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带5斤猪肉去相亲，姑娘家穷，她红着眼问：你嫌弃我家穷吗

1982年的冬天冷得不讲道理。进了腊月，豫东平原上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地里的土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跟踩在铁板上一样。我那年二十五，在镇上的砖瓦厂当临时工，一个月挣三十一块五，下了班回家帮我爹伺弄那几亩责任田。家里兄弟三个，我排行老二，大哥前年结了婚分了家，三弟还在读高中，我夹在中间，爹娘最操心的就是我的婚事。

那时候农村娶媳妇，相亲是头一关。媒人介绍之后，男方要带着礼物上门，让女方家里相看。礼物不能太寒酸，寒酸了让人瞧不起；也不能太张扬，张扬了显得轻浮。我娘为这事愁了大半个月，最后托我舅在食品站弄了五斤猪肉，肥瘦相间的五花，用草纸包了两层，又拿麻绳扎得结结实实。五斤猪肉在当时可是份重礼，一般人家过年也舍不得买这么多。

那姑娘叫宋秀兰，是隔壁公社宋庄的，媒人说是家里老大，底下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日子过得紧巴。我娘听了直皱眉，说这家负担太重，怕是要拖累你一辈子。我爹倒是没说什么，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天的旱烟，最后把烟灰往鞋底上一磕，说先看看人再说。

正月初六，我借了大哥那件八成新的蓝布棉袄，骑着自行车去了宋庄。五斤猪肉挂在车把上，在寒风里晃悠，肥肉冻得白花花的。骑到半路飘起了小雪，雪花打在脸上冰凉，我缩着脖子使劲蹬，心里其实没抱什么指望。之前相了三个都没成，不是嫌我个子矮就是嫌我工资低，我已经习惯了被挑剔。

宋庄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房子大多是土坯的，有的连院墙都没有。她家在村最西边，三间矮趴趴的土房，院墙是用碎砖和泥巴糊的，还没有我肩膀高。我推着自行车站在院门口，心跳忽然快了。院里没有狗，安静得有些不像话。一个姑娘正背对着我在晾衣绳上挂床单，穿着灰扑扑的棉袄，袖子上打着两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针脚倒是细密。她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我就愣住了。

宋秀兰比我大两岁，这是媒人提前说过的。大两岁不算啥，她长得也不算出挑，圆脸，眉毛淡淡的，鼻子两侧有几粒雀斑，手背冻得红红的，骨节有些粗。但她那双眼睛让我忘了接话——又黑又亮，像冬天井里刚打上来的水，清得能照见人影。她看了我一眼就低下头，脸红到了耳根，两只手在围裙上反复地擦，说你是赵庆国吧，快进屋，外面冷。

屋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堂屋里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上糊着旧报纸，有些地方被雨水洇黄了，鼓起了泡泡。灶膛里烧着几根玉米芯，火苗不大，但好歹有股热乎气。我进屋的时候被门槛绊了一下，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手里的猪肉撞在门框上，草纸蹭破了一个角，露出了白花花的肥肉。我窘得满脸通红，手忙脚乱地把猪肉放在方桌上，说婶子，这是我娘让我带的，不成敬意。

宋秀兰的母亲从灶台后面站起来，瘦得像一根干柴，头发白了大半，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她接过猪肉的时候手在发抖，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声音沙哑，转身的时候我看见她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宋秀兰的三妹从里屋探出头来，七八岁的小姑娘，扎着歪歪扭扭的羊角辫，看见桌上的猪肉眼睛都直了，拽着她娘的衣角小声问，娘，今天是不是吃肉。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五斤猪肉在我家不算稀罕，我爹在食品站有熟人，逢年过节总能弄点荤腥。但对这个家来说，五斤猪肉大概比他们一个月的油水都多。我偷偷打量了一下屋里——没有收音机，没有缝纫机，连暖壶都是那种老式的竹壳暖壶，竹条断了好几根用布条缠着。灶台上只有盐罐和半瓶酱油，没有醋，没有味精，油罐里的棉籽油只剩一个底儿。

宋父从里屋出来，披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棉袄，拄着一根竹竿当拐杖。他的腰坏了，干不了重活，走路一瘸一拐的。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太敢看我的眼睛，只是反复地说家里穷，拖累了秀兰，她本来可以去镇上念高中的，成绩好得很，但家里实在供不起。宋秀兰在旁边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倔强，说爹你说这些干啥。她给我倒了一碗热水，碗是粗瓷的，沿上磕了一个小口子，但她端给我的时候特意把缺口转到了自己那一面。

