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教授去广西看女儿外孙,仅住6天便返程,直呼一天也不想待
序章
他叫皮埃尔·杜朗,六十三岁,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
妻子去世五年,独居在左岸一间堆满书籍的老公寓里。他习惯了每天早晨去面包房买一根法棍、一杯咖啡,习惯了傍晚沿着塞纳河散步,习惯了用精密的法语逻辑去拆解康德和黑格尔。他以为自己会这样体面而孤独地过完余生,直到上个月收到女儿伊莎贝拉的一封邮件——
“爸爸,我和阿杰在广西买了房子,孩子快两岁了,你来看看我们吧。”
邮件简短得像一张便条。皮埃尔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女儿上一次回巴黎是四年前,带着那个中国男人来见了他一面,吃了一顿尴尬的晚餐就匆匆走了。再之前,是八年前她在里昂高师读硕士的时候,寒假回来住了两天。她越来越像一个陌生人,口音里混着奇怪的中文腔调,笑起来的方式也不再是法国女孩那种张扬的、露齿的笑,而是抿着嘴、微微低头。
皮埃尔订了机票。巴黎到广州,十二个小时直飞,再转高铁到柳州,女儿说会去接他。
他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本没读完的普鲁斯特、两盒给外孙的巧克力。临走前去墓地看了妻子一眼,站在墓碑前说了句:“我去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他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他更不知道,六天之后他会说出那句让所有人愕然的话——“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待。”
第一章
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的时候,皮埃尔感觉整个人像是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六月的岭南,空气里全是水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从航站楼到高铁站的摆渡车上,他衬衫的后背就湿了一大片。
高铁上他试着看普鲁斯特,但窗外的景色让他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那些连绵的、被植被覆盖的山丘从眼前飞驰而过,跟他记忆中法国乡间整齐的葡萄园和麦田完全不同。这里的山是野的、绿的,像是没有被驯服过。偶尔闪过一片水田,有人戴着斗笠弯腰在插秧,远远看去像一枚枚静止的图钉。
三个半小时后,列车停靠在柳州站。皮埃尔拖着小行李箱走出出站口,在人堆里找了一会儿,才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朝他挥手。是伊莎贝拉,她比上次见面时又瘦了些,剪了短发,穿着一件宽松的碎花连衣裙,脚上蹬着一双看起来很廉价的塑料凉鞋。她身边站着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圆脸,戴眼镜,笑得有点憨,怀里抱着个小孩。
“爸爸!”伊莎贝拉跑过来,在他两边脸颊各贴了一下。这个法式的贴面礼她做得有点生疏了,像是一个很久不用的动作,临时想起来又生硬地复刻了一遍。
“路上累了吧?”那个男人用带着口音的法语说了一句,发音笨拙但努力。皮埃尔这才仔细看了他一眼——阿杰,女儿在里昂读硕士时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后来跟着他回了中国,结了婚,生了孩子。皮埃尔对这个女婿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家在广西一个叫“鹿寨”的小县城,父母是种甘蔗的农民。
“还好。”皮埃尔用中文回答。他的中文是在大学里选修的,能应付日常对话,但远不够流利。
阿杰怀里的孩子扭过头来看他,一双黑亮的眼睛,头发有点卷,皮肤是浅浅的小麦色,嘴唇的形状像伊莎贝拉。皮埃尔伸出手想去碰碰他的脸,孩子却一扭头把脸埋进了阿杰的脖子里。
“他还认生。”伊莎贝拉笑了笑,“走吧,车在那边。”
所谓的“车”,是一辆灰扑扑的面包车,后座堆着几个编织袋,一股淡淡的化肥味儿。皮埃尔被安排坐在副驾驶,伊莎贝拉抱着孩子和阿杰挤在后面。车开起来的时候,阿杰用法语跟皮埃尔聊天,说家里条件一般,让您见笑了,不过我们已经买了新房子,下个月就能搬进去。皮埃尔“嗯嗯”地应着,眼睛看着窗外。路越走越窄,从柏油路变成水泥路,又从水泥路变成坑坑洼洼的土路,两边是成片的甘蔗地,高高的甘蔗在风里哗啦啦地响。
“还有多远?”皮埃尔问。
“快了快了,”阿杰说,“再开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车停在一个村口。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新旧不一,有的是贴着白瓷砖的两层小楼,有的还是土坯房。阿杰家的房子是中间那档——砖混结构的两层楼,外墙没贴砖,裸露着水泥的灰色。门口晒着几件小孩的衣服,一只黄狗趴在地上吐着舌头。
