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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提前从工地回来,是因为工期赶完了,包工头说放两天假。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着小雨,我裤腿上全是泥点子,想着回去洗个热水澡,再给阿芳一个惊喜——她前几天打电话说想吃我做的红烧肉,我特意在路边肉摊上割了二斤五花肉,拎在手里,塑料袋滴滴答答漏着油。
出租屋在五楼,我爬楼梯的时候还在想,灯怎么这么暗,回头得跟房东说一声换个灯泡。
走到门口,我掏钥匙的手停了。
门没锁严实,敞着一条缝,里面透出床头灯暗黄色的光。
我听见阿芳在笑,那种笑我太熟悉了,当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躺在被窝里跟我闹,就是这么笑的。但紧接着,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闷闷的,像从被子里传出来的,说了句什么,阿芳笑得更厉害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五花肉,塑料袋还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水泥地上。
推门进去之前,我其实已经猜到里面是谁了。
但我还是把门推开了。
那间出租屋不大,进门就是床,床头柜上摆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是我儿子满月时候照的,阿芳抱着孩子,我站在她旁边,笑得跟傻子一样。
现在那个相框倒了,面朝下扣在床头柜上。
被窝里,阿芳和一个男人同时僵住了。
我认出了那条胳膊,胳膊上有一道疤,从手腕一直拉到小臂——是老刘,我工友,跟我一起出来打工三年的老刘。他跟我吹过这疤的来历,说年轻时候跟人打架,被啤酒瓶划的,缝了十几针,当时我还递了根烟给他。
阿芳的脸从被窝里露出来,头发乱糟糟的,嘴角还挂着刚才的笑,但那笑一点点僵在脸上,眼睛瞪得溜圆,嘴唇哆嗦了两下,发出的声音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你……你不是不回来吗?”
我没说话,站在门口,看着被窝里两个人慌乱的动静,老刘想坐起来,阿芳想拽被子,两个人撞在一起,床头柜上的相框被碰得晃了一下,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一角。
我往后退了一步,把门轻轻带上了。
门合上的瞬间,我听见阿芳喊我的名字,声音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尖利又慌乱,越喊越急,像有人在后面追她。
我转身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节,又灭了一节,我手里还拎着那二斤五花肉,塑料袋还在滴水。
一楼拐角,我蹲下来,把五花肉搁在脚边,从兜里摸出烟,打火机按了三下才点着,烟头在雨夜里红了一下,又暗下去。
我抽完那根烟,站起来,把五花肉扔进了垃圾桶,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跟阿芳结婚五年了。
五年前,我二十八,在老家县城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一个月挣一千八。阿芳是隔壁村的,我姨介绍的,说她长得不差,人也勤快,就是家里穷,哥哥娶媳妇欠了一屁股债,等着她嫁人拿彩礼。
我见了她一面,觉得行,她也没嫌弃我穷,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彩礼八万八,我爸妈把攒了半辈子的钱掏出来,又跟亲戚借了两万,凑齐了。
结婚那天,阿芳穿着租来的婚纱,头发盘起来,戴着我妈给的金耳环,笑得眼睛弯弯的。我喝多了,拍着胸脯跟她说,以后我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我信你。
儿子出生那年,我在汽修厂熬到了师傅,一个月能挣四千块,但阿芳说不够,孩子奶粉钱、尿不湿、以后上学,哪样不要钱?她跟我说,要不你出去打工吧,我听说工地上挣钱多,我跟孩子在家,你放心。
我不放心,但也没办法。
老刘就是那时候找上我的,说有个工地要人,一天二百,还管吃住,问我去不去。我跟老刘从小就认识,一个村的,他大我三岁,早几年就在外头打工,路子熟。我跟我爹说要去,我爹沉默了半天,说去吧,家里有我跟你妈。
我走的那天,阿芳抱着儿子送到村口,儿子才八个月,趴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皱巴巴的。阿芳眼圈红了,跟我说,你好好干,攒够了钱咱就在县城买套房,不让儿子跟咱一样受苦。
我上了老刘的摩托车,一直到拐弯,回头看,阿芳还站在那儿。
那三年,我在工地上从搬砖干到绑钢筋,手上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指头粗得像萝卜。一个月挣六千,我自己留一千五,剩下的全打给阿芳。她在家带孩子,我爹妈帮着照看,日子紧巴巴的,但也能过。
去年夏天,阿芳打电话说想出来打工,说孩子大了,我爹妈能带,她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来挣点钱,早点攒够买房的首付。
我犹豫了,不是怕她吃苦,是怕她出来受不了工地上的罪。
但阿芳说,你能受的罪,我凭啥不能受?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就答应了。