吃饭的时候宋母端上来一碟咸菜、一碟酱豆、几个杂面窝头。她大概觉得这些招待客人太寒酸，又去灶上煎了两个鸡蛋，油放得很少，鸡蛋边缘煎得焦黄。她把鸡蛋放在我面前，又给几个小的各夹了一小块。最小的那个男孩眼巴巴地盯着我碗里的鸡蛋，筷子在嘴里含着，不说话也不哭闹，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我把鸡蛋夹给了他，他先看了一眼他娘，等他娘点了头，才接过去一口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老高。

宋秀兰坐在我对面，一直低着头吃饭，几乎不怎么夹菜。我注意到她的筷子总是绕过那碟鸡蛋，只夹咸菜和酱豆。她吃东西很慢，像是在数米粒，我猜她是怕自己吃太快了菜不够。那天中午她只吃了一个窝头，喝了一碗玉米糊糊。

吃了饭宋母让秀兰带我在村里转转。雪停了，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一点光，照在路边的麦秸垛上。我们沿着村后那条干涸的引水渠走了很远，谁都没怎么说话。她不开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走到渠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下，她忽然停下了脚步。我以为她累了，回头看她。她站在那里，两只手交握在身前，因为用力过猛骨节泛白。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庆国，”她说，“你都看见了。我家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爹干不了活，娘身体也不好，底下四个小的要吃要穿要上学。我今年二十七了，不是不想嫁，是不敢嫁。以前相了几回亲，人家一进门看见我这一家子，连饭都不吃就走了。”

她说到这里声音开始发颤，嘴唇在哆嗦，但她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来。雪花又开始飘了，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她灰扑扑的棉袄上。她用冻得红肿的手背飞快地蹭了一下眼角，然后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问了一句话。

“你嫌弃我家穷吗？”

这句话她说得很快，像是在心里憋了太久，实在憋不住了就一口气倒了出来。说完之后她整个人都绷紧了，下巴微微上扬，肩膀僵硬，摆出一副“你嫌弃也正常我不怪你”的姿态，但她的眼睛出卖了她。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里满是恐惧，是那种已经受了太多次伤的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拼命想让自己看起来坚强的恐惧。

冷风从渠底灌上来，吹得枯柳条哗啦啦地响。远处村口的大喇叭里正放着广播，模模糊糊地传过来几句豫剧的唱腔。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的。五斤猪肉，一碟咸菜，两个鸡蛋，几个杂面窝头。这就是她全部的家底，全部能拿得出手的体面。她把缺口转到了自己那一面，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煎给了我，把最真实的贫穷和最脆弱的自尊同时摊在了我面前。

我沉默的时间大概有些长了，长到她的眼眶越来越红，长到她的手开始发抖，长到她低下头准备转身离开。然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在寒风里很清楚。

“秀兰，五斤猪肉不算啥。你要是愿意，以后天天让你吃肉。”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惊了一下。这不是我之前想好的回答，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么直白的话。但说出来之后心里反而踏实了，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她愣在那里，眼睛瞪得很大，嘴微微张着，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很快就化了，变成了一小滴一小滴亮晶晶的水珠挂在上面。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眼泪突然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在冷风里冻得她脸上通红一片。

“你……”她的声音碎了，碎得拼不起来，混着哭腔含含糊糊的，“你说的是真的？”

我没有回答，而是伸手把她棉袄袖子上那根松开的线头小心地扯断了。这个动作比任何回答都管用。她低下头看着我的手，又抬起头看着我的脸，像是要确认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她的眼泪掉在我的手背上，温热的，在寒风里很快就凉了。

从宋庄回家的路上，雪下大了，自行车在雪地里打滑，我推着车走一段骑一段。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浑身是雪，我娘一边给我拍雪一边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那姑娘实诚。我娘又问那姑娘家里怎么样。我顿了一下，说穷，很穷。我娘的脸沉了下去，把手里的笤帚往墙角一扔，说我说什么来着。我爹又蹲在门槛上，把旱烟抽得吧嗒吧嗒响，烟锅里那一小团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的。

我站在堂屋中间，棉袄上的雪化成了水，顺着衣角往下滴。我看着我爹我娘，把宋秀兰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我说她家里负担重，但是她人好。我娘问好在哪。我说她把鸡蛋让给我吃，她弟弟夹我的鸡蛋她知道让她娘点头才让弟弟接，她给我倒水把碗沿的缺口转到了自己那边，她爹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打断了一次，是不想让她爹把她供她妹妹们读书那些事往可怜了说。她穷，但她不卖惨。

