所见红军长征史料及其价值探析

贾登红 李雨晴

摘 要：长征叙事与记忆建构是红军长征途经区域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一环。2026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聚焦四川地区首轮新编地方志资料，可以发现该区域方志通过大事记、专题与附录等多层叙事结构，系统记述与呈现红军长征途经四川区域时的关键战役、建政扩军过程及民族政策实践等内容，形成融政治性、历史性与地方性于一体的方志长征叙事体系。这一书写范式，不仅成功建构地方社会的长征记忆，使长征历史实现本土化、具象化的传承，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及长征精神的传播、研究与弘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与情感纽带。

关键词：长征 新方志 民族融合 四川省

四川省是红军长征期间经过地域最广、时间最长、召开会议最多的省份，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经历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地区。“自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从1935年1月进入川南，到红二、红四方面军1936年走出雪山草地离开四川，长征期间，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全省近一半的县（区）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足迹”，涉及彝海结盟、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懋功会师等多个重要事件与战役，是长征叙事篇章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该区域方志书写不可或缺的篇章。

2020年，四川省地方志及党史研究室启动“四川方志中的红军长征记忆”项目，将方志文本中的“长征叙事”纳入专门研究范畴，旨在系统整理与提炼方志文献中所载的红军长征入川史料，挖掘其背后的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涵。通过四川省内各级新编地方志资料，可以发现对于红军长征这一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的重大事件，其途经区域的相关志书均给予了较大关注，且多将长征这一宏大叙事与地域社会具体的地理空间、民族构成及社会生态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红军长征在四川”地方社会历史记忆书写范式。当下，既有研究成果对长征史实的梳理与宏观论述已颇为丰硕，而从地方志书写文本本身出发，将地方志资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从书写实践、叙事策略与记忆建构等视角展开系统性探讨，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基于此，本文立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地方志资料中所建构的红军长征叙事话语体系，力求展示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如何塑造与彰显“长征记忆”及“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过境叙事的书写

“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是方志编纂的一项重要原则。相较于局限于某一地某一时段的事件性叙事，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程呈现出“一日经数地、一日历数事”的动态性特征。这种独特的事件形态，使其难以被传统方志简单框定与记述。为此，四川地区首轮县（区）志编纂多采用“大事纪年”与“专题记述”相结合的方式，并在“军事”专题下设“兵事纪略”或“重要兵事”等子目，择取关键事件入志，形成适配于红军长征历程的编纂体例与书写策略。

大事记，“是志书中按时序记述大事，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的一种体裁”，“民国时期黄炎培《川沙县志》设‘大事年表’，始开现代地方志使用大事记之先河”。在四川省首轮新编地方志中，编修者多采用大事纪年与专题记述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以求为红军在川转战历程构建清晰的时间脉络与空间轨迹。如《邛崃县志》“大事记·1935年”条目，记载红军“在邛驻扎期间，一面同前来‘围剿’的敌人进行战斗，一面组织群众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分田斗争”，仅简要陈述了基本史实，较为概略；而其“专题记述”则另设“红军过境建立苏维埃政权”专题，用千余字的笔墨记述红军在邛崃建立政权的始末、地址及主要负责人等详情。《阿坝县志》亦采用“大事记+专题记述”双轨并行的书写方式，在1935年、1936年的“大事记”中按月呈现红军在阿坝县的长征历程，而专题部分则详述红军在阿坝的行军路线，两者相互支撑，显著增强方志叙事的层次感与可读性。当然，也需要注意一些比较特殊的叙事形式，如《平武县志》对这一史实便采取“大事记（一）+大事记（二）”的形式，其“大事记（二）”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专题记述”；再如，《若尔盖县志》则将“专题记述”命名为“要事选记”，名称虽异，叙事逻辑却与专题记述一脉相承。

