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绵阳坐绿皮火车到上海,硬座,二十七个半小时。
上车的时候在绵阳站买了一个卤鸡腿一袋橘子,准备路上吃。鸡腿啃完以后她开始后悔没买卧铺,腰坐得酸痛,两条腿肿了一圈,把平底鞋撑得紧紧的,到了南京站她忍不住站起来在车厢连接处来回走了几趟,旁边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同情。
她是去看病的。肺癌,在绵阳中心医院确诊的,做了穿刺,出了病理报告,医生说是肺腺癌,三期,建议尽快治疗。但她听了亲戚的话,说上海有个专家特别厉害,专门看这个病,叫什么温教授,一号难求,挂号费就两百五。
两百五对她来说不算小数。她在绵阳一家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工资三千出头,两百五差不多是她两天半的工钱。但她咬咬牙还是托人挂上了号,又买了那张硬座票,揣着病历本和CT片子就上了火车。
火车晃晃悠悠开了一天一夜,到上海站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多。她跟着人流走出来,看见上海的天灰蒙蒙的,空气湿漉漉的,跟四川不一样,四川的天要么大太阳要么下雨,上海这种不晴不阴的天气让她觉得憋得慌。她按着手机导航找到地铁站,换了三趟线,在静安区一家很大的医院门口停下来的时候,抬头看了看那栋楼,高得她脖子都酸了。
挂号窗口前面排了很长一队,她站在队伍里攥着挂号单,手心里全是汗。队伍往前挪得很慢,前面的人嘀嘀咕咕抱怨着,她什么都没说,就那么攥着那张小纸片跟着队伍一寸一寸往前挪。
轮到她了。窗口里面的人刷了她的身份证和挂号单,让她去三楼B区等。她坐了电梯上去,找到那个诊室,门口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人拿着塑料袋装的片子有人拎着保温桶有人低头看手机。她挑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把病历本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着。
等了快两个小时。期间她去了两趟厕所,喝了一杯走廊里接的免费热水。广播叫到她的号的时候她站起来腿有点麻,走快了踉跄了一下,扶着墙稳了稳才推门进去。
诊室不大,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盏灯。温教授比她想象中年轻一些,五十出头的样子,戴一副银框眼镜,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他正在翻她的病历,见她进来抬头看了一眼,点了下头示意她坐。
她坐下来把CT片子和病理报告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温教授接过去对着灯箱看了片子,又翻了翻病理报告,前后不到三分钟。然后他把东西放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看着她。
她被那个目光看得有些发毛。他看她的眼神跟绵阳的医生不一样,那个眼神里面没什么情绪波动,就是看着,像看一张表格上的一栏数据。
温教授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江浙口音的普通话:"你这个情况,手术做不了了。"
她愣住。手术做不了这几个字像一颗石子扔进她肚子里,沉甸甸地往下坠。她张了张嘴想问什么,温教授继续说:"化疗和靶向你绵阳的医院都能做,上海做跟四川做没有本质区别。你没必要跑这么远。"
他停了一下,把眼镜重新戴上,然后说了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句话。他说:"剩下的日子,你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别让它占了你的生活。回去吧。"
没了。
就这些。她坐在那张椅子上等了快三个小时,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花了二百五十块钱的挂号费,换来的就是一句"回去吧"。
她坐在那没动。温教授低头在电脑上敲了什么,然后把病历和片子推回她面前,说下一个。她站起来的时候腿是软的,扶着桌子边沿站了好几秒才站稳。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温教授已经在看下一个病人的资料了,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上海的雨细得像针,扎在脸上有点凉。她站在医院门廊底下发了会儿呆,手机响了,是女儿打来的。女儿在成都上大学,昨天知道她来上海看病,一直惦记着。她接起来,女儿问妈医生怎么说。她说医生说没啥大事,就是得注意休息。女儿说真的?她说真的,妈什么时候骗过你。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揣回兜里,站在雨里深吸了一口气。上海的空气跟绵阳不一样,绵阳的空气里有火锅味、有米粉香,上海的空气什么味道都没有,干净得让人觉得心里空。
她在上海多待了一天。不是因为看病,是她想着来都来了,去外滩看看。那天下午她坐地铁到南京东路,走出来沿着人流一路走到外滩,站在江边看着对岸陆家嘴的高楼,那些玻璃幕墙在阴天里灰蒙蒙的,像一堆竖着的镜子。江风吹过来比四川的风硬,刮在脸上有点干涩。她站在那看了很久,心里什么都没想,就是看着。
回去的火车上她还是买的硬座。但这次她买了一个卧铺,上车以后躺下来,看着上铺的木板发了一会儿呆,然后闭上眼睡着了。那二十七个半小时她睡得昏天暗地,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窗外的田野和房子从华东平原一路变成丘陵变成山地,她在梦里梦见自己老家的院子,院子里那棵枇杷树,树下面她妈蹲在地上择菜。
回到绵阳以后她把那张病历本塞进了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跟户口本放在一起,然后没有再去医院。女儿从成都回来陪了她一阵子,她每天照常去超市上班,把货架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下班回来做饭,吃完饭看两集电视剧,九点睡觉。她的生活跟以前没有任何变化,除了抽屉里多了一张二百五的挂号单。
但她开始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周末她会坐公交车去西山公园转转,看看那些老头下棋,偶尔买一根烤肠边走边吃。她把老家的院子重新收拾了一下,把枇杷树底下那排砖重新铺了,种了一圈指甲花,开花的时候红红的一片。女儿暑假回来看着那些花说妈你以前从来不种花的。她说现在种了。
后来有天晚上她坐在院子里乘凉,蚊子嗡嗡地围着她转,她拿扇子扑了两下忽然想起温教授那句话——"剩下的日子,你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别让它占了你的生活。"她当时觉得那是敷衍。现在想想,那大概是一个见惯了生死的人能给的最大的善意。他没给她开一堆药,没让她来回折腾,没让她在余下的日子里被治疗占满每一个角落。他说回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她活了一年多。比绵阳医生估计的时间长了快半年。最后走的那天是春天,院子里的指甲花刚冒了花骨朵,她坐在枇杷树底下晒太阳,女儿在旁边给她剥橘子。她忽然说你把衣柜底下那个病历本拿来。
女儿拿来了。她翻到夹着挂号单的那一页,把那张薄薄的小纸片抽出来看了半天,然后递给女儿说,你替妈收着。女儿说收这个干嘛。她说收着吧,那是妈花了二百五十块钱买来的一句话,值。
她走的时候很安静,跟睡着了一样。女儿后来收拾她的遗物,在枕头底下又发现了那张挂号单,被压得平平整整的,边角都磨毛了,但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她拿着那张单子看了看背面,发现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小字,是她妈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大概是不太舒服的时候写的——"活着就是活着,别想那么多。"
女儿把那张挂号单裱进了一个小相框里,跟她妈的遗照并排放在一起。绵阳的春天年年都有,指甲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那个医生说了一句"回去吧",她就真的回去了,回她的生活里去了。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涟漪荡了几下,水面慢慢平了,看起来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她知道那颗石子沉下去了,沉在湖底的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地待着,不挡着水流,也不碍着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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