那天夜里我爹抽了很久的烟。半夜我起来上茅房，还看见他坐在堂屋里，烟锅里的火光照着他的脸。第二天早上他跟我娘在灶房里嘀咕了一阵，出来之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是看上了，咱就托媒人去说。穷怕啥，人好比啥都强，咱家不也是从穷日子过来的。我娘在旁边不吭声，拿围裙角擦眼睛。

正月十六，我爹亲自去了宋庄。他没有找媒人，说媒人传话容易走样，不如自己上门显得诚心。他带了四样礼——两斤红糖、一包点心、一条烟、一瓶酒，比相亲时候还多一样。回来的时候我爹喝得满脸通红，坐在堂屋里一边脱鞋一边跟我说，那家人老实，穷是穷了点，但是本分。你宋叔拉着我的手说不要彩礼，一分都不要，就图你人对秀兰好。但是秀兰说了，她说她嫁过来可以，有一个条件——她得供她三妹把初中念完，学费她自己想办法挣，不用咱家的钱。

我娘听了这话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站起来走进里屋，翻出了我爹的存折，看了半天又放了回去。她出来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说这姑娘心太实了，一辈子就这一个条件还是为了她妹妹，这样的儿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说完又进了灶房，把过年剩的一块腊肉切了半块，让我第二天给宋家送去。

我们的婚礼定在三月头上。说是婚礼，其实就是去公社领个证，然后两家吃顿饭。宋秀兰的嫁妆只有一口她爹亲手打的樟木箱子，箱子里装着她自己缝的两床被子和几件换洗衣服。箱子很旧了，边角磨得发亮，但木料是好木料，卯榫严丝合缝，打开盖子能闻到淡淡的樟木香。

新婚那天晚上，闹洞房的人散了，我关上门，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像一个等待被验收的士兵。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问她咋了。她没说话，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得不像一个年轻姑娘的手，掌心全是茧子，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灰。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指在我掌心里微微发抖。

她忽然开口了。她说那天你从我家走了之后，我娘跟我说，闺女，这个小伙子中。我问她为啥，我娘说她活了五十多年，见过的人比吃过的盐还多，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她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进门的时候被门槛绊了，猪肉差点掉地上，你脸红了。我娘说，脸红的男人，心不会硬。

我说那你知道我是啥时候下定决心的吗。她抬起头看着我。我说是你给我倒那碗水的时候。你把碗沿上那个缺口转到自己那边，这个动作你自己都没注意到，但我看到了。一个人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做的事情，最能看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以后换我来替你想。

我给她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粉底碎花的，是我们结婚当天她穿的唯一一件新衣服。买布料的时候我特意挑了最结实的那种，想着她干活多穿不坏。她摸着那件衬衫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黯了下去，说我穿这个下地干活糟蹋了。我说那你就别穿它下地，留着赶集走亲戚穿，我给你另做两件干活的衣服。她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忍住了没哭，只是抿着嘴用力点了点头。

婚后头一年是最难的。我一个月三十一块五的工资，要管两张嘴吃饭，还要时不时往宋庄捎点东西。秀兰她爹的腰腿越来越差，阴雨天疼得下不了床，她三妹的学费虽然说是她自己想办法，但我不能真让她一个人扛。我把烟戒了，省下来的钱每个月给老丈人买两瓶虎骨酒。秀兰知道我把烟戒了是因为她，但她从不当面说破，只是每天晚上在我口袋里放几颗花生，说嘴里闲的时候就剥花生吃，别想那口烟。

开春的时候秀兰在院子后面开了一块菜地。那是我家老宅后面一片废置的宅基地，长满了野蒿子和狗尾巴草，土质硬得跟石头似的。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着镐头去翻地，一镐头下去只能刨出拳头大的一个坑，她也不急，就那么一下一下地刨，刨了整整七天，手上磨出了一排血泡，血泡破了又结痂，痂掉了又磨出新茧。我下班回来看到她那双手心疼得不行，抢过镐头要帮她刨，她说什么都不让，说你上一天班够累了，这活儿我来，我有的是力气。