皮埃尔站在门口,拎着他的小行李箱,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迈腿。
“爸,进来吧。”伊莎贝拉回头喊他。
他走进去。一楼是个堂屋,水泥地面,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罩着一个塑料菜罩。墙角堆着几袋大米和一台落满灰的老式电视机。楼梯口挂着一条花布门帘,掀开帘子后面是厨房,能看见一口大铁锅和墙上的油渍。
“您住楼上,”阿杰把他的行李箱拎起来往楼上走,“房间收拾好了。”
皮埃尔跟在后面上了楼。二楼有三个房间,阿杰把他领进最里面那间,里面一张木板床,铺着崭新的花床单,床头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搪瓷缸。窗户没装纱窗,开着,外面就是甘蔗地,绿油油的一片延伸到远处山脚下。
“条件简陋,”阿杰搓着手,“您将就一下。”
“很好。”皮埃尔说。他把行李箱放在床脚,在床边坐下来,床板发出吱呀一声。窗外有蝉在叫,声音大得像是贴在耳朵边上。他忽然想起巴黎那间安静的公寓,想起塞纳河上鸽子扑棱翅膀的声音,想起每天早上法棍的焦香味。那些东西现在离他有九千公里。
楼下传来伊莎贝拉和阿杰用中文说话的声音,语速很快,他听不太懂,只捕捉到几个词——“爸爸”“吃饭”“晚上”。孩子的哭声忽然响起来,尖锐而持久,然后伊莎贝拉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像是在训斥什么。接着阿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都安静了。
皮埃尔坐在床边,手里捏着那本普鲁斯特,一页都没有翻开。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我来这里做什么?她不需要我。八年前她跟我说要嫁一个中国人、要跟他回国的时候,我反对过。我说你刚拿到学位,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她说爸爸你不懂,我爱他。我说爱能当饭吃吗?她说能。然后她就走了。四年里回来过一次,待了两天。再然后就是这封邮件。我以为她叫我来看她,是想我了。但刚才在门口她喊我那一声“爸”,喊得那么客气,像喊一个远房亲戚。
第二章
晚饭是阿杰的父母做的。两位老人从隔壁村赶过来,说是“亲家公来了不能怠慢”。老爷子六十多岁,背有点驼,脸上全是晒出来的黑斑,一笑就露出一口黄牙。老太太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下午,端出来七八个菜——白切鸡、红烧肉、炒田螺、酿豆腐、一大盆酸笋炒牛肉,还有一锅飘着油花的排骨汤。
八仙桌上挤了六个人,皮埃尔被安排坐在正对门的位置,阿杰说这是“上座”。他不太明白这个规矩,但既然坐了也就坐了。阿杰的父亲给他倒了一杯白酒,透明的液体从塑料壶里倒出来,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鼻腔。
“亲家公,喝!”老爷子端起杯子,朝他举了举。
皮埃尔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喉咙里像烧了一把火。他放下杯子,咳嗽了两声,阿杰的母亲马上夹了一块白切鸡放到他碗里:“吃,多吃。”
皮埃尔看着碗里那块带皮的鸡肉,白生生的,旁边还有一坨姜葱酱。他拿起筷子,笨拙地夹起来咬了一口。肉是凉的,皮有点韧,姜葱的味道很冲。他嚼了几下咽下去,又咳嗽了一声。
伊莎贝拉在旁边看着,小声说:“爸你吃不惯吧?要不我给你盛碗汤?”
“不用,很好。”皮埃尔说。他拿起筷子又去夹了一块红烧肉,这次是热的,肥瘦相间,甜咸交织,倒不难吃。只是那盆酸笋炒牛肉的味道让他有点招架不住——一股说不清的发酵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像是什么东西坏了又没完全坏。他偷偷看了一眼其他人,阿杰的父亲正夹了一大筷子酸笋往嘴里送,吃得津津有味。
孩子被放在一个竹制的婴儿椅里,手舞足蹈地抓着一块骨头在啃。皮埃尔看着他,忍不住问:“他叫什么名字?”
“阿福。”伊莎贝拉说,“他爷爷起的,福气的福。”
“阿福。”皮埃尔用中文重复了一遍,发音不太准,像“阿夫”。孩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继续啃骨头。
饭桌上的话题皮埃尔大部分听不太懂。阿杰的父母说方言,阿杰用普通话跟他们交谈,偶尔翻译几句给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再转述给皮埃尔。信息的传递经过三层转译,到达皮埃尔这里的时候已经只剩下最粗的梗概——“爷爷说甘蔗今年价钱好”“奶奶问你法国有没有种甘蔗的”。
皮埃尔说没有,法国种葡萄。
老爷子听了,眼睛一亮:“葡萄好啊,酿酒的!那个贵!”