在四川省各县级地方志中，与红军长征内容相关专题通常被置于“兵事纪略”（或“战事”“兵事活动”等）子目之下，且多以“红军长征在某地”（或“红军过境”）为题呈现，对红军长征过境期间的重要战役、会议或事件进行“深描式”叙事，形成独具特色的一类军事专题编排撰写。如《红原县志》中便撰有“红军长征在红原”专题，完整地罗列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期间，各路红军经过红原时的具体行军路线及相关战役。《会理县志》“军事篇”下设有“革命武装斗争”一章，并在该章专设“红军长征过会理”一节，以时间线条为脉络，详细记述红军长征过会理的历程。再如，《普格县志》“军事篇”下的“兵事纪略”一章也以“红军长征过境”为题，通过时间线条进行叙事呈现。当然，除按时间线条进行叙事编纂外，还有以“专题战役（事件）”为主叙事的撰写手法。《古蔺县志》便将红军长征在古蔺期间重要战役分为“四渡赤水三过古蔺”与“活动纪略”两个专题，既强化了红军长征中重要的军事活动叙事，如“四渡赤水”战役，又通过“惩办贪官”“安贵村分粮”“打云庄”等事件性叙事，完整地反映了红军长征在该县境内的情况。《泸定县志》亦是类似，对于著名的“飞夺泸定桥”战役，该县志描写道：“安顺场距泸定桥160公里，沿途峭壁参天，隘口重重，羊肠小道忽上忽下，盘旋曲折，敌军择其险要位置扼守。”“29日晨红军占领西桥头，桥板已被拆除七八十米，13根光溜溜的铁链悬空摇晃。敌军凭借泸定桥天堑，踞守对岸。”“三连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叙事语言十分生动，对红军飞夺泸定桥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深描。另如，《丹巴县志》“兵事纪略”专节下的“红军长征在境内战事”部分，通过对1935年5月下旬红军“镇布河坝强渡大渡河”进入该县境后的“南街战斗与占领丹巴城”等4次战役的描写，展现了红军长征过境的历程。此外，除行军与军事对抗之外，“会议叙事”也是红军长征记忆建构的重要一环。如《炉霍县志》在军事专章中专门以“长征中的‘炉霍会议’”为题，详述其经过与内容，指出“这次会议为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和后来共同北上奠定了基础”，从会议书写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红军长征军事专题的叙事。

市（州）级方志对红军长征的叙事，多为县级方志记述的总括、提升与凝练。如《阿坝州志》在编写时进一步优化编纂体例，将“红军长征志”提升为独立门类，与“自然地理志”“民族志”“军事志”等并列，打破了传统军事专题的局限，下设“长征路线”“战事”“重要会议”“地方工作”“宣传、教育、后勤”“民众支援”“红军走后的斗争”7章，详细而完备地介绍了红军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各项活动。这种编排方式立足于市级行政区划的宏观视角，整合辖区内各县（区）红军长征相关史实，不仅实现对红军长征过境历程较为全面、系统的叙事，而且也较为充分地彰显红军长征在当地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相较于《阿坝州志》中的浓墨重彩，四川省其他州志的编纂则多采取县志已有的叙事体系，如《泸州市志》《凉山彝族自治州志》等，仍多将红军长征归类于“军事”范畴，通过专题性的战役叙事来呈现红军在境内的历程。但无论如何，这些记载共同勾绘出红军在四川地区的长征图景：一方面通过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摆脱敌军追堵，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适时召开会议凝聚思想，为持续转战奠定基础。虽然方志书写多是一种“局部”的红军长征记述，却也可相互拼接、彼此印证，与其他史料形成互补，最终依托方志这一载体拼接成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完整史实脉络。

“红军长征”中地方社会记忆的建构

红军长征深刻形塑并持续建构着途经区域的地方社会记忆。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总结红军长征意义时所言“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即红军长征并非单纯的军事转移，其背后牵连着革命文化宣传与地方社会动员等诸多问题。其间，既有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叙事。如《平武县志》记载，1935年春红军入境后，“随即建立中共平南县委员会，并相继建立平武、平南两个县苏维埃政府、20个乡苏维埃政府、97个村苏维埃政府及工会、农会、妇女会、少先队、童子团、游击队等组织，领导贫苦人民打土豪，分浮财，开展土地革命”。这些记述，有利于我们拓展与丰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微观维度，深化对革命传播、政权建设与社会记忆生成机制的理解。