菜地翻好之后她种了韭菜、小白菜、豆角，挨着墙根还栽了两棵丝瓜。用的肥料是她每天早起去村里公厕挑的人粪尿，兑了水一瓢一瓢地浇。她挑粪桶的样子我至今记得——扁担压在她瘦削的肩膀上，两个粪桶晃晃悠悠的，她咬着嘴唇稳稳当当地走，从村东头的公厕到我家后院有将近一里路，她每天挑两趟，一滴都不洒。邻居王婶看了直摇头，说庆国你媳妇干活太拼了，比她见过的任何新媳妇都拼。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拼——她想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不是嫁过来拖累我的。她想用这双手告诉我，她值那五斤猪肉，值那件的确良衬衫，值我爹那句“穷怕啥，人好比啥都强”。

到了夏天菜地大丰收。豆角结得一串一串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小白菜水灵灵的，丝瓜顺着墙头爬到隔壁家的屋檐上，黄花谢了结出翠绿的小丝瓜。秀兰摘了菜，自己一颗一颗地挑，把最大最好的挑出来，用稻草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的，一大早就挑到镇上的菜市场去卖。她在摊子后面蹲一上午，晒得满脸通红，但腰杆始终挺得直直的。人家跟她讲价她脸红，但从不松口，因为她知道她卖的不只是菜，是家里的盐钱、酱油钱、老父亲下个月的药钱。后来周围几条街的人都认识她了，叫她“红脸大姐”，说她卖的菜水灵，从不掺烂叶子。有人问她这菜咋种的，她就不好意思地笑，说没啥，就是多上点心。

到了八月底，她攒了整整一个夏天卖菜的钱，一共一百多块，整整一大把零钱，有五毛的有一块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她从里面抽出几张纸票，小心翼翼地包好，让我骑车带她回宋庄。到了她家她把钱放在堂屋方桌上推到她爹面前，说爹，这是给三妹交这学期学费的，剩下的你拿着买药。她爹看着桌上那堆皱皱巴巴的纸票，手抖得握不住竹杖，泪珠子啪嗒啪嗒掉在桌面上，浑浊的老泪在旧报纸铺的桌面上洇开了一片深色的水痕。秀兰没有哭，她跪在地上帮她爹擦眼泪，说自己嫁出去了不能在身边伺候，只能寄点钱回来，等天凉了再接他去镇上卫生院扎几针看看腰。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但我看到她袖口下面那只手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了手心里的肉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堵得慌，又暖得不行。这个女人，她卖了一个夏天的菜，自己在毒日头底下晒成那样，连根冰棍都舍不得买，攒下的钱全给了娘家。但她一分都没有动用我们家的工资，她知道那是我在砖瓦厂流汗挣的钱，她从不伸手。就连那五块钱的零头，她还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说我那双鞋底快磨穿了，下雨天进水。

回到我们自己家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亮很大，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把她的脸映得很白很柔。我看着她熟睡的脸，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我想辞职。砖瓦厂的活又累又脏，一个月三十一块五，再干十年也还是个临时工。村里有好几个人去了南方，说那边工厂多，一个月能挣上百块。我想出去闯一闯，给她更好的生活，让她不用再挑着粪桶去浇菜地，不用再蹲在菜市场晒一上午就为了卖几捆豆角。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想法跟她说了。她正在往我碗里夹咸菜，筷子停在了半空中，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以为她会反对，会说你走了我一个人在家怎么办。但她没有。她放下筷子看着我，认真地问我想去哪里，做什么。我说想去深圳，听说那边到处都在盖楼，砖瓦厂的熟手很缺，我可以先去建筑队干着，攒够了本钱再做点小生意。她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你有手艺，出去闯比在家窝着强。家里你放心，有我呢。

“家里你放心，有我呢。”这句话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只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但我心里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她说的“家”，包括我爹我娘，包括她娘家那边一大家子，包括后院那三分菜地，包括所有本该由我这个当儿子的承担的责任。她要把这些全部扛在自己一个人肩上，放我去南方闯荡。她知道我放心不下老爹老娘，所以她在我说出口之前就替我想好了答案。

