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余姚桥头镇车头村

作者：余秋雨

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10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1979年划入慈溪的。

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宇的主人变了，屋宇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其实我比那些燕子还要牺惶，因为连旧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屋早已卖掉，村子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戚，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谁也不会认识我，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饭、宿夜。这居然就是我的故乡，我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故乡！早年离开时的那个清晨，夜色还没有褪尽而朝雾已经迷蒙，小男孩瞌睡的双眼使夜色和晨雾更加浓重。这么潦草的告别，总以为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事实上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弥补，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长途。

我所离开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落。贫困到哪家晚饭时孩子不小心打破一个粗瓷碗就会引来父母疯狂的追打，而左邻右舍都觉得这种追打理所当然。这儿没有正儿八经坐在桌边吃饭的习惯，至多在门口泥地上搁上一张歪斜的木几，家人在那里盛了饭再拨一点菜，托着碗东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机会很多。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急风暴雨般地抡过，然后小心翼翼地捡起碎碗片拼合着，几天后挑着担子的补碗师傅来了，花费很长的时间把破碗补好。补过和没补过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够盛出一碗白米饭，尽管此地盛产稻米。偶尔哪家吃白米饭了，饭镬里通常还蒸着一碗霉干菜，于是双重香味在还没有揭开镬盖时已经飘洒全村，而这双重香味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一种经典搭配。雪白晶莹的米饭顶戴着一撮乌黑发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组合也是既沉着又强烈。

在作者的童年时代，这个前屋一直是村人消磨长夜的热闹去处。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惟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

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一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山区的柿林村远眺。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

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多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地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20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妈妈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

夜夜拥挤，还有一个很琐小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村里很少有人家舍得点一盏油灯。除了这间屋子，全村早已沉入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测。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会离开这间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间的船坞、树杈、坟堆、桥基、蟹棚、芦荡、苜蓿地、河埠头、风水墩都充满了影影绰绰的鬼气，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种裹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这幢余姚市桥头镇的老房子，是作者的童年旧居。

真应该感谢这些夜晚。我总是趁着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压压的人群倒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这种无所谓的“幼功”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

→吴石岭

我是在泥路上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打谷场、石碾子和孩子们——农村儿童的幼年记忆。

所以后来，当我和上千名大学毕业生一起来到泥泞的太湖边上时，吃惊地发现自己幼功未废，故技仍存，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吴石岭和上林湖，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吴石岭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山的北边和西边，紧挨着上林湖。

当时妈妈并不清楚我在夜间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但是很多迹象告诉她，她的这个幼小的儿子对什么都不胆怯。回想起来我妈妈自己也够大胆的，因此年长以后读布莱希特的作品《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时，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6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就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经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歇一会？”我向她摇摇手。

走到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的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着，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才20出头，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他母亲都会有的担忧。

真是“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

石砌三孔两墩的通济桥横跨姚江，如长虹般沟通余姚市南北两城。曾是姚江上最长最高的桥，故有“浙东第一桥”之称。

→上林湖

上林湖里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弯腰捞起来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这儿打碎过很多器皿。一脚一脚趟过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经过湖水多年的荡涤，边角的碎口都不扎手了，细细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匀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曾安居过许多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但这儿没有任何房宅的遗迹，周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过？捧着碎片仰头四顾，默默的山，呆呆的云，谁也不会回答孩子们。孩子们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侧腰低头，把碎片向水面平甩过去，看它能跳几下。这个游戏叫做削水片。几个孩子比赛开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跃奔跑，平静的上林湖被犁开了条条波纹。不一会儿，波纹重归平静，碎瓷片、碎陶片和它们所连带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颓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都被湖水淹没，只让后代捧着几个补过的粗瓷碗，盛着点儿白米饭霉干菜木然度日。如果让那些补碗的老汉也到湖边来，孩子们捞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陶片请他们补，他们会补出一个什么样的物件来？一定是硕大无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许会嗡嗡作响，或许会寂然无声？补碗老汉们补完这一物件后必然又会被它所惊吓，不得不蹑手蹑脚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仓皇逃离。

我后来才知道：

大约自公元200一1200年（东汉至南宋）的1000年间，上林湖的越窑，是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汇集着无限的历史精致。据记载，皇家一次就会向这里定制青瓷14万件，赐赠全国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里烧制的青瓷还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项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货船小心翼翼地从不远处的明州港（宁波）起锚，驶向日本、高丽、菲律宾、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证明越窑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上林湖里的青瓷碎片。上林湖是唐时“越瓷”（又称“秘色瓷”）产地。这是当年吴越王钱俶的“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吴石岭。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万千青瓷，使得海内外千年杯盏间全是我家乡的湖山。

垒窑的石块，从吴石岭上采凿；烧窑的树木，从吴石岭上采伐。窑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烘炭，也在吴石岭下一堆堆地烧制。吴石岭是千年越窑的靠山。

那么，越窑为什么风光了1000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几年前我从一位杭州老人口中听到过一种动人的传说。

老人说，本来越窑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竞争，势头渐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强敌后仓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宫苑宅第，对青瓷的需求急剧高涨。越窑离杭州近，一时又兴旺起来。

