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张张学良的家庭旧照,如果只看画面,它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军装,没有仪仗,也没有年轻时代那种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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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出头的张学良站在家人身边,脸上的线条已经松下来,儿媳陈淑贞年轻得多,张家的第三代张居信也进入了这个家庭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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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琢磨的是,这个看着很普通的家庭画面,张家其实等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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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张闾琳还是个孩子,也一直跟在父母身边生活。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1930年代中期的张闾琳,大概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家很快就要从他的生活里消失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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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年人来说,历史变化可能意味着身份、处境和生活环境改变,对一个孩子来说,它往往只有一个结果——原来天天能看见的人,以后看不见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此后在大陆多地辗转,1946年又被押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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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赵一荻把张闾琳送往美国寄养,交由友人照料,母子这一分开,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放到今天看,很容易被一句“送孩子去美国”带过去,可我觉得,真正落在人身上的重量没这么轻。
孩子出去以后会长多高,会读什么书,会不会还记得父母,什么时候能再见,这些事情在当时都很难由他们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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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受的是,很多年以后,赵一荻连儿子的准确住址都已经掌握不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托友人帮助寻找张闾琳时,能够拿出来的重要线索,还是1940年前留下的一处旧金山地址,十几年过去,当年的住址早已发生变化。
在我看来,这才是张家这段故事里很容易被忽视的一刀,不是知道亲人已经不在,而是知道他活在大洋那边,却不清楚他如今住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你想联系一个自己的孩子,手里拿着的却是一张十几年前的旧地址,相比编出来的脚镣声,这种有资料支撑的无奈反而更让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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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张闾琳在美国生活、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就是陈淑贞。
看到这里,再回头看那张被标注为1962年的合影,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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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回到1930年代,也不可能把缺掉的年月补回来,只是父辈、儿媳和孙辈终于能出现在同一个家庭关系里。
到了这段人生里,张学良的生活内容也已经和年轻时代有了很大不同,早年的他身边常出现军队、政务和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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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人到了这个阶段,身份的反差才更容易被看见,年轻时候拥有过怎样的排场是一回事,晚年真正能够坐在身边的人是谁,又是另一回事。
过去能够调动许多人,到了后来,儿子能从美国回来,孙辈能坐到身旁,反倒成了生活里很珍贵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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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还从“信仰”二字里,分别给两个孙子取名“居信”和“居仰”。
此后,张居信去过北京、沈阳、西安等地,沿着祖父早年的生活轨迹了解那段历史,还将祖父母的一些遗物捐给沈阳的张学良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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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一趟回去,才把张家的时间线接得很有意味。
这条路绕了大半个世纪,我觉得,理解张学良的晚年,可以谈历史选择,也可以谈个人命运,这些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看法,可如果只看家庭这一面,反而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哪一步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还回来,可每往前走一步,这个家庭和故土之间的线就重新接上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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