那几天她特别忙，忙着把地里的最后一茬秋菜收了，把丝瓜藤从墙上扯下来晒干留作来年的种子，把院子里的柴火劈好码齐，又去我娘家帮忙把过冬的煤球都搬进了灶房。她给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仅有的两条换洗裤子叠得方方正正，在每个口袋里都塞了纸条，写着“早晚凉，多穿一件”“出门在外别舍不得吃”“到了就写信”。她不会写多少字，每张纸条上都歪歪扭扭的大字，有三个还用了拼音。我把纸条收好，偷偷夹在我那本破旧的户口本里。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我背上蛇皮袋出门的时候她还站在门口，身上披着我那件旧棉袄，手里端着一碗热乎乎的红糖水说喝了再走暖和。我喝完糖水把碗还给她，她接过碗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手，冰凉冰凉的，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她说你走吧，别回头看，我说为啥。她说老辈人说出门远行回头看了运气不好。我点了点头，走出院子，沿着村里那条土路往镇上的汽车站走。天边刚泛起一层鱼肚白，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夜露水的味道。我走了大概五十米，实在没忍住回了一次头——她站在院门口，穿着那件灰扑扑的棉袄，晨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她没有哭，也没有跟我挥手，就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但根还深深扎在土里的树。她看到我回头了，皱了一下眉头冲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快走别看我了。

那是1983年的秋天，我二十四岁，她二十六岁，我们结婚一年。我带着她给我煮的二十个熟鸡蛋和三百块钱的全部积蓄，坐上了从镇上开往县城的长途汽车。车子发动的时候，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旁边的大爷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出远门想家了，我没说话，只是把脸转向窗外。窗外的豫东平原在车窗外飞速后退，麦子已经收完了，地里的玉米秸在秋风里站得笔直，像一群沉默的哨兵。

坐了整整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到了深圳。下了火车我就傻眼了——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人，马路上跑着拉钢筋的大卡车，空气里飘着水泥和柴油的味道，耳朵里灌满了打桩机咣咣咣的巨响，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日夜不停地运转着。我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住了两天，白天出去找活干，第三天在罗湖一个建筑队找到了工作，砌砖，计件算钱，砌一块砖五厘钱。别小看这五厘，我一天能砌两千块砖，一个月下来能挣将近两百块，是砖瓦厂的好几倍。但累也是真的累，南方的太阳比老家毒得多，晒得人脱了一层又一层皮，晚上躺在大通铺上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领了一百八十七块五毛。领到钱的当天我就去邮局汇了一百五十块回家，剩下三十七块五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秀兰，别省，多吃肉。”后来她写信告诉我，收到汇款单那天她去邮局取钱，邮政所的大姐把汇款单递给她的时候念出了附言栏里的字，旁边排队的人都笑了，她的脸红得能滴血，但她心里是甜的。

除了每月寄钱，写信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密密麻麻的好几页纸，字迹起初歪歪扭扭，大小不一，有的字写错了就用笔涂成一个黑疙瘩继续写。信里写的大多是家里的琐事——爹的腰好一些了，三妹期末考了班上第三名，后院的白菜今年长得特别好，隔壁王婶家的老母猪一窝下了十二只崽，村里通了电以后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每封信的最后都是同一句话——“家里一切都好，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她知道我惦记什么，所以她的信就是我离开之后她的全部生活日志。但她从来不写自己的苦，从来不写。有一次家里的水缸裂了，她一个人把一百多斤的水缸从灶房挪到院子里，找补锅匠补好了又一个人挪回去，肩膀上的皮磨破了一层，她信里只字未提。还是后来我娘写信偷偷告诉我的，说她这个儿媳妇“倔得跟头牛一样，啥苦都自己咽”。我问她为什么不跟我说，她在下一封信里才淡淡地提了一句：“你在外面那么累，我不想让你再为我操心。再说了，一个水缸又不会把我怎么样。”

1984年冬天，我在深圳攒了第一笔够做小生意的本钱。工地上有个四川工友叫老何，四十多岁，在建筑队干了十来年，攒够了钱打算回老家开个小饭馆。他跟我说庆国你手艺好人也踏实，不如接我的班去我老乡那个建材店干活，工资不高但管吃住，还能学点生意经。建材店在蛇口，老板姓郑，也是四川人，做水泥和瓷砖批发，生意不大但路子很广。我犹豫了好几天，觉得砌砖虽然累但收入稳定，换成建材店一个月少挣好几十块，不划算。后来想起秀兰说过的那句话——“你有手艺，出去闯比在家窝着强。”手艺不只是砌砖的手艺，还有做人的手艺。我咬了咬牙辞了建筑队的活，去郑老板的建材店报了到。

