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多年白活了！” 父亲带孩子就医，不料两人竟都确诊！福建医生提醒→

暑假一到，医院儿科门诊就排起了长队。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每年七八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就诊量会比平时增加10%~20%。家长终于有空带孩子来医院，也终于在老师反复反馈之后，承认那个“坐不住、写不完、管不了”的孩子，可能不只是调皮。

诊室里的故事往往比诊断书更复杂。许多家长在陪孩子治疗的过程中，慢慢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影子。

“不听话”可能是一种病
常因老师“投诉” 孩子才就医

诊室里，11岁的男孩佳佳（化名）像装了马达一样停不下来，他的眼神飘忽，一会儿摆弄手指，一会儿动动鼠标，还不时打断医生和家长的对话。

佳佳的父母告诉医生，孩子作业写到晚上11点是常态，家里人一度认定他态度不端正，直到老师建议就医，他们才第一次走进诊室。

经过病史采集、家庭养育方式及功能损害情况评估，结合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结果，综合评判分析，佳佳被确诊为ADHD。

ADHD常被叫做“多动症”，但它的核心并不只是“好动”。按照DSM-5诊断标准，ADHD分为三种亚型：注意缺陷为主型、多动冲动为主型，以及混合型。症状必须跨场景存在，至少持续6个月，且已造成学业、社交或家庭功能的明显损害。

有精神科医生用《哆啦A梦》里的角色来打比方：“大雄型”孩子安安静静，眼神却总在飘，作业写着写着就发呆；“胖虎型”孩子坐不住、爱插嘴、情绪一点就炸。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林晓霞医生说，这个比喻虽然不够严谨，却让很多家长第一次意识到，孩子的“不听话”可能是一种病，而不是故意作对。

▲林晓霞医生为患者看诊

儿童医学中心刘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国内6~16岁在校儿童的ADHD患病率约为6.4%，相当于每16个孩子里就有1个。男孩和年幼儿童（6~11岁）患病率更高，但女孩和安静型的孩子往往更难被早期识别——在女童中，注意缺陷为主型的比例更高，她们不吵不闹，常被误认为“粗心”或“懒”，等到成绩下滑、老师反复提醒，才发现已经走神了很久。

▲刘玲医生为患者看诊

孩子确诊后
40岁的父亲也拿到了诊断书

ADHD的遗传度高达70%~80%。在临床观察中，约40%~50%的ADHD患儿家庭里，至少一方家长表现出ADHD特质。

林晓霞医生见过一个7岁男孩，妈妈主诉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拖拉、坐不住、小动作多。问诊时，这位妈妈语速极快，频繁打断医生说话，身体不停前倾后仰。孩子最终确诊混合型ADHD，而妈妈在记录孩子行为时也总是丢三落四。林晓霞医生建议她也到神经内科评估下，结果妈妈也确诊了ADHD。

更让医生们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确诊后，在家长培训中，林晓霞医生发现他注意力难以维持、情绪容易失控。原来，他小时候也被老师天天找家长，那时候没人知道ADHD，只说是调皮。后来他去神经内科评估并确诊，开始规范用药。

“我这么多年白活了！”这位年近40岁的父亲跟医生倾诉，“我工作都不开心，跟同事关系不好，整天大脑不在状态。治疗后，思路突然间变清晰了。”

确诊之后，这位父亲的教育方式也随之改变。从前看到孩子写作业拖拉，第一反应是打骂；现在他不再纠结分数，而是关注孩子能不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主动去想“孩子此刻需要什么帮助”。他说：“我以前觉得孩子是我的累赘，现在觉得他是我的镜子。”

从"儿童病"到终身管理
教家长比治孩子更关键

"ADHD不是感冒，吃几天药就好了。”刘玲医生说，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需要行为训练、学校支持和家长培训，必要时药物干预等多维度治疗。在整个诊疗过程中，难点之一在于诊断之初整个家庭系统能接受这个疾病，并主动调整家庭教育方式，其次是对ADHD长期管理的坚持。

为此，福建协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陈燕惠教授在国外Barkley八步法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特点、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做的深度本土化改良，设立了“亲子成长八步法”的课程。

每周四晚上7点，佳佳的妈妈都会进入协和医院家庭培训直播间，参加家长管理培训，内容包括关注良好行为、有效下达指令、时间管理等。和她一起的还有十余位被确诊ADHD的孩子家长，课程结束后，他们还会向医生咨询近期教育中遇到的问题。

根据中心数据，经过8周干预，儿童核心症状在SNAP-Ⅳ量表上总分下降30%以上，家长的专制型、放任型教养方式也明显减少。

▲家长团体课程上，医生会给家长提供自测内容，帮助家长发现问题

此外，医生也会建议轻症的孩子先从家长培训、运动干预、调整饮食等方面着手干预，密切随访，3个月评估效果。不少孩子由家长带着运动一段时间后，做作业时的注意力明显提高。为此，刘玲医生申请了福建省卫健委的面向基层推广项目，把ADHD运动干预进一步向基层推广。

然而，诊室里的转机并不意味着生活的难题就此终结。对于大多数ADHD家庭来说，所谓的”治愈”，其实只是换了一种与疾病共处的方式。整个社会也在了解疾病的过程中，给予更多包容。

那位在40岁才拿到诊断书的父亲，如今依然会在工作中偶尔走神，但他学会了给自己设闹钟；

佳佳的妈妈依然会焦虑，但她不再盯着那个写到11点的时钟，而是关注孩子今天比昨天多专注了十分钟；

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例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开始意识到自己频繁的纠错是在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开始从细微处学习如何夸奖；

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摸索针对ADHD孩子的个性化支持方案。比如，有的老师会把ADHD孩子的座位调到前排靠近讲台的位置，减少干扰；在课堂上增加互动频率，用图画、视频辅助教学，帮助这些孩子维持注意力。

林晓霞医生说：“终身管理，并不意味着以摆脱这个疾病为目标，而是我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知道自己能否解决，知道可以按下求助按钮，也知道有人能提供支持。这不仅是在认识疾病，更是在重新学习爱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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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卫生报全媒体记者：陈坤

通讯员：苏萍

编辑：兜兜

审核：黄美辉、刘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