其一，地方社会对红军“认知记忆”的建构。对于“红军”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队伍，在四川省除少数已有革命基础的区域外，其他大多地区对此是存在疑虑的，加之敌对势力的歪曲宣传，更使得沿途民众对于红军长征过境持有疏离乃至逃避的态度。如《甘孜州志》记载：“1936年5月5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同志的率领下，从云南的中甸出发进入康南后，沿途张贴布告，表明红军‘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安居乐道，毋得惊慌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再如《得荣县志》记载了“一块木牌”的故事：1936年，红二军团四师先头部队在距三家村不远的水磨弯，见路旁插一木牌，上写“红军长官：我们上桥头村，只有十八家穷佃户，都由此逃到山头上去了。在上桥头村以内的云南地界里，没有土匪伏击你们，但望提高警惕，敬祝安康”，落款是“上桥头：廖扎安”。这块木牌既是“善意的提醒”也是“疑虑的顾忌”。

对此，红军在长征途中不仅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而且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赢得了四川区域民众的支持。在《普格县志》的“红军长征过境”专题中记述1935年5月，“红军取道下坝、古家坪、扯扯街、鱼水、波洛坪，在宾家营盘打尖休息。在一百姓家取用了些烧柴、酸菜，临走时找不见主人，乃留下钢洋付酬。晚宿五道箐马日丁子。百姓纷纷赶来送鸡送蛋，红军都如数付钱”。在得荣县境，1936年5月10日，“红二军团前卫部队进入得荣县府所在地松麦。在部队驻扎期间，为了群众藏在牛圈里的一缸青稞专门召开了一次支委会，最后决定，用白洋买下这缸粮食，并附有感谢信一封”。再如《道孚县志》记载1936年7月19日，“红军陆续离开道孚，群众夹道欢送，有王寿才（仁钦多吉）等人参加红军；为红军当翻译、作向导的40余人到达川陕边境后返回”。《古蔺县志》则记载道“红军四渡赤水，三进古蔺，历时53天，遍及60多个乡镇，所到之处群众箪食壶浆，欢迎亲人，数百名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红军”。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红军才最终赢得人民的信赖，由“陌生的过境军队”转化为“可信赖的人民队伍”，为革命的传播与社会动员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地方社会参军记忆的建构。此类记忆往往与各类动员、号召密不可分，如《冕宁县志》“大事记”记述1935年5月23日下午，“在县城文庙（今冕宁中学）大成殿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抗捐军”。在其后的“军事”部分则详细记述地方“抗捐军”建立的过程：“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到冕宁县城，地方工作部即派红军干部陈云生和本地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李祥云、张瑛等下乡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捐军，在西街向德伦家设立报名登记处，23日文庙大会上，红军总司令朱德号召‘穷人要有出路就要武装起来’，大会宣布成立冕宁县抗捐军”。“抗捐军建立后，发展迅速，几天内便建立5个中队500余人的队伍”，有城厢中队、惠安中队、大桥中队、回龙中队、峡口中队等。又如《越西县志》记载，1935年红军过境后，成立“以王观澜为首的地方工作队，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坐质’彝族头人和受害群众500多人。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开展打土豪分浮财，镇压恶霸，慰问‘三·二七’暴动中死难者的亲属。建立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余志林、政委王克洪。并在南北乡、保安、赖溪沟建立了游击队”。再如《青川县志》则在“附录”中抄录一张曾张贴于木板之上的“成立地方武装”的告示，落款时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四月”，告示写道：“工农穷人们！兄弟们！快快起来！成立地方武装！踊跃参加红军！要想解放全国民众，首先拿下四川江山！争取我们穷人的最后胜利和解放！”另如《平武县志》记载道：“红军在县境停留56天，建立3个县（含赤水县）苏维埃政府、20个乡和97个村苏维埃政府。1156人参加红军，1093人参加支前工作。”此类叙事生动再现民众积极投身革命的鲜活记忆，彰显红军革命理想与社会动员的感召性。