她来了之后,我把出租屋让给她住,自己搬去工地的工棚跟老刘挤。工棚是大通铺,十几个人一间,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风从墙缝里灌进来,但这些我都能忍,我想着,阿芳在出租屋里起码能睡个好觉,能洗个热水澡。
我每周末回去看她,给她带点水果,带两件从夜市上买的便宜衣服。她穿着我买的碎花裙子,在镜子前转了个圈,笑着说,你眼光还行啊。
我说,那当然,我挑媳妇的眼光就挺好。
她笑着打了我一下,脸红了。
谁能想到,我亲手把老刘领进了门。
老刘那时候跟我说,你放心,工棚里有我呢,我帮你盯着,谁也别想欺负你老婆。他拍着胸脯,胳膊上那道疤跟着一抖一抖的,我当时还给他递了根烟,说刘哥,麻烦你了。
现在想想,我真他妈是个傻子。
那天晚上,从出租屋出来,我在雨里走了一夜。
走到天亮,鞋里灌满了水,脚泡得发白,我坐在路边,把手机掏出来,先给包工头发了条短信,说家里有急事,不干了,工钱让他打我卡上。
然后我拔出手机卡,掰成两半,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我去了火车站,买了最早一班去外地的票,票面写着终点站的名字,但我当时根本没看,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就行。
火车开了六个小时,我到了一个小县城,下了车,闻到空气里有一股煤烟味,路边全是拉煤的大货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扬起一片黑灰。
我找了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十块钱一晚,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墙上贴着泛黄的报纸,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霉味。
我躺在那张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出租屋里那个画面——阿芳的笑,老刘的疤,倒了的那张全家福,碎了一角的玻璃。
我闭上眼睛,想哭,但哭不出来,胸口闷得像是被人塞了一团棉花,喘不上气,也咽不下去。
第二天,我去工地找活干。
工地上的工头看了我一眼,问,干过没有?我说,干过三年。他让我伸出手,看了看我手上的茧子,点了点头,说行,一天二百,干不干?
我说,干。
从那天起,我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活着。
早上五点半起来,吃两个馒头,喝一碗稀饭,六点上工,绑钢筋、搬水泥、推斗车,一直干到天黑。中午在工地食堂吃,我打最便宜的菜,土豆丝、白菜炖粉条,一顿三块钱,油水少得可怜,但能填饱肚子。
晚上回到工棚,别人都出去喝酒、打牌,我就躺在铺上,把手机屏碎了舍不得换,就着裂成蜘蛛网一样的屏幕,偷偷看我妈托人给我发来的消息。
我不敢直接联系家里,换了个新号,只告诉了一个铁哥们,让他隔三差五给我传孩子的消息。他说,你儿子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阿芳去你妈那儿闹过几次,跪在地上哭,说找不到你,你妈血压高犯了,住了半个月的院。
我听着,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但我没回。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我瘦了,从一百五十斤掉到一百二,裤子皮带勒到最后一个眼还嫌松,颧骨凸出来,眼眶凹下去,在工地上对着镜子刮胡子的时候,差点没认出自己。
但我攒的钱越来越多了。
一个月挣六千,自己花一千五,剩下的四千五全攒着。我不抽烟了,不喝酒了,连手机话费都只交最低档的套餐,能省一分是一分。
到年底的时候,我算了算,攒了五万多块。
我把钱从银行取出来,厚厚一沓,扎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捆着,揣在怀里,晚上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
那五万多块钱,是我这一年所有的底气。
我慢慢觉着,心里那股屈辱劲儿,开始变了。不是不恨了,是那种恨,从滚烫滚烫的岩浆,变成了硬邦邦的石头,凉了,但也沉了,硌在心里,不化了。
我开始想孩子,想得厉害,晚上做梦老是梦见儿子叫我爸爸,一睁开眼睛,工棚里黑漆漆的,旁边工友打着呼噜,我盯着天花板,心里空落落的。
我想,我不能就这么一直躲下去,我得回去,不是为了阿芳,是为了孩子。
那天,我请了假,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火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田地、村庄、电线杆,心里想了无数种重逢的画面,但每一种,最后都停在了那个出租屋里,停在了阿芳喊我名字的声音里。
下了火车,我回了县城,想先去看看孩子,再去我妈那儿。
结果在街上,我碰见了一个人,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大步冲过来,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
拽我的是大舅子,阿芳她哥。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血丝,抓我胳膊的手劲大得像钳子,指节都泛白了。
“你还知道回来?”他嗓门大得很,街上好几个人都回头看,“这一年你死哪儿去了?全家人找你找疯了!”