建材店的活比建筑队体面，但也不轻松。每天搬水泥搬瓷砖，水泥袋子五十公斤一袋，我一个人扛上扛下，一天下来浑身是灰，鼻子里耳朵里都是水泥粉。郑老板看我肯干，慢慢开始教我认货记账，带我出去跑业务见客户。我学东西快，嘴也不笨，几个月下来基本摸清了建材生意的门道。到了1985年夏天，郑老板打算扩大店面，问我想不想入伙，拿两万块钱占两成股份。我哪有那么多钱，他说不急，你可以慢慢凑，位置我先给你留着。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两万块，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那几年省吃俭用，每个月给秀兰寄钱，手头一共只存了不到六千。第二天一早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秀兰，把入伙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写完又觉得不妥——两万块不是小数目，她要是一急之下把家里的地卖了怎么办。我把信撕了，又写了一封短的，只说建材店生意不错，老板想留我多干几年，我可能会多攒些钱再回去。信寄出去之后我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瞒着她是错的，但又怕她为我着急。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她的回信。信封鼓鼓囊囊的，拆开来里面掉出一张汇款单，金额是八千元整。信上只有几行字，字写得比平时大，看得出来是怕写小了我看不清：“庆国，这八千块是你这两年寄回家的钱，我一分都没动，全都存在信用社里。爹让我告诉你，家里的地还在，菜地我也还在种，你在外面放心闯，赔了也不怕，家里的粮食够吃。你要是觉得那个建材店能行，就大胆去做。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因为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瞎折腾的人。”

我拿着那张汇款单站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南方的冬天气温不低，但我浑身都在发抖。八千块，我寄给她的钱她一分都没动。她种菜、卖菜、操持家务、照顾两边老人，全靠自己的双手挣。而我寄回去的钱，她全给我存着，等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她知道我不甘于一辈子砌砖，知道我心里有团火，她把那团火的燃料攒了两年，一分都不舍得用，全还给了我。

1986年春节我没有回河南，因为郑老板说年后就要正式扩店，趁着春节这段时间铺面装修能省不少租金。我一个人在深圳过的年。除夕那天建材店放了一天假，我在出租屋里煮了一锅速冻饺子，打开收音机听春晚，听到李谷一唱《难忘今宵》的时候，忽然特别特别想家。想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想秀兰在灶台前忙活的身影，想豫东平原上那些被雪覆盖的麦田。

就在那天晚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改变我整个人生的决定。

我拿出纸笔，给郑老板写了一封信。信里说，那两成股份我不要了。

不是不想跟他干。郑老板是个好人，手把手教我认货记账跑业务，没有他我到现在还是个在工地上搬砖的泥腿子。但两成股份拴不住我的心，我想要的是自己的一片天。蛇口南边有个新规划的工业区，到处都是刚刚平整出来的工地，脚手架像竹林一样密密麻麻地竖着，打桩机日夜不停地响，整个区域就是一个巨大的胃口——它需要水泥，需要瓷砖，需要一切能盖房子的材料。我在那张破旧的折叠桌上铺开一张深圳地图，用铅笔把工业区的位置圈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圆，盯着那个圆看了很久，然后写了一行字在信纸最下面：“郑哥，我想自己去试试。”

信寄出去之后我做好了郑老板发火的准备。没想到第二天他就骑着摩托车来了我出租屋门口，手里拎着两瓶啤酒和一塑料袋花生米。他坐在我那张三条腿用砖头垫着的桌子前面，用牙咬开啤酒瓶盖递给我，自己又咬开一瓶，跟我碰了一下瓶颈，说小赵，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池子里养的鱼。去吧，货从我这里拿，我给你最低价，三个月账期。我当时拿着啤酒瓶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三个月账期意味着我可以先拉货去卖，卖了钱再付货款，这是把风险全部扛在自己身上来成全我。我说郑哥你为什么这么帮我。他灌了一口酒，抹了抹嘴，说你每年除夕都在店里守着，三年没回过家，这样的人不成功，天理不容。

我的建材店开在工业区边上一条刚修好的水泥路旁，说是店面，其实就是一间三十平米的铁皮棚子，前面摆样品后面堆货，中间拉一道布帘子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棚子是跟当地人租的，月租八十，夏天像蒸笼，冬天四面透风，下雨天铁皮屋顶被雨点砸得叮叮当当响，吵得人没法睡觉，但我听着那声音心里踏实——每一声都是这座城市的脉搏，每一声都在提醒我我还在路上。开店的钱就是秀兰寄来的那八千块，加上我自己存的六千，一共一万四，付了租金、简单装修、进了第一批货，手头只剩不到两百块钱。那年我二十八岁，全部家当就是一间铁皮棚子和一腔不服输的劲头。