皮埃尔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他注意到伊莎贝拉整个晚饭期间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话。她忙着给孩子喂饭、擦嘴、哄他不要哭,忙着自己扒拉几口饭,忙着跟阿杰的父母交代明天要买什么东西。她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疲惫的熟练。
吃完饭,阿杰的母亲收拾碗筷,伊莎贝拉抱着孩子上了楼。皮埃尔坐在堂屋里,阿杰的父亲给他续了第二杯白酒,这次他没推,端起来慢慢抿着。老爷子搬了张小凳子坐在他对面,也不说话,就看着他笑。那种笑让皮埃尔有点不自在,像是一尊佛像在审视一个迷路的香客。
“阿福像我,”老爷子忽然开口,指了指楼上,“眼睛像我。”
皮埃尔点了点头。他想起外孙那双黑亮的眼睛,确实像这个老人。伊莎贝拉的眼睛是灰蓝色的,阿杰的眼睛是棕色的,而阿福的眼睛是纯黑的。这个孩子身上流着两种血,但看起来完完全全属于这片土地。
“你一个人住?”老爷子又问。
“一个人。”
“老婆呢?”
“去世了,五年了。”
老爷子沉默了一会儿,端起酒杯碰了一下皮埃尔的杯子:“不容易。”然后仰头把酒干了。
皮埃尔也干了。白酒烧着喉咙下去,胃里暖烘烘的。他忽然有点想哭,但忍住了。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她的生活跟我完全无关了。她围着那个孩子转,围着那个男人转,围着这个村子转。她不需要我教她什么,不需要我帮她什么。我坐在这里,像一个多余的道具。当年她妈妈去世的时候,她回来参加了葬礼,哭了一整天,然后走了。那时候我以为她只是伤心,现在我才明白,她早就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皮埃尔五点半就被吵醒了。楼下传来鸡叫声、狗叫声、阿杰母亲扯着嗓子跟隔壁邻居说话的声音。他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作响,窗外天已经大亮,太阳明晃晃地照在甘蔗地上,热气开始往上升。
他洗漱下楼,堂屋里只有阿杰的母亲在扫地。老太太看见他,赶紧放下扫帚去厨房端了一碗粥出来,粥里卧着一个荷包蛋,旁边一碟咸菜。
“吃,趁热吃。”老太太比划着。
皮埃尔说了声谢谢,在桌边坐下来喝粥。粥熬得很烂,米香浓郁,荷包蛋的边煎得焦黄。他一口一口地吃着,老太太就站在旁边看着他,脸上挂着那种慈祥而让人有点负担的笑。
“伊莎贝拉呢?”他问。
“还在睡,”老太太说,“昨晚阿福闹到两点多,她没睡好。”
皮埃尔点了点头,继续喝粥。他想起女儿小时候,也是常常半夜哭闹,那时候妻子还在,总是她起来哄,自己第二天还要去上课。那时候觉得累,现在想想,那些累都是甜的。
快八点的时候伊莎贝拉才抱着孩子下楼,头发乱蓬蓬的,眼睛下面一圈青黑。她把阿福塞给婆婆,自己盛了碗粥坐在皮埃尔对面,闷头喝了几口,才抬头说:“爸,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孩子晚上闹?”
“嗯,长牙呢,老是哭。阿杰昨天去县城上班了,晚上不回来,就我一个人弄。”
“他在县城做什么?”
“跑物流,帮一个快递公司开车。一个月挣四千多,我们这边开销小,够了。”伊莎贝拉说着,又低头喝粥。
皮埃尔看着她瘦削的肩膀和锁骨上面突出的骨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四千多人民币,换算成欧元不到六百。在巴黎,六百欧元连一间像样的公寓都租不到。而他的女儿,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高师毕业,拿了两个硕士学位,现在在这间水泥地的堂屋里喝着白粥,为一个长牙的孩子整夜不能睡觉。
“你……后悔吗?”皮埃尔问。
伊莎贝拉抬起头,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但她很快低下头去:“后悔什么?我过得挺好的。”
“你以前在里昂,你的导师说你很有天赋,你可以读博士,可以做研究——”
“爸爸,”伊莎贝拉打断他,声音忽然硬了,“那些都是以前的事了。我现在有家庭,有孩子,有我的生活。你不要再说这些了。”
堂屋里的空气僵住了。老太太抱着阿福站在门口,虽然听不懂法语,但看脸色也猜到气氛不对,赶紧抱着孩子出去了。
皮埃尔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对不起。”
伊莎贝拉没看他,埋头把最后几口粥喝完,站起来把碗放进厨房的水槽里,头也不回地说:“我带阿福去镇上打疫苗,中午不回来吃饭,你自己弄点吃的。”
她走了。皮埃尔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听着外面鸡叫狗叫蝉鸣混成一片。他端起已经凉了的粥碗,把最后一口喝干净,然后站起来,走出门去。
村子很小,他沿着那条土路慢慢走。路两边是甘蔗地,叶子宽大而锋利,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远处有几个老人在树下乘凉,看见他这个外国人,都盯着看,但没人跟他说话。他走到村口那棵大榕树底下站了一会儿,树冠遮天蔽日,气根垂下来像一道道帘子。树下供着一个小土地庙,香炉里插着几根烧了一半的香,青烟袅袅地往上飘。
他想起巴黎的教堂,尖顶、彩窗、管风琴的声音。那里也点蜡烛,但蜡烛是白的,细长的,插在铜质的烛台上。这里的香是红的、粗的,烟是混浊的、带着檀木的味道。两种信仰,两种对神明的想象,中间隔着九千公里和几百年的历史。
他蹲下来看了看那个土地庙,泥塑的小人已经褪了色,但眼睛还被认真地描着黑。有人给它的脖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布条被雨水洗得发白。皮埃尔伸手碰了碰那根布条,柔软的,带着灰尘的粗糙感。
他忽然想,如果妻子还在,她会怎么看这个地方?她是研究东方哲学出身的,也许她会喜欢这棵榕树、这个土地庙、这些粗糙而真诚的信仰。但她不在了。她临终前拉着伊莎贝拉的手说“照顾好你爸爸”,那时候伊莎贝拉还没遇见阿杰,还在里昂读书,还是一个会每周给家里打电话的女儿。
后来她遇见了阿杰,一切都变了。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我不是怪她。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我只是……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事实——我的女儿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她说的中文比法语流利,她吃的饭菜我有一半叫不上名字,她的孩子管另一个老人叫“爷爷”。那我是什么?我还是她的爸爸吗?