其三，抗日动员在地方社会记忆中的建构与传播。《道孚县志》记载红军张贴在扎坝莫洛寨的一则布告：“万恶日本倭寇，与我不共戴天。痛恨‘二十一条’，迫我承认在先。‘五卅济南惨案’，屠杀我同胞万千。‘九一八’以来，东北四省强占，焚烧屠杀劫掠，祖宗坟墓消湮。目睹两月以还，空前巨大事变，吞我北平天津，占我上海半边。”布告以直白恳切的语言陈说当时全国抗日形势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之深，而后又言“中国地大物博，海陆空军齐全，人口四万万余，战时尤有后援，抵抗日本小鬼，胜利定操左卷”，以求坚定民众的抗日决心，最后则写道“如此妥协下去，祖国就要完蛋。特此痛切布告，警告同胞为先”。除布告外，红军在长征途中书写的标语，也是抗日动员在地方社会实践的重要载体。如金川县勒乌乡的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华北、山东”，以及若尔盖县达戒寺墙壁上书写的“番民联合红军抗日反蒋”等标语，虽简略，却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了抗日主张，在当地播下爱国救亡种子，成为地方社会抗日记忆建构的重要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长征并未过境的区域，也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形成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地方社会记忆。翻阅此类区域的县志可见，其“大事记”与红军长征遥相呼应，折射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征调民夫修筑碉堡、摊派钱粮与军队调动等相关记录。如《彭县志》记载：1935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占领茂县，彭县官绅惊恐。县政府急令何吉三率‘山防队’200人往宝兴乡牛圈沟设防堵截。又指令成立碉堡构筑委员会，限期筑碉防共。于是各乡保遍建碉堡。是年，成立彭县清共委员会。次年撤销。”《新都县志》同年4月记载“为防阻川北红军，新都县成立治安维持会，负责配合完成成绵封锁线。在境内修筑碉堡136座，将保卫团编为12个中队日夜驻守”。《简阳县志》记载同年8月“参谋团派别动队来县督修城垣、碉堡，在附城和要隘处建成碉堡数十座”。其时，这些碉堡都是派发给民间修筑的，如《新津县志》就记述道“群众出钱出力，不堪其苦”。这些未过境区域的地方记忆，与红军直接过境区域的县志记载相互印证、彼此补充，共同勾绘出红军长征在四川地区艰难而光辉的历程，也完整呈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对四川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中民族政策的实践叙事

四川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多民族省份”，其中“居住着汉族和彝、藏、羌、土家、回、苗、蒙古、满、白、纳西、布依、傈僳、傣、壮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四川，其革命征程得以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的反抗斗争交汇，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推动了该区域民众的觉醒，更标志着“他们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如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共中央和红军政治领导机关在今州境内制定和发布了许多重要的民族政策，主要有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自决，建立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人民革命党、番人革命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长征中重要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提倡与贯彻“民族平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倡与贯彻，在诸多地方县志史料中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记。1935年5月20日，据《冕宁县志》记载，“红军先遣团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到达泸沽”，“22日一团向拖乌行进，前卫在喇嘛房受阻。经多方努力，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果基支头人果基小约达，在彝海边歃血结盟。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区”。此次结盟并非简单的临时妥协，而是红军民族平等思想的生动践行，以兄弟相称、盟誓为证，打破了彝族群众对汉族军队固有的偏见，开创了彝汉民族团结的新局面。23日，在冕宁县城文庙召开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朱德讲道“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其间，红军还在冕宁县城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广泛使用并公开张贴的一类宣传载体，“布告”以通俗直白的语言，向彝族群众与各界人士清晰地宣扬了红军的政治主张、革命宗旨与行动纲领。再如《甘孜县志》中的“红军为保护甘孜喇嘛寺的布告”，该布告写道：“中国抗日红军为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在甘孜县，“对于宗教和民族上层”，红军在长征期间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朱德同志专程到白利寺向一心为红军办事的五世格达活佛告别，同格达活佛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还送给格达活佛一副望远镜作留念”。