我没说话,盯着他的脸看。
以前见我,他一口一个妹夫,笑得脸上的肉都堆起来,每次我从工地回来,他都要拉我去他家喝酒,说我妹嫁给你,是她的福气。
现在他看我的眼神,像是我欠了他多少钱似的。
“走,跟我回家!”他拽着我就往旁边走,“阿芳在家等你呢,你丈母娘都住院三回了,血压高得吓人,就盼着你回来。”
我挣开他的手,说:“我回我自己家,看我儿子。”
他愣了一下,随即又堆起笑,拍了拍我肩膀:“对对对,看孩子,看孩子,孩子也想你想得厉害,天天在家喊爸爸。走,哥带你回去,有啥话咱回家说,啊?”
我没再挣,跟着他走。
路上他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说这一年阿芳有多不容易,一个人带孩子,还要打零工,瘦得不成样子,说老刘就是个骗子,骗了阿芳的钱就跑了,现在连人影都找不到。
“你也知道,阿芳她就是个傻女人,没见过世面,被人骗了也是正常的。”大舅子一边走一边说,还时不时偷瞄我脸色,“夫妻哪有不磕磕绊绊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看在孩子份上,你就原谅她这一回,啊?”
我没接话,只顾着走路。
路过一家童装店的时候,我停下脚步,进去给儿子买了身新衣服,还有一个玩具小汽车,花了一百多块钱。
大舅子在旁边看着,脸上的笑更浓了:“你看,我就说你心里有孩子,有孩子就好,有孩子就好。”
到了丈母娘家楼下,我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开着,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小外套,是我去年给儿子买的,我认得。
上楼的时候,我心跳得有点快,不是紧张,是想孩子想的。
门没锁,大舅子推开门就喊:“阿芳,你看谁回来了!”
屋里静了一下,然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阿芳从里屋跑出来,看见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她瘦了好多,颧骨都凸出来了,头发乱糟糟的,用一根橡皮筋随便扎着,发梢还开叉了。身上穿一件灰色的旧毛衣,袖口都起球了,手上没戴我以前给她买的那个银镯子。
她盯着我看了好半天,嘴唇哆嗦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你可回来了……”她哭得声音都哑了,伸手想拽我的裤腿,又不敢,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打我骂我都行,你别不要我,别不要这个家……”
我站在门口,没动,也没说话。
里屋传来孩子的声音,奶声奶气的:“妈妈,谁呀?”
然后一个小身影从里屋跑出来,是我儿子。
他长高了,也壮了,穿一件洗得有点小的秋衣,光着脚,看见我,愣在原地,小眼睛眨巴眨巴的,半天没出声。
我心里一酸,蹲下来,朝他伸出手:“儿子,过来,爸爸在这儿。”
他犹豫了一下,慢慢走过来,小步子挪得很慢,走到我跟前,仰着小脸看我,看了好半天,才小声喊了一句:“爸爸?”