当时的窑主也姓余，在杭州宫苑豪门间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因上林湖而被称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经常安排供货路线，熟知全国情势，一天在杭州宫苑遇到一个襄阳籍的太监，便随口说了句“襄阳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太监把这话传给一位同乡宫女，宫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说起，使皇帝大吃一惊，因为当朝权臣贾似道从来没有给他说起过。皇帝一问，贾似道巧言解释了几句，转身捉拿了那宫女和太监，最后牵连出窑主余上林，一并杀害。

流荡在飞檐翘角中的晨曦-余姚鼓楼。

贾似道祸国殃民，终被谢太后罢官远贬，押解他的是一位会稽县尉，出于义愤在半路把他处决。半年后，元军攻入杭州，南宋灭亡。正当兵临城下之际，一个初春的黑夜，长长一队货运马车来到上林湖畔。押车的一位文官原是余上林的密友，找到余上林的年轻儿子，说车上是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破城之日一定会被付之一炬，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密藏。

山中瓷窑有如少女闺房，“出窑”则恰如女子出嫁。这蝠制作于清代1770—1790年间的纸本水彩画，形象地再现了瓷器“出窑”情景。

余上林的儿子是当时的新窑主，一听宫廷就眼冒怒火。那位文官立即告诉他：“贾似道已被处决，你们余家的仇已经报了。现在，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全押在车上。”说着指了指车队。

窑主想了想说：“这么珍贵的书，放在哪家宅子里都危险，只能藏到吴石岭我们开采窑石的一个洞窑里，但是山洞潮气重，要在四周存放大量的石灰和干炭……”

文官说：“元军几天后就会破城，很快就会到这里，等不及了。刚才我看见湖边有小山似的几囤干炭，那是谁家的？”

窑主说：“我家的。但这是我36座大窑的口粮，现在也很紧巴。窑火一停，瓷器全毁，窑也废了。”

文官一听，连连摆手，说：“那使不得，使不得。”他想，千年越窑已经差点断送于余上林的屈死，现在只剩一口残喘，如果连残喘也断了，怎么了得？便又加了一句：“窑比书要紧！”

“不，书比窑要紧！”这是从内门传出的声音。窑主的年轻妻子朱夫人夺门而入，与丈夫双目一对。夫妻俩随即出门，站上一个高高的木台，齐声向着湖边高喊：“个窑熄火！”

烧窑的工人万分惊诧，纷纷跑到木台前来询问究竟。夫妻俩斩钉截铁地低声说：“不要问了，个窑熄火。”

于是，小山般的干炭运进了石窑，然后抬进一箱箱图书。封洞时一切都做得不露丝毫痕迹。怕自己和别人失口。窑主夫妻带着那一群封洞工人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越窑的历史从此中断。

→杨梅

说是属于余姚，实际上，吾乡离余姚县城还有几十里地。余姚在村民中惟一可说的话题是那儿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医院，叫“养命医院”。常言道只能医病不能医命，这家医院居然能够养命，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气派！村民们感叹着，自己却从来没有梦想过会到这样的医院去看病。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医院里的，他们认为宁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乡间的出丧比迎娶还要令孩子们高兴，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浩浩荡荡跟了去，就是一次热热闹闹的集体郊游。这一带的丧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队纸幡飘飘，哭声悠扬，一转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为山岙里没有人家，纸幡和哭声失去了视听对象。一阵山风使大家变得安静也变得轻松，刚刚还两手直捧的纸幡已随意地斜扛在肩上，满山除了坟茔就是密密层层的杨梅树，村民们很在行，才扫了两眼便讨论起今年杨梅的收成。

岭上古亭——瓜沥亭。

杨梅收获的季节很短，超过一两天它就会泛水、软烂，没法吃了。但它的成熟又来势汹汹，刹那间从漫山遍野一起涌出的果实都要快速处理，殊非易事。在运输极不方便的当时，村民们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开肚子拼命吃。也送几篓给亲戚，但亲戚都住得不远，当地每座山都盛产杨梅，赠送也就变成了交换。家家户户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来的一筐筐杨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边上慢慢吃上几个时辰，咕咕哝哝地评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性，哪座山赌气了，哪座山在装傻，就像评述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都上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杨梅树上边摘边吃。鲜红的果实碰也不会去碰，只挑那些红得发黑但又依然硬扎的果实，往嘴里一放，清甜微酸、挺韧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浓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颗随即又按唇而入。这些日子他们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杨梅饱人，家里借此省去几碗饭，家长也认为是好事。只是傍晚回家时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红浅绛，活像是从浴血拼杀的战场上回来。母亲并不责怪，也不收拾，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只待杨梅季节一过，渍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在河水里轻轻一搓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阳明亭。王守仁曾筑室会稽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

孩子们爬在树上摘食杨梅，时间长了，满嘴会由酸甜变成麻涩。他们从树上爬下来，腆着胀胀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觉的嘴唇，向湖边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边上玩一玩。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浅滩，杨梅收获季节赤脚下水还觉得有点凉，但欢叫两声也就下去了。

“我是在泥路上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的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