第四章
中午皮埃尔自己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碗泡面,老板娘帮他烧了开水,他蹲在店门口的长凳上吃完。泡面的味道很重,味精和香精混合出的“红烧牛肉”气味,吃完后嘴里发干。他喝了一瓶冰矿泉水,又沿着来时的路慢慢走回去。
下午伊莎贝拉带着阿福回来了,孩子打了针有点蔫,趴在她肩膀上不吭声。伊莎贝拉脸色也不好看,进了屋就把孩子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边发呆。
皮埃尔端了杯水上去,放在床头柜上:“怎么了?”
“打针的时候哭得厉害,嗓子都哑了。”伊莎贝拉揉了揉眼睛,“没事,过会儿就好了。”
皮埃尔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看着阿福的小脸,红扑扑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颊,这次阿福没有躲,只是哼哼了两声。
“他长得像你。”皮埃尔说。
伊莎贝拉愣了一下:“是吗?大家都说像阿杰。”
“眼睛的形状像你,眉毛也像。”皮埃尔说,“你小时候睡觉也是这样的,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
伊莎贝拉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爸爸,对不起,今天早上我说话太冲了。”
“没关系。”
“我有时候……压力太大了。”伊莎贝拉的声音有点抖,“阿杰工作很累,回来不想说话。婆婆帮我带孩子,但她的方法跟我不一样,我说了她又不高兴。阿福老是生病,去一次医院就好几百。我……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
皮埃尔看着她,看着她的肩膀微微发颤,看着她攥紧了床单的手指。他想伸手去抱她,像她小时候那样把她搂在怀里拍着她的背说“没事的爸爸在”。但他没有动,因为他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个陌生的女儿面前,他还有没有那个资格。
“你可以跟我说的,”他说,“我是你爸爸。”
伊莎贝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灰蓝色的眼睛里汪着泪,但没掉下来。她吸了吸鼻子,挤出一个笑:“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对了爸爸,明天阿杰休息,我们带你去县城逛逛吧,那边有个古镇,挺漂亮的。”
皮埃尔点了点头。他知道她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她把自己的脆弱露出来一下,又迅速收了回去,像一只贝壳开了一条缝又马上合紧。
那天晚上阿杰回来了,带了一大袋水果和一箱牛奶,说是公司发的福利。晚饭是阿杰做的,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丝、一个紫菜蛋花汤,比昨天的菜简单得多,但皮埃尔反而吃得惯一些。阿杰在饭桌上用磕磕绊绊的法语跟他聊天,问他巴黎现在热不热、左岸那家他常去的咖啡馆还在不在。
皮埃尔一一回答着,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注意到阿杰吃饭的时候一直给伊莎贝拉夹菜,把肉丝挑出来放到她碗里,自己吃青椒。伊莎贝拉也不说什么,自然地吃掉,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声的照顾。阿杰还时不时伸手去摸一下阿福的头,孩子就冲他咧着嘴笑。
这个画面让皮埃尔心里某个地方松动了一下。这个男人也许挣得不多,也许没什么文化,也许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体面的谈话对象。但他对自己的女儿是好的。那种好是细碎的、日常的、不说话的,藏在每一筷子夹过去的菜里,藏在每一个摸头的动作里。
吃完饭阿杰抢着去洗碗,让伊莎贝拉陪爸爸说说话。伊莎贝拉坐在堂屋里,抱着阿福,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皮埃尔聊着天。说的都是些琐事——镇上的菜价涨了、隔壁邻居家的狗生了五只小狗、阿福最近学会了说“妈妈”但还不会说“爸爸”。
皮埃尔听着,偶尔插一句嘴。他忽然发现,这是女儿这两天以来说话最多的一次。虽然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但至少她在说,在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也许我要求太多了。我以为她应该跟我谈哲学、谈文学、谈那些我们以前在饭桌上谈过的东西。但她现在的生活里没有那些了。她的生活里只有菜价、疫苗、孩子会不会叫爸爸。这些东西在巴黎的沙龙里不值一提,但在这里,它们就是全部。如果我真的爱她,我是不是应该接受这个全部?