声音软软的,还有点生疏,像是在确认。
我一把把他抱起来,他小小的身子趴在我肩膀上,身上有股奶香味,还有点痱子粉的味道。我抱着他,胳膊有点抖,鼻子发酸,差点掉眼泪。
“想爸爸没?”我摸着他的头,声音有点哑。
他趴在我肩膀上,点了点头,小脑袋蹭了蹭我的脖子,没说话。
阿芳还跪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鬼迷心窍了,老刘他说能帮我找个轻松的活,能多挣钱,我……我一时糊涂……”
“他骗了我两万块钱就跑了,我连他去哪儿了都不知道。”她一边哭一边说,伸手抹眼泪,“这一年我带孩子,打零工,挣的钱连吃饭都不够,我天天盼着你回来,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
丈母娘从里屋出来了,扶着墙,脸色蜡黄,看见我,叹了口气:“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阿芳是不对,我已经骂过她好多回了,她也知道错了,你就看在孩子的面上,给她一次机会。”
大舅子在旁边搭腔:“就是,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犯错的?改了就行嘛。你这一年不在家,阿芳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我抱着儿子,慢慢站起来,看了阿芳一眼。
她跪在地上,仰着脸看我,眼睛肿得像核桃,脸上满是泪痕,头发乱蓬蓬的,看起来确实可怜。
换作以前,我看见她哭,心早就软了。
但现在,我心里没什么感觉,就像看一个陌生人在哭。
“起来吧。”我淡淡地说。
她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点喜色,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有点手足无措地说:“你坐,你坐,我给你倒水去,你肯定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
她说着就往厨房走,脚步都轻快了不少,像是我已经原谅她了似的。
丈母娘和大舅子也松了口气,脸上都露出了笑。
我抱着儿子,在沙发上坐下,把玩具小汽车拿给他,他攥在手里,低着头玩,时不时偷偷抬眼看我一下。
阿芳端着一杯水过来,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笑着说:“先喝点水,饭马上就好,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没碰那杯水,看着她,说:“不用忙了,我待会儿就走。”
她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走?去哪儿?”
“我这次回来,是接孩子走的。”我摸着儿子的头,语气很平静,“我在那边找好了学校,学费已经交了,住宿也安排好了,以后孩子跟着我。”
屋里一下子静了。
阿芳脸上的笑一点点褪下去,脸色变得惨白:“你……你什么意思?你要带孩子走?那我呢?”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你跟老刘也好,跟别人也好,跟我没关系。”
“你胡说什么呢!”丈母娘先急了,往前迈了一步,指着我说,“夫妻一场,你怎么能说这种话?阿芳都知道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就是!”大舅子也沉下脸,“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不就是那点事吗?至于记恨一年?阿芳都给你跪下了,你还要她怎么样?”
阿芳站在那儿,眼泪又掉下来了,声音发颤:“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好好跟你过日子,行不行?你别不要我,别带孩子走……”
“我没说不要孩子。”我把儿子往怀里紧了紧,“我是孩子的爸爸,我带他走,天经地义。”
“那我呢?”阿芳哭着说,“我是他妈妈啊!你把孩子带走了,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事。”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一点波澜,“当初你跟老刘躺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
这句话一说出来,屋里更静了。
阿芳的脸一下子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丈母娘气得脸都红了,指着我,手指头都在抖:“你……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家丑不可外扬,你非要把这点事挂在嘴边上?”
“我没往外扬。”我淡淡地说,“我就是跟你们说说而已。”
“你别给脸不要脸!”大舅子急了,往前跨了一步,像是要动手,“我告诉你,这事就算阿芳不对,你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你消失一年,家里老人孩子都不管,你还有理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他被我看得有点发怵,往后退了半步,又硬着头皮说:“我跟你说,要么你就带着阿芳和孩子一起走,好好过日子,要么……要么你就别想把孩子带走!”