刚开张的头两个月最难。人生地不熟，没有老客户，方圆几公里已经有五六家建材店，个个都比我的规模大。我骑着从二手市场花八十块钱买来的一辆破三轮车挨个工地跑，找包工头递烟说好话，请人家来看看我的货。大多数时候人家连正眼都不给一个，有的接过烟夹在耳朵上摆摆手说不买不买，有的干脆把我当成收破烂的直接轰走。有一次下雨天三轮车陷在工地的泥坑里，我一个人在后面推，轮子打滑甩了我一脸泥浆，推到一半脚底一滑整个人摔在泥水里。我爬起来坐在泥坑边上，看着三轮车歪歪扭扭地陷在那里，泥水顺着裤腿往下淌，那一刻真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但我没有哭，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花生塞进嘴里，那是秀兰给我养成的习惯——嘴里嚼点东西，心里就不那么苦了。花生泡了雨水，咸味冲没了，只剩下生涩的豆腥气，但我嚼着嚼着忽然笑了。我想起秀兰在菜地里挥镐头的样子，想起她挑着粪桶走一里路一滴都不洒的样子，想起她说“一个水缸又不会把我怎么样”。跟她比，我这点苦算个屁。

转机出现在第三个月。工业区里有个四川来的包工头叫老唐，四十出头，矮矮胖胖的，说话嗓门大得像吵架，脾气暴得整个工地的工人都怕他。他接了一栋六层厂房的装修工程，需要一批瓷砖，量不小。之前跟他合作的供应商在交货的时候偷梁换柱，样品是佛山产的优等品，送货的时候掺了一半本地小厂的次品砖，色差大得离谱，平整度也不行，铺上去高低不平。老唐发现的时候已经铺了大半层，气得在工地上蹦着骂娘，把那批砖全部撬了，血亏了一笔。

他蹲在工地门口抽闷烟的时候我正好骑着三轮车路过。我停下来递了一根烟，他接过去看了一眼牌子，大概觉得我这个人还算懂规矩，就跟我倒起了苦水。我听完之后说，唐老板，我不敢保证我的货是全深圳最便宜的，但我可以保证一样——我送过来的每一块砖，你随便抽，随便验，有一块跟样品不一样，整批货我白送。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眯成一条缝，烟夹在手指间忘了弹烟灰，打量了我好一会儿。大概是我的铁皮棚子太寒酸了，他有点将信将疑，但大概也是被上一家坑怕了，最终还是跟我去看了货。我把每一种样品都拿出来铺在地上让他一块一块地比，等他走了之后，我又把样品重新收好擦干净放回去。

那一单做成了。老唐要的货量不算特别大，但他是工业区里第一个敢用我货的包工头，意义不一样。交货那天我怕出纰漏，自己骑着三轮车来回拉了五六趟，每一箱砖装车之前都开箱抽检，到了工地当着老唐的面又随机开了三箱，每一箱都跟样品一模一样。老唐蹲在地上用瓦刀敲了敲砖面，听声音，又拿水平尺量了一下平整度，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小赵，你是实在人，以后有活还找你。就这么一句话，我激动得差点没握住车把。后来他真的帮我介绍了四五个同行，都是工业区里干装修的包工头，一个介绍一个，我的客户慢慢多了起来。到1986年年底，我已经从一个人一辆三轮车扩展到了三个人两辆三轮车，铁皮棚子旁边又加租了一间仓库。

除夕那天下午，我给两个伙计发了工资和红包，他们高高兴兴地回老家过年去了。我一个人把店铺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门板上了锁，回到铁皮棚子后面拉开布帘子，折叠桌上放着一个旧搪瓷盆，盆里是我自己包的饺子。我一个人坐在铁皮棚子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鞭炮声，夹了一个饺子塞进嘴里，韭菜鸡蛋馅的。韭菜是我自己种的，就种在铁皮棚子后面一块巴掌大的空地上。来深圳三年了，年年除夕都是一个人过的，我以为今年也一样。

外面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以为又是附近工地谁家的孩子淘气往铁皮上扔石子，没搭理。敲门声又响了几下，力道比刚才更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像一个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受欢迎的人在犹豫要不要继续敲。

我放下筷子走到门口，把门板卸下来。铁皮门吱呀一声朝外推开，冷风灌进来，吹得布帘子猛地飘了起来。我借着屋里那盏昏黄的白炽灯看出去，铁皮棚子外面站着一个人，瘦瘦小小的，穿着灰扑扑的棉袄，袖子上一块深一块浅的补丁，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圆圆的，眉毛淡淡的，鼻子两侧的雀斑被冷风吹得有些发红，耳边的碎发被汗水浸湿了贴在脸颊上，眼睛又黑又亮，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一种我怎么都看不够的光。