第五章
第三天去县城。阿杰开着他那辆灰扑扑的面包车,载着一家四口往镇上走。路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但开出去二十多分钟后上了柏油路,两边开始出现房子和店铺。
古镇在县城边上,是这几年刚开发的旅游景点,青石板路、仿古建筑、小桥流水,到处挂着红灯笼。虽然是工作日,游客不多,但店铺都开着,卖姜糖的、卖绣球的、卖油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阿杰抱着阿福走在前面,伊莎贝拉挽着皮埃尔的胳膊走在后面。这是两天来她第一次主动挽他,皮埃尔感觉到她手臂的温度透过薄薄的布料传过来,心里忽然有点发酸。
“爸你看那个,”伊莎贝拉指着一家卖手工银饰的店,“那是苗族的工艺,很漂亮的。”
皮埃尔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橱窗里摆着各种银色的项圈、手镯、头饰,花纹繁复而精细。他走过去看了看,问老板多少钱,老板伸出五个手指头。他掏钱买了一个小的银手镯,上面刻着云纹和鸟的图案,递给伊莎贝拉:“给阿福的。”
伊莎贝拉接过来,看了看,笑了:“爸你花钱干嘛,他那么小又戴不了。”
“留着,等他大了戴。”
伊莎贝拉把银镯子收进包里,挽着他胳膊的手又紧了紧。那一刻皮埃尔觉得,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女儿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带她去卢浮宫,她也是这样挽着他的胳膊,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中午他们在古镇上吃了一家米粉店。阿杰要了三碗螺蛳粉,给皮埃尔特意要了一碗不加酸笋的。但即使不加酸笋,那汤底的味道还是让皮埃尔皱了皱眉——螺蛳熬出来的鲜味里混着一股奇怪的“臭”,像是发酵过的东西。他勉强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筷子。
伊莎贝拉倒是吃得酣畅淋漓,呼呼地吸着米粉,额头沁出一层薄汗。她抬头看见皮埃尔没怎么动,有点不好意思:“爸你是不是吃不惯?要不给你换个别的?”
“不用,我吃饱了。”皮埃尔说。他看着女儿吃螺蛳粉的样子,那么投入、那么享受,跟她在巴黎吃可丽饼时的表情一模一样。只是可丽饼换成了螺蛳粉,换了一种方式去热爱。
下午他们在古镇上走了很久,阿杰还给皮埃尔和伊莎贝拉拍了一张合影,背景是小桥和流水。照片里伊莎贝拉靠在皮埃尔肩膀上笑着,皮埃尔也笑着,但笑得有点僵。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自己,白发、皱纹、微微发福的身材,像个典型的法国老头的模样,站在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背景里。
回村的路上阿福在车上睡着了,伊莎贝拉抱着他,自己也靠着车窗打起了盹。阿杰专心开着车,皮埃尔坐在副驾驶,三个人都沉默着。窗外的甘蔗地在暮色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深绿,远处山峦的轮廓渐渐暗下去,天边最后一道光从云缝里挤出来,照在路面上一片金黄。
“阿杰,”皮埃尔忽然开口,“你对伊莎贝拉好一点。”
阿杰愣了一下,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我会的,爸。”
这是他第一次叫皮埃尔“爸”。皮埃尔听着这个发音不太标准的中文字,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第六章
第四天,矛盾终于爆发了。
起因是一件小事。阿福早上起来有点发烧,量了体温三十八度二。伊莎贝拉急着要带孩子去镇上的诊所,阿杰的母亲却拦住了,说孩子发烧是“长骨头”,不用去医院,用温水擦擦身、贴个退热贴就行了。
伊莎贝拉不同意,说上次发烧就是拖了两天结果变成了肺炎,住院花了两千多。婆婆说那是你们不会带,我们以前带孩子哪有那么多讲究,烧就烧了,出一身汗就好了。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声音越来越大,阿杰在旁边左右为难,一会儿劝他妈一会儿劝老婆。
皮埃尔站在楼梯口,听不懂方言但看得懂表情。伊莎贝拉的脸涨得通红,眼圈也红了,说话的声音都在抖。婆婆叉着腰,语速又快又急,手指几乎戳到伊莎贝拉的脸上。
最后阿杰吼了一句什么,两个女人都安静了。他抱起阿福,对伊莎贝拉说:“走,去医院。”然后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伊莎贝拉跟在后面,经过皮埃尔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她没看他,只是低声说了一句法语:“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生活。”
然后她走了。
皮埃尔站在空荡荡的堂屋里,阿杰的母亲坐在灶台边抹眼泪,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站在那里手足无措。过了好一会儿,他走过去,在老太太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她。
老太太接过去擦了擦眼睛,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亲家公,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心疼钱。去一次医院几百块,阿杰一个月才挣多少……”
皮埃尔听不懂全部,但他听懂了“钱”和“阿杰”。他拍了拍老太太的肩膀,用他有限的中文说:“没事,没事。”
那天中午没人做饭。皮埃尔自己去小卖部又买了一碗泡面,蹲在门口吃完。下午伊莎贝拉和阿杰回来了,阿福的烧退了,医生说是普通的病毒感冒,开了点药。伊莎贝拉的眼睛肿着,显然哭过。她径直上了楼,没跟任何人说话。
阿杰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对皮埃尔说:“爸,对不起,让你看笑话了。”
“没有笑话,”皮埃尔说,“家家有难处。”