我笑了一下,把怀里的儿子放下来,让他在旁边玩玩具。
然后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用橡皮筋捆着的钱沓,旧钞,扎得整整齐齐,是我从工地一笔一笔攒下来的。
我把钱放在茶几上,抽出一小叠,推到阿芳面前。
“这是给孩子留的,买衣服、买零食,都从这里面出。”我看着她,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剩下的,我要留着给孩子交学费,以后上学、买房、娶媳妇,都得用钱。”
阿芳看着那叠钱,又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回来,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不行。”我摇了摇头。
“为什么?”她哭着喊,“不就是一次吗?我都认错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
我看着她,看了好半天,看得她哭声都小了下去。
然后我指了指她身后的卧室门,又指了指我自己,慢慢开口:“去年那个被窝里,原本该躺的人是我。”
阿芳的脸一下子没了血色。
“你把别人弄进去的时候,就该知道。”我顿了顿,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砸得很实,“我再也躺不回去了。”
我抱着儿子站起来,阿芳还站在原地,像是被人抽掉了骨头,整个人晃了一下,手撑着茶几才没倒下去。
丈母娘先反应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我肉里了:“你不能走!你把孩子带走,阿芳怎么活?她一个女人家,离了婚,孩子又没了,谁还要她?”
我看了她一眼,没挣开,只是说:“妈,我叫你一声妈,是看在这几年你对我还算不错的份上。但今天这事,你拦不住我。”
丈母娘的手松了松,嘴唇哆嗦着,眼泪也跟着下来了。她不是坏人,我知道,她就是心疼自己闺女,但心疼归心疼,道理不是这么讲的。
大舅子往前跨了一步,挡在门口,脸涨得通红:“你今天要敢迈出这个门,别怪我不客气!”
“怎么个不客气法?”我抱着儿子,看着他,语气很平静,“打我一顿?还是报警说我拐孩子?我是孩子的亲爹,我有抚养权,你要是觉得你能拦住,你就试试。”
大舅子被我噎住了,拳头攥得紧紧的,但到底没敢动手。
他不敢,不是怕我,是怕我真把事闹大了,到时候街坊邻居都知道他妹妹干的那点破事,他们一家人的脸面就全没了。
阿芳突然冲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整个人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你别走,我求你了,你别走!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给你当牛做马,你让我赎罪,你别带孩子走……”
她哭得声音都劈了,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头发散下来,粘在脸上,看起来狼狈极了。
儿子被她吓着了,趴在我肩膀上,小脸埋在我脖子里,不敢抬头看。
我低头看着阿芳,看着她哭得浑身发抖的样子,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不是心疼,也不是恨,就是觉得,这个女人,我好像从来都不认识。
“阿芳。”我喊了她一声,声音不大,但她一下子就停住了哭,仰着脸看我,眼睛里全是希冀。
“你记不记得,去年你刚到工地的时候,我给你买的那条碎花裙子?”
她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你穿着那条裙子,在镜子前转了个圈,问我好看不。”我说得很慢,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我当时说,我挑媳妇的眼光就挺好。”
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但这次没出声,只是无声地流。
“那条裙子,是我在夜市上买的,花了三十五块钱。”我顿了顿,“我当时觉得,你穿着真好看,比谁都好看。但现在我想明白了,那条裙子,你穿给谁看的,可能你自己都说不清楚。”
阿芳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你不用解释,我也不想听。”我往后退了一步,把腿从她手里抽出来,“我今天来,不是跟你翻旧账的,也不是来羞辱你的。我就是来带孩子走,让他好好读书,长大成人。”
“至于你,你以后想怎么过,是你自己的事。”我看着她,语气很平淡,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要是能找个好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我替孩子高兴。你要是还跟老刘那样的人搅和在一起,那也是你自己的命。”
“但有一条,你记好了。”我顿了顿,声音沉下来,“从今天起,咱俩的夫妻缘分,就算断了。我不跟你离婚,是看在孩子份上,不想让他以后填表的时候,在父母那一栏写离异。但你跟别人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管。”
这话一出来,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大舅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了看我的脸色,又把话咽回去了。
丈母娘靠在墙上,不停地抹眼泪,嘴里念叨着“造孽啊造孽啊”,但也没再拦我。
阿芳跪在地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眼神空洞,呆呆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很轻的声音:“你……你连离婚都不肯跟我离?”