因为与少数民族的真诚互动与平等相待，红军很快获得了长征途经区域多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得荣县志》记载道：“1936年5月，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下，长征抵达云南省中甸县以后，略作暂时的休整。这时，中甸喇嘛寺的松谋活佛先后两次致函维西东竹林水边活佛，告诉他‘红军系借道北上，他们食宿付钱，民心倾仰’。并告诉他红军在中甸十分友好。”虽然水边活佛最后没有选择相信，但松谋活佛的信件却也折射了红军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对于此事，《乡城县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可为呼应。1936年5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从中甸出发，向定乡挺进，同月十四日抵达定乡县城。在这之前，云南中甸归化寺乡城空称内的乡城籍僧侣派人来桑披寺，告知红军在中甸对寺庙、百姓秋毫无犯，以及红军要路过定乡北上等情况，决心不与红军作对，以要求二十四军增兵来乡城保境安民为借口，将县长送出定乡，遣散了县署人员，并告知四乡百姓，不准向红军开枪”。“红六军团在定乡休整了七天，向桑披寺赠送了以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为名题有‘扶助番族独立解放’的红色锦缎匾和银锭、银壶等物”。这些方志资料相互印证，清晰地展现了红军长征途中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宗教信仰、严守纪律的作风，正是这种真诚相待与务实举措，打破了民族隔阂，为红军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第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的实践。《甘孜县志》记载“为了更好地发挥积极分子作用，更好地实施民族团结平等，更好地团结宗教和民族上层，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支援红军北上抗日，红军决定在康区建立藏族人民自己的革命政府”，5月1日在甘孜县召开区域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德格、甘孜、道孚、炉霍、瞻化（今新龙县）、泰宁（今乾宁县）、雅江、里塘、白玉、邓柯、石渠、同普（今西藏江达县）以及大小金川等16个县的代表约700人”，“并一致公举多德（德格藏族）为政府主席，达吉、孔萨（均为甘孜藏族）为副主席”。该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的一次具体实践，不仅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在特殊的情境下，“对稳定长期动荡不宁的康区社会，促进民族繁荣，对克服国民党反动政府搞‘坚壁清野’造成的物质生活困难”都起到了一定作用”。除甘孜外，其他地区也相继建立起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丹巴县志》记载道，1935年11月，“驻丹红军和川陕省委派出干部，在丹巴建立共产党丹巴县委及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组建丹巴番人独立团，马骏任团长。后，丹巴番人独立团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再如《炉霍县志》记载：“红军进入炉霍后，经过广泛宣传动员，于1936年4月15日召开全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成员除有藏族劳动人民参加外，还有当地汉族劳动人民和藏族爱国上层人士参加。

第三，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其承担翻译、筹粮、宣传与基层动员等相关工作。《金川县志》记载“1935年6月到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驻留金川，建立革命根据地”，“恢复西北联邦政府”，许多少数民族青年在其中担任了要职，如马显文（回族）任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克基（藏族）任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主席等职。再如《马尔康县志》记载“1935年6月至1936年7月，红军三次进出马尔康，在境内经过、滞留、往返一年之久”，“在马尔康境内建立了以党坝为中心的13个乡一级、80余个村、寨一级的苏维埃政权，同时，还建立了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和革命军、游击队等藏族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进行争取群众、清匪除霸、宣传教育、恢复生产、筹集粮草等一系列工作。”对此，方志的编纂者还特别强调：“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又名桑吉悦希）、已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事组组长净多·孟特尔、已故甘孜军分区司令员沙拉（又名莫牙古古）、高福贵、高大姐、高二姐就是在这一时期参加红军的。”这些人名的罗列，不仅清晰还原了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的人生轨迹与成长历程，而且从其担任的职务还可看出他们已然成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力量，为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作出了贡献。