我整个人像被电打了一样钉在原地。嘴张开了又合上，合上了又张开，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死活说不出话来。她看见我这副模样，抿着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坐了几天几夜火车的疲惫，有憋了很久想要给我一个惊喜的得意，还有一个女人看见自己男人瘦了黑了但还好好活着时的那种安心。

“庆国。”她的声音有点哑，大概是在火车上喝水太少，“你们这边的冬天怎么也这么冷啊。这铁皮房子没暖气？我不是写信跟你说了别省别省，该花就花。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猛地往前跨了一步，鞋都没穿，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我一把抱住了她。三年没见了，我抱着她的时候觉得她比我记忆中更瘦了，肩膀的骨头硌得我胸口发疼。她的棉袄上有一股绿皮火车的味道，煤炭、泡面和拥挤人群混合在一起的气息，但透过那层味道我闻到了另一种更熟悉、更深刻的香气——淡淡的樟木香。那是她嫁过来时那口樟木箱子特有的味道，三年了，她的衣服一直放在那口箱子里，她从河南到广东几千里路，一个人坐硬座来的，连卧铺都舍不得买，这股樟木香就跟着她几千里。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浑身都在抖，牙齿咬得咯咯响，就是发不出声音。

她手里的蛇皮袋掉在地上，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落地的时候沉甸甸地响了一下。她慢慢地抬起手环住了我的腰，两个人在铁皮棚子门口就这么抱着。南方的冬夜虽然不如北方冷，但铁皮棚子不保暖，门口的穿堂风裹着寒气一阵一阵地吹进来，吹得那盏白炽灯在头顶晃来晃去，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地交叠在一起。谁都没说话，只有远处的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响着，把198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炸得碎碎的、暖暖的。

过了很久很久，她在我怀里动了一下，声音闷在我胸口的位置，带着一点鼻音和长途跋涉之后特有的沙哑。“家里一切都好。爹的腰今年好多了，三妹考上了县一中，娘让我给你带了腊肉，在那袋子里。还有，你鞋怎么都没穿，脚都冻红了，你想干嘛。”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光着的脚板，又看了看她，两个人同时笑了。那个笑容很傻很傻，傻到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我拉着她的手走进棚子里，把她按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坐下，蹲下来帮她脱鞋。鞋带系得很紧，大概是在火车上怕被人踩掉，解了好几圈才解开。她的脚踝是肿的，一按一个坑，在硬座上坐几天几夜，脚不肿才怪。我把她的脚放在手心里慢慢揉着，她缩了一下，说不脏。我没理她，继续揉。她用那种说不清是心疼还是无奈的眼神看着我的头顶，终于不再挣扎了，安静下来，目光把整个铁皮棚子扫了一圈——小折叠桌、布帘子、堆到天花板的瓷砖样品、墙角那棵被养在泡沫箱里的瘦弱韭菜。她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你在深圳的家？”

“嗯。小是小了点，但——”

“挺好的。”她打断了我的话。我抬起头看她，她没有嫌弃的表情，而是很认真地、一件一件地看着这间棚子里每一样东西，好像要把它们都记在心里。她的目光最后落在那棵养在泡沫箱里的韭菜上，忽然笑了，说你这个傻子，韭菜不是这么种的，明天我给你重新弄。大老远跑来深圳第一件事是要给我种韭菜，这就是我的媳妇。

我从锅里捞了一碗饺子端给她，筷子擦了又擦才递过去。她低头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搪瓷盆里，和饺子汤混在一起，她用手背不停地擦，越擦越多，最后索性不擦了，一边哭一边吃，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好吃，比你第一次来我家吃的窝头好吃。

那是我在深圳过的第四个除夕，也是第一个有她的除夕。棚子外面是这座陌生而滚烫的城市，棚子里面是跨越千山万水来陪我过年的媳妇。两个人守着一口旧搪瓷盆，把饺子从滚烫吃到温热，把分别的苦一点点嚼碎咽进肚子里，把团聚的甜一点点含在嘴里舍不得吞。鞭炮声响了一整夜，我们在铁皮棚子里坐了一整夜，她给我讲豫东平原上的麦子今年长得有多好，我给她讲深圳的太阳有多毒工地的砖有多沉，讲着讲着天就亮了。新年第一缕阳光照进铁皮棚子的时候，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睫毛上还挂着昨晚的泪痕，嘴角却是弯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