阿杰听了这句话,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搓了搓脸:“伊莎贝拉跟着我受委屈了。我条件不好,挣得少,我妈又不会说话……她以前在法国过的是什么日子,我知道。跟着我,她什么都放弃了。”
皮埃尔看着他低垂的脑袋和发红的耳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也没有那么讨厌。他有他的难处,他有他的无力,他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像一根被两边拉扯的绳子。
“她选择了你,”皮埃尔说,“你不要让她后悔。”
阿杰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用力点了点头。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我以前觉得是阿杰把伊莎贝拉从我的生活里偷走了。但现在我明白了,偷走她的不是阿杰,是生活本身。她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但她没有回头。这一点,她像极了她妈妈。
第七章
第五天,皮埃尔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镇上给伊莎贝拉买点东西。
早上他跟阿杰说想自己去镇上逛逛,阿杰要送他,他摆手说不用,自己走过去就行。阿杰给他画了个简易的地图,告诉他沿着土路走到大路上,再走二十分钟就有公交站,坐三站到镇上。
皮埃尔揣着钱包出了门。六月的太阳毒辣辣的,走了不到十分钟衬衫就湿透了。他沿着土路慢慢走,经过一片又一片甘蔗地,经过几户人家的门口,狗冲他叫,他就停下来等狗叫完了再走。
公交站是一个简陋的牌子插在路边,没有遮阳棚,他站在太阳底下等了十几分钟才来了一辆中巴车。车上挤满了人,有挑着菜的农妇、背着书包的学生、抱着鸡笼的老汉。皮埃尔挤在中间,抓着车顶的拉手,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模糊了眼睛。
到了镇上他按着阿杰说的找到了那条主街。街两边都是店铺,卖什么的都有——五金店、服装店、药店、一家小小的超市。他在超市里转了一圈,买了一罐奶粉、一包尿不湿、几盒儿童饼干。然后又去旁边的金店看了看,挑了一条细细的银项链,坠子是一朵小小的茉莉花。
他付了钱,把项链揣进兜里。他想送给伊莎贝拉。不是作为生日礼物,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就是单纯地想送她一件东西,一件好看的、属于她自己的东西。这些年她大概把所有钱都花在了阿福身上,花在了这个家里,大概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了。
回去的路上他坐过了站,多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回村子。到门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伊莎贝拉正抱着阿福在院子里乘凉,看见他从远处走过来,满身是汗、气喘吁吁的样子,愣了一下。
“爸你去哪儿了?”
“镇上,买了点东西。”他把奶粉和尿不湿递给她,又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盒子,“这个给你。”
伊莎贝拉接过去打开,看见那条银项链,呆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你哭什么,”皮埃尔有点慌,“不喜欢吗?”
伊莎贝拉摇着头,把项链攥在手心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喜欢……谢谢爸爸……”
皮埃尔伸手把她揽过来,像她小时候那样拍着她的背。阿福在伊莎贝拉怀里仰着头看他们,黑亮的眼睛里全是困惑。皮埃尔腾出一只手摸了摸阿福的头,轻声说:“你妈妈以前也爱哭,动不动就哭,跟你现在一样。”
伊莎贝拉在他肩膀上闷闷地笑了一声,又哭了。
那天晚上伊莎贝拉把项链戴上了,银色的茉莉花坠子贴在她的锁骨上,亮晶晶的。阿杰看见了,问哪来的,伊莎贝拉说是爸爸送的。阿杰看了一眼皮埃尔,什么也没说,但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像是感激,又像是惭愧。
晚饭是伊莎贝拉做的,她学着做了几个法式小菜——煎蛋卷、土豆泥、西红柿沙拉。虽然食材简陋、卖相一般,但皮埃尔吃得很香。这是他来广西六天以来自最像样的一顿饭,不是因为菜有多好吃,是因为他终于在这张桌子上找到了一点熟悉的东西。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那条项链不贵,几百块钱。但在巴黎我给她买过更贵的东西,她从来没有哭过。也许她哭的不是项链,是有人还记得她也是一个需要被疼爱的人。这些年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儿媳,她大概忘了自己还是一个人。
第八章
第六天早上,皮埃尔起床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
他站在二楼的窗口看着外面的甘蔗地,看着远处笼罩在晨雾里的山峦,听着鸡叫和鸟鸣混在一起的声音。他想了很多——想这六天里看到的一切,想女儿的生活、女儿的疲惫、女儿的坚持,想阿杰的窘迫和努力,想阿福那双黑亮的眼睛。
他想起妻子临终前说的话:“照顾好你爸爸。”那时候伊莎贝拉点头答应了。但现在皮埃尔觉得,应该反过来——是他没有照顾好女儿。他以为给她钱、给她教育、给她一个体面的出身就是照顾。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她想要什么,没有问过她快不快乐,没有在她选择了一条自己不认同的路之后说过一句“我支持你”。
他下楼的时候伊莎贝拉已经在堂屋里了,正在给阿福喂早饭。她看见皮埃尔,笑了笑:“爸,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皮埃尔在她对面坐下,沉默了一会儿,说:“伊莎贝拉,我想回去了。”
伊莎贝拉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回去?不是说好住半个月的吗?”