第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红军长征的支持与帮助叙事。1935年5月，“红军进入越西境，南箐彝人八且兹哈、补叶木呷带领群众50—60人至拱洞桥欢迎红军，并把红军护送到越西城。在途经猴子岩过河时正值洪水，彝族群众在前面探水带部队过河，并背扶一些伤员和女同志涉水过河”。在炉霍县，红军北上时，当地“派出了不少向导和翻译，还有13名青年群众参加了红军北上，在途中既是翻译，又为向导”。且在“红军北上后，留炉红军达1100多人”，当地积极配合安置好红军，“用各种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小撮反动封建农奴主作斗争，保护了一批留炉红军，部分红军被转送内地，300余名红军与藏民结婚成家。到1951年，留炉红军幸存者尚有123人”。《越西县志》转引“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所编《二万五千里》一书中的《‘倮倮’（彝）投军》一文这样追述道：‘这里（越西）对红军的认识更加清楚了。于是附近群众自动投入红军的愈来愈多，在二三个钟头内，加入11团的达700余人，就是‘倮倮’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加入红军的彝民另外编成1个连’”。《巴塘县志》记载，1936年5月24日，由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进入中咱，“休整后，得中咱村藏民喇嘛拉波（又名格桑泽仁）作贺龙藏文秘书和翻译，继续北上”。

总之，正如《乡城县志》中所总结的：“半个世纪以来，红军长征过乡城时‘枪不响，鸡不鸣，狗不叫，麻雀也安宁’的传说，红军严明的纪律以及与藏民的鱼水情谊等红军的故事广为流传。”这段质朴而生动的描述，恰是红军长征途经少数民族聚居区时，严守纪律、尊重民俗、与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真实写照。而新方志中诸如此类的记载与叙事，不仅让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深厚情谊得以代代相传，成为地方社会的一种知识文本，而且成为后世民众回望长征历史、理解长征所蕴含民族精神的窗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而有力的历史佐证。

新方志中“长征文物”的叙事建构

长征文物遗存的保护与利用，对于地方长征记忆建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方志对于长征文物的记述既散见于各市县志的“文物”“附录”等专栏，又有专门的省级文物专题志予以系统收录。如《若尔盖县志》就专门辟有“附录”专栏，记载“红军遗留文告、标语、歌曲和快板词”等内容，为还原当地长征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兴文县志》在“地面文物”部分特辟“红军遗迹”专题，记述道“关田坝新房子有红军漫画一幅，画于厢房堂屋的墙上，高约2米，宽约1.2米。漫画揭露了军阀杨森杀害无辜群众的罪行”。在省级文物专题志层面，《四川省志·文物志》专门设立“近现代文物”专题，系统性收录长征相关文物；《红军长征在四川图志》则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对长征文物及相关历史进行深度挖掘，其编纂者在前言中便明确指出该书“对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特别是行军路线、行军里程、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支援和帮助以及红军长征相关的遗址、遗迹等，进行了一次普遍深入的调查发掘”。这些方志史料的整理为长征文物的保护、利用及地方长征记忆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支撑。

在诸多的“长征文物”遗存中，“标语”是最为凸显的一类遗存，它不仅种类多，而且频频在县志中出现。以会理县为例，红军当年长征共行经会理31个乡镇，该县“至今还保存有‘四川工农群众暴动起来，打财富去！’等标语108条，文物103件”。再如，在邛崃，“红军在开展革命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石刻标语。据1958年调查统计，全县尚存100余条。至今保存完好的有40条，大部集中存放于石塔寺区苏维埃和太和区苏维埃旧址。这些石刻标语原分别刻在碑石、条石、山岩、石坊、石壁、石柱上。字体有隶书、楷书、美术字等”，内容则有“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中国快要亡了，只有抗日反蒋才能自救救国”“穷人不愿当亡国奴只有来参加红军，才是出路”等。另如，梓潼县许州镇内有一座“红军桥”，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曾在此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该桥石栏华板上雕刻有“劳苦青年参加苏维埃政权，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帝群众和革命”“工人要加入自己的赤色工会，欢迎民团兄弟携枪投诚，活捉田颂尧”等标语，解放后，“当地人民皆称桥为‘红军桥’”。这一称谓的演变，折射出标语作为红军长征途中最普遍、最具宣传动员载体，其功效不可替代。它不仅传递了革命思想，更深深扎根于群众心中，成为连接红军与人民群众的精神纽带。