“不离。”我摇了摇头,“但不离,不代表我原谅你了。”
我抱着儿子,绕过她,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没回头,只是说了一句:“阿芳,你当年嫁给我的时候,我答应过你,让你过上好日子。这话,我现在还认。但好日子,不是靠别人施舍的,是自己挣的。你以后要是能挣来,我替你高兴,孩子也会替你高兴。但你要是还想靠男人翻身,那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孩子也帮不了你。”
说完,我拉开门,抱着儿子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阿芳的哭声,那哭声从屋里传出来,穿过走廊,穿过楼梯间,像是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在人身上。
但我没有回头。
下了楼,儿子趴在我肩膀上,小声问了一句:“爸爸,妈妈为什么哭?”
我摸了摸他的头,想了想,说:“妈妈做错事了,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趴回我肩膀上,过了一会儿,小声说:“爸爸,我想吃糖葫芦。”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一年多来,我第一次笑。
“行,爸爸给你买。”
我抱着他,沿着街往前走,路过一家卖糖葫芦的小摊,花三块钱买了一串,儿子攥在手里,小口小口地舔着,糖渣粘了一脸。
我看着他,心里想,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孩子要上学,要长大,要买房,要娶媳妇,哪一样都得花钱。
我攒的那五万多块钱,看着不少,但真用起来,也就是个开头。
我得继续干活,继续攒钱,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但我不怕,因为这一次,我心里踏实了。
以前在工地上,我老是想着,阿芳在家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干,干完了好回家。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的是,儿子的未来攥在我手里呢,我得撑着,撑到他能自己走路的那一天。
那天晚上,我带着儿子回了老家,去看了我爹妈。
我妈一看见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嘴里念叨着:“瘦了,瘦了,你这孩子,这一年到底去哪儿了……”
我爹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最后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我把儿子交给我妈,自己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天边的晚霞,心里想着,这一年,像是一场梦。
梦里,我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婆跟别人睡在一起,我一个字没说,转身走了。
梦里,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工地上,从早干到晚,攒了五万多块钱,瘦了二十斤。
梦里,我回到那个家,看着阿芳跪在我面前,哭得撕心裂肺,但我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不是不恨,是那种恨,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
变成了冷,变成了硬,变成了我抱着儿子走出那扇门时,心里那份笃定。
有些被窝,脏了就是脏了,洗不干净。
你把它拆了,洗了,晒了,重新缝上,但你知道,那上面有过别人的痕迹,你躺进去,浑身不自在。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被窝,或者干脆不盖了。
婚姻这东西,有时候就像那床被窝,破了可以补,但脏了,就没法要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老家的土炕上,儿子睡在我旁边,小脸圆圆的,呼吸均匀,偶尔翻个身,小手搭在我胳膊上。
我盯着房梁,想起一年前的那个雨夜,想起出租屋里那张倒了的三口合影,想起阿芳喊我名字的声音。
然后我闭上眼睛,把这些都从脑子里赶出去。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儿子,坐上了去工地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儿子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田野,兴奋地指给我看:“爸爸,牛!”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田埂上确实拴着一头老黄牛,正在低头吃草。
“嗯,牛。”我摸了摸他的头。
他回过头,仰着小脸看我,突然问了一句:“爸爸,我们不回妈妈那里了吗?”
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说:“不回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妈妈会不会想我?”
“会。”我说,“妈妈肯定想你。”
“那她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来?”
我看着儿子那双干净的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最后,我把他抱起来,放在腿上,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儿子,爸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妈妈,她不是坏人,她只是做错了事。做错事的人,有的能改,有的改不了,你妈妈能不能改,爸爸不知道。但不管她能不能改,她都是你妈妈,你以后想她,想见她,爸爸不拦着。”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趴回我怀里,嘟囔了一句:“那我还是想跟爸爸在一起。”
我抱紧了他,喉咙有点发紧,没再说话。
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窗外的田地、村庄、电线杆,跟一年前我来的时候一样,一闪一闪地往后退。
但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人。
我怀里抱着儿子,兜里揣着攒下来的钱,心里装着往后的打算。
这一年,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也看清了一些东西。
人这一辈子,不怕摔跟头,就怕摔了跟头,还趴在地上不起来。
我站起来了,拍拍身上的土,抱着孩子,继续往前走。
至于阿芳,她能不能站起来,是她自己的事。
我帮不了她,也不想帮了。
有些路,只能自己走,谁也替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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