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获奖！她把身上的痣拍成了一部家庭史诗

《一颗痣的自白》记录了导演谭墨的一段人生经历，它从一颗脸上的痣出发，捕捉，探索，也表达了关于癌症，身体，瘾，亲密关系和冲突之间不可分割的纠缠。在虚实结合的元素中，影片将犀利的真实和多维度的身体感官体验糅杂进家庭影像，用幽默对抗沉重，用坦诚打破影像虚拟的记录镜面，拓宽对于亲密关系的思考角度。

本片在第二十届FIRST西宁青年电影展中入围“FIRST FRAME她的一帧”单元，进行了国内首映并获得“年度影像”奖项。

谭墨，出生于中国，现居华沙，2018年毕业于波兰罗兹国立电影电视戏剧学院导演系。早期作品有《失眠》、《诗的破格》和《日出》。

颁奖结束，抛开书本记者与导演谭墨进行了一场对谈，这位出生于江苏、留学定居波兰的中国导演，在东方语境下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人类情感共通的家庭故事，笑中有泪，轻盈厚重。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采访/整理：秦语灿

排版：刘嘉惠

责编：刘小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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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书本: 导演现在在波兰的生活是怎样的?

谭墨:现在暂时在波兰居住，拿到了短期的身份，项目也都在推进。我现在有两个项目，在波兰推进的是一部有中国元素的波兰功夫片，另一个是格陵兰岛的项目。

抛开书本: 在哪一个时刻让您决定要拍出《一颗痣的自白》?

谭墨:我在创作纪录片的时候，并不需要长时间的酝酿过程。我一直保持着记录的习惯，包括之前失眠或者暑假回家短期的时候，我都会随手记录一些片段。所以在我爸妈让我点痣的时候，我也直接拿起机器拍了下来，当时就觉得这说不定能成为一个片子。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很远，真正觉得作品开始成型是在创投阶段。

抛开书本: 影片中捕捉到很多亲密关系之间的真实冲突，比如就切水果这件事您和您母亲发生的争执，摄像机在那个片段很稳定地被放在旁边进行了拍摄，请问您是如何自然地拍摄出日常中的这些冲突的？

谭墨:其实摄像机一开始也是不稳定的。转折发生在吵架中途，在大家情绪都稍微有些降下去之后，我觉得我不仅要拍我母亲，我还得拍我自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把摄像机放好，然后又继续吵了。如果要单独剪那场戏，它也能成为一个作品，还能从中看到情绪的跌宕起伏，但经过剪辑使它成为一个片段，那就只有两分钟左右。

拍摄现场照片

抛开书本: 影片中您加入了一些家谱的信息和有关痣的历史追溯，您是如何想到运用这种带有回溯性的，类似调查的方式呈现部分关于自己，关于身体的表现?

谭墨:我觉得原生家庭是一个代代相传，具有家族性的概念。在我剪辑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家的课题是有关自我牺牲的，你割掉的自我在哪里可以安放，在这种用爱去牺牲自我的关系中，就必定有承载，这永远是一个纠结的状态。所以事实上我们家的课题是要先去学会爱自己，而不是将自己投身到一个“自我牺牲”的角色中，抛去所有去爱另一个人。

其中也有代际不同的影响。我是独生子女，但我妈妈有八个姐妹。这种家庭结构的差别和养育方法的改变也体现在创作身上。现在的中国社会可能面临一个“目光转向”的趋势。因为现在的养育方法就是所有的眼睛都是看向孩子的，他从小被这样的眼光凝视到长大，自然而然地孩子也只能看向自己。不像我母亲那一代，这种关注比较少，因为有八个姐妹，所以反而会觉得被冷落。

她们有另一个整体的代际倾向，包括邻居关系。那时候的邻里关系是非常亲近的，几乎什么事情都是共享的，打架吵架啊，几点看电视啊等等。她们的世界本身就是外放的。这种代际转变，以及凝视作为我这一代的典型成长方式，我觉得是需要提出来的。

抛开书本: 影片最后的部分，您在家给父母播放了这部作品，并且带着反省的态度去审视了母女之间沟通方式存在的问题。您和母亲后续有继续讨论过吗？沟通方式有改变吗?

谭墨:有。而且因为我们家是可以牺牲自我的，所以这种改变并不是一件小事。现在牺牲不再是前提了，互相能够提出条件，看到并且尊重彼此的条件，这是质的改变。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界限，也能够看到彼此，这点是很好的。

抛开书本: 影片中经常能听到实验性的音乐，请问配乐的设计灵感是什么？过程是如何推进的

谭墨:我刚开始就想好了要用Howie Lee（李化迪）的音乐，他是国内一位很棒的电子音乐家。我觉得他的音乐语言和我的影像有某种契合的东西。后来我又找了一位波兰的作曲家（Alexander Makowski），他也能很精准地做出属于我的方向的简单的音乐。其中也包括他本人和我的家庭状况也很相似，所以他很能理解我的处境和情感撕扯。整个过程进行的很快，大概一两周就制作出来了。

唯一一个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调的片段是机场送别那段。我们总觉得不太合适，最后我和他说去想象一个母亲哄孩子睡觉，在安抚他的时刻，而且要非常简单，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可能这个音乐也是对于双方的安抚吧，父母和我都想要找到心灵和情感的抚慰。

抛开书本: 在您刻画暴食焦虑的片段中引用了一段笛声，这样的搭配灵感是?