除标语外，新方志对承载红军军事作战与革命活动的遗址也给予了同等的关注。这类书写多以具体的地理坐标为锚点，将宏大的长征叙事具象化、落地化，让“战斗”“行军”等抽象的革命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历史印记，彰显了方志记录历史、传承精神的价值功用。如《阿坝州志》在“文物名胜志”的“遗址”一章下特设“革命活动遗址”专节，内容涵盖会师遗址、战斗遗址、建筑遗址以及会议遗址等，全面呈现红军在当地的长征足迹与斗争历程，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长征红色遗址图谱。革命文物遗址的书写，以“彝海结盟处”为例，《冕宁县志》的记载既完整还原了历史场景，也勾绘了其保护传承的历程：“1935年5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部队刘伯承司令员同当地彝族头人果基小约达在此歃血结盟。1980年7月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彝海结盟处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建立彝海文物保护标志”，并划定“以海子为中心，包括林地、草坝、荒坡、沼泽、水面共4600.6亩面积为彝海重点文物保护区”。再如普格县的“红军树”遗址记述道：“1935年5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过普格，在坪塘大树下休息，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给当地农民留下难忘的印象，传颂至今。1977年8月1日，全县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上，县革命委员会将这株大树命名为‘红军树’并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树”在新方志中的书写生动地诠释了红军与群众鱼水情深的故事，也成了长征精神传承“活着的载体”。

举办陈列展览、建立红军烈士陵园亦是红军长征记忆建构的重要途径，两者通过实物陈列与精神缅怀，使长征记忆得以常态化传承。如《古蔺县志》记载道“1958年，太平渡建起长征纪念馆，展出红军文物百余件。1977年8月，纪念馆扩建，更名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馆藏文物200余件”，涵盖号谱、医书、印章、纸币、宣传画等。再如，《金川县志》收录一通《红军烈士碑记》，记录当地缅怀红军烈士、建构长征记忆的历程。该碑由金川县人民政府立于1984年8月1日，碑文中写道：“红军在金川期间，迭遭危难，历尽艰辛。”“解放后，靖化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6月，将收集到的352具红军烈士遗骨，在城厢乡金家坡合葬，建立红军烈士墓。1978年人民政府在沐林新建金川烈士陵园，将红军战士墓迁入园内。为缅怀红军战士的丰功伟绩，1984年7月再次培建，并撰文以记之。红军战士永垂不朽！”

借助具象可感的实物载体与专属空间场域，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记忆得到不断延伸与拓展，并牢牢植于地方社会记忆叙事体系之中。与此同时，四川地方层面的长征记忆也始终处于动态塑造与主动言说的过程中，史料挖掘与文献整理工作仍在持续深化。如2013年版《松潘县志》，在附录中增加一章“补详：红军长征在松潘”，收录大量此前未被发掘与整理的珍贵史料，为长征记忆在地方的传承与深化，提供了扎实的文献支撑。正如西方记忆史研究者皮埃尔·诺拉所言“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换言之，新方志中长征叙事的编纂与传播，就是为了消解大众与地方革命历史记忆之间的隔阂，让长征记忆或言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这也是当代方志存史、资政与育人功效的生动彰显。

结 语

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动员、社会变革与记忆塑造实践，“四川也是铸就红军长征精神最重要的地区”。综合上文，可以发现四川各区域的新方志以其系统性的史料编纂与多维度的地方叙事，构建了融历史叙事、军事记忆与民族共同体建构于一体的地方社会长征记忆体系。这一体系超越单纯的史实记录，不仅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一次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而且通过红军长征在四川独特的历史记忆叙事，形成层次丰富、血肉饱满的“地方长征记忆”。

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回顾与审视四川新方志中的长征叙事，其意义远超文献整理本身。该区域地方志资料对长征历史的撰写，既是地方社会历史经由方志这一独特载体实现文本化留存、系统化梳理的过程，也是后人认知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的重要依托。长征是什么？长征如何行进？长征的精神又体现在何处？对于这些问题，该区域的新方志均给出了具体、生动且具地方特色的书写与回应，而这些书写与回应，又进一步建构了地方志所在区域社会大众的身份认同与历史归属感，深化了地方层面的长征记忆。四川新方志中所构建和传承的红军长征记忆，不仅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更是新时代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源泉与实践根基。

来源：地方志研究(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3期)

作者：贾登红 李雨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