“我想回去了。”皮埃尔又说了一遍,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今天就走。”
伊莎贝拉把勺子放下,阿福在婴儿椅里咿咿呀呀地叫着,没人理他。她盯着皮埃尔看了很久,灰蓝色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受伤、不解、还有一丝愤怒。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点抖,“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是阿杰对你不好吗?是……是这里太差了你看不上是吗?”
“不是。”皮埃尔说。
“那是什么?你来了六天就要走,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我请了假、收拾了房间、买了好多你爱吃的东西……你就待六天?”
她说到最后声音已经破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阿福被她的语气吓到了,开始哇哇大哭。伊莎贝拉没有去哄他,只是死死地盯着皮埃尔。
皮埃尔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伊莎贝拉,你听我说。我不是因为不喜欢这里才走的。我是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你的生活,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但你在努力,你在撑着一个家。你不需要我。你不需要我留下来帮你什么,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很好的妻子了。”
伊莎贝拉的眼泪终于掉下来:“那你为什么还要走?”
“因为我在这里,你会分心。”皮埃尔说,“你要照顾我、要陪我说话、要担心我吃不吃得惯。你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阿福身上、放在你的家上。我在这里多一天,你就多累一天。”
伊莎贝拉摇着头:“我不累……”
“你累。”皮埃尔伸手擦了擦她的眼泪,“你昨晚两点才睡,今天六点就起来了。你的黑眼圈比我来的时候更深了。我在这里,你睡不好。”
伊莎贝拉没有再说话,只是哭。皮埃尔蹲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等她哭完。
阿杰从楼上下来,看见这副场景,站在楼梯口没敢过来。皮埃尔朝他招了招手,阿杰才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皮埃尔站起来,对阿杰说:“我今天走。你帮伊莎贝拉照顾好阿福,也照顾好她自己。”
阿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九章
皮埃尔订了当天下午的高铁票。阿杰开车送他去柳州站,伊莎贝拉抱着阿福坐在后座,一路没有说话。车窗外甘蔗地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油亮亮的绿光,蝉叫得震天响。
到了车站,阿杰帮他把行李箱拿下来。皮埃尔接过箱子,转身看着伊莎贝拉。她站在车旁边,抱着阿福,眼睛红红的,嘴唇抿得紧紧的。
皮埃尔走过去,在阿福的小脸上亲了一下,又伸手抱了抱伊莎贝拉。他在她耳边用法语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只有她能听见。
然后他松开她,拎着行李箱转身走进了车站。他没有回头。
进站之后他在候车室里坐下来,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才发车。他坐在塑料椅子上,周围是嘈杂的人声和广播声,他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我在她耳边说的是——“你妈妈会为你骄傲的。”这是实话。如果妻子还在,她看到伊莎贝拉现在的样子,一定会骄傲。她撑着一个家,爱着一个男人,养大一个孩子,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这不比在巴黎的学术圈里发表几篇论文容易。也许我花了六天才看懂这件事,但至少我看懂了。
高铁上他拿出那本普鲁斯特,这次终于读进去了。窗外的景色还是一样地飞驰而过,甘蔗地、水田、戴斗笠的农人,但这次他看着它们,心里不再有那种格格不入的慌张。它们就是它们,他就是他,两个人隔着九百年的历史和九千公里的距离,但此刻在同一片天空下面,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
到广州之后他在机场附近订了一家酒店,第二天早上的飞机。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酒店房间里,窗外面是广州的夜景,万家灯火密密麻麻地铺展开来。他给伊莎贝拉发了一条微信:“我到了,明天飞巴黎。你好好照顾自己。项链很配你。”
过了几分钟伊莎贝拉回了一条语音。他点开听,里面是阿福的声音,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外公。”