谭墨:我觉得首先这是作曲家的选择。因为我的画面信息和力量已经够满了，所以他觉得配乐上一定要简单。其次，这个笛声也算是一个见证者，一种情感性的元素。我对“瘾”的解读是它是一种惯性，就像笛声一样，一直会萦绕在你的脑子或者是胃里。再加上作品里的笛声是乱的，不着调的，这种搅动感非常有身体性，所以很适配。

抛开书本: 相比于过去的作品，这部影片还加入了一些新的电影语言，比如定格动画，以及一些抽象片段中材料的使用，例如缠绕在餐桌和家庭三人之间的蓝色麻线和眼睛头套。关于这一部分的创作是如何去实现和沟通的？

谭墨:我们是在真人部分的拍摄差不多完成，有一个基础的逻辑线之后才进入的动画方面的制作。想法是在一开始就有的，我一直很想挑战虚实元素如何结合起来。再加上我要拍摄一颗痣，这也是一个很具有漫画性质的东西，我也想过要不要把它拟人化，创造一个“痣大妈”的形象和我进行对话。

但在剪辑的过程中觉得不太合适，所以最后选择了定格动画的方向。后续我又根据剪辑出来的部分为动画部分写了一个剧本，因为动画拍摄是非常耗时的，一分钟可能都要拍好几天，所以剧本里面，从道具选择到媒材，都明确地标出了每场戏需要什么。

关于蓝色线条，我和国内的动画老师，张宇婧（好梦天使，她是一位雕塑出身的艺术家），我们找了很久。一开始用床单，但它不够细腻也不够抓人。找来找去，最后看中了我妈妈的一条毛裤，然后就把它拆了在里面装铝丝，因为铝丝是动感的，它具备延伸性，所以很合适。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捆铝丝。现场拍摄主要由我还有另外一位摄影师梅墅轩和宇婧三个人合作完成。

制片人李姗姗、导演谭墨、摄影梅墅轩

在我必须出镜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分别担任摄影和道具的每一帧定格的走位。但是由于我们定格动画的经验比较少，有很多后期工作也是靠一位波兰动画艺术家，阿妮塔（Anita Kwiatkowska-Naqvi），去完成的，影片中牙齿的片段包括其他的后期都是她做的。

抛开书本: 您是以怎样的心态选择用影像的方式把自己和家庭呈现给观众？有没有某些时刻您需要调整心态去拍摄或者面对这部作品？

谭墨:拍摄的时候是顺其自然的，但是剪辑的时候真的需要调整心态。

抛开书本: 这部作品讨论的话题很沉重，但是您能够结合幽默感去面对，对抗自己的命运和不同情感关系间的撕扯，这种幽默和严肃的片段选择，其中的平衡，是如何达到的？您在选择这些片段时是否有预想到观众的反应？

谭墨:有预想到，但我没想到我父亲说不要在淮安放我的作品时大家觉得很好笑，我没想到这是一个笑点。但其实也有道理，这可能是一种他们身上的可爱的智慧。这种幽默也可能真的是一种在困境中可以逃离出来的解药。

其实刚开始这部作品我剪了很多个版本，什么“咒怨”版，极度愧疚版，过度分析版。我觉得能剪出这么多版本也表现了我内心的挣扎。与父母关系僵化，一段撕扯的情感经历，包括后来查出癌症，我认为生命的沉重让我彻底失去了幽默感。情感上的复原需要时间和空间，但冥冥之中好像这些伤痛都会过去，一切的挣扎都会尘埃落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生命给了我这么沉重的东西，但也许这正是我需要的。作为一个影像创作者，如果我呈现的幽默背后没有一个厚重的承托，它是没有办法非常深入地走进观众内心的。我觉得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抛开书本: 电影也走过了很多海外影展，海外观众是如何看待这种东亚家庭关系的？和国内观众是否不同?

谭墨:其实差不多。可能国外观众的年龄分层比较广泛，从18岁到80岁都有，但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的观众都能被触动到，这说明亲密关系本质上是没有发生任何内核的变化的。

有一位中年德国观众和我分享说她看的过程中甚至忘记了这是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其实是一部普世的情感类影片。

我觉得虽然这部影片是东方语境下的产物， 但它之所以走过了这么多国家，打动了不同文化下的观众，是因为它述说了每一个普通人类都会有的情愫和困境。

展映现场照片

抛开书本记者和谭墨导演采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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