皮埃尔握着手机,在酒店的床头坐了很久。窗外广州的灯火明明灭灭的,像无数个家庭的故事在同时上演。他忽然觉得,九千公里其实没有那么远。
第十章
回到巴黎之后,皮埃尔的生活恢复了原来的节奏。每天早上法棍和咖啡,傍晚沿着塞纳河散步,晚上在台灯下读普鲁斯特。但有些事情不一样了。
他开始在手机上看中国的新闻,看广西的天气。他学会了用微信,虽然用得磕磕绊绊。他偶尔会给伊莎贝拉发消息,问阿福好不好、家里热不热。伊莎贝拉有时候回得很快,有时候隔一两天才回,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等着、盼着、焦虑着。他知道她在忙,在过她的日子,而那个日子里有他的一小块位置,不多但实实在在地在那里。
一个月后,他收到一个包裹,从广西寄来的。打开一看,是一罐手工制作的腌酸笋,旁边附了一张纸条,是阿杰歪歪扭扭的字:“爸,这是我妈自己腌的,您尝尝,不臭的那种。”
皮埃尔看着那罐酸笋笑了。他打开盖子闻了一下,确实没有上次在饭桌上闻到的那种冲鼻的味道,淡淡的、酸酸的、带着一股植物的清香。他拿筷子夹了一小块尝了尝,脆生生的,酸味在舌尖上散开,然后是一点若有若无的回甘。
他给阿杰发了一条微信:“好吃。谢谢。”
阿杰回了一个笑脸。
又过了一段时间,伊莎贝拉发来一段视频。阿福在院子里摇摇晃晃地走路,张着两只小胳膊,像一只刚学飞的小鸟。伊莎贝拉在后面跟着,声音从画面外传过来:“慢点慢点……”阿福走了几步摔倒了,没哭,自己爬了起来,又接着走。
皮埃尔把这段视频看了十几遍。他看着那个小孩在阳光下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身后是那栋灰色水泥的房子、那片绿油油的甘蔗地、那个他待了六天的地方。六天很短,短到他还来不及完全适应那里的气味和声音。但六天也足够长,长到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女儿,重新理解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放手。
(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穿插) 我以前觉得爱是拥有,是把她留在身边,是让她走我安排好的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爱是让她成为她自己,哪怕那个自己跟我期待的完全不同。她走了一条我没走过的路,到了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但她活得很好。这就够了。
第十一章
秋天的时候,皮埃尔做了一个决定。他把公寓里那间空着的书房收拾了出来,把里面堆了多年的旧书和论文整理打包,腾出一块空地。然后他去宜家买了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个简易的衣柜。
邻居问他是不是要租出去,他说不是,是给外孙准备的。
“你外孙不是在广西吗?”邻居问。
“以后会来的。”皮埃尔说,“也许明年,也许后年。等他再大一点,他妈妈会带他来看我。我得把房间准备好。”
他给伊莎贝拉发了一张房间的照片,配了一行字:“阿福的房间。”
伊莎贝拉回了一条语音,声音里带着笑:“爸你也太着急了,他才多大啊。”
皮埃尔回:“不着急,慢慢来。”
他站在那间小小的房间里,看着崭新的小床和空荡荡的书桌,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浅蓝色的床单上。他想,也许明年夏天,也许后年夏天,这个房间里会有一个黑眼睛的小孩跑来跑去,会有笑声和哭声,会有他听不懂的中文和夹着法语腔调的“外公”。
他等得起。
第十二章
年底的时候,皮埃尔收到了一张照片。伊莎贝拉发来的,是一家三口的合影——她、阿杰、阿福,站在那栋灰色水泥房子前面,背后是绿油油的甘蔗地和远处的山。照片上三个人都笑着,阿福被阿杰举在肩膀上,张着嘴露出几颗小白牙。
皮埃尔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装进一个相框,放在客厅的壁炉台上。旁边是妻子的照片,她也在笑着,灰蓝色的眼睛和伊莎贝拉一模一样。
他站在壁炉台前看了很久。两张照片,两个时代,一个在巴黎的老公寓里,一个在广西的甘蔗地边上。中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她们是母女,血脉连着血脉,笑里的弧度都相似。
他想起临走那天在柳州车站对伊莎贝拉说的那句话——“你妈妈会为你骄傲的。”他现在可以更确定地说,他也为她骄傲。不是因为她取得了什么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因为她用她的方式、在她的世界里、撑起了一个家。那种坚韧和温柔,比她当年在里昂拿到的任何一张文凭都更珍贵。
那天晚上皮埃尔坐在窗边,手里端着一杯红酒,看着塞纳河上倒映的灯光。手机响了一声,是伊莎贝拉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他接起来,屏幕里出现阿福的大脸,凑得很近,鼻尖几乎贴在镜头上,然后是一声奶声奶气的:“外公!”
皮埃尔笑了,对着屏幕说:“阿福,你好。”
阿福把手机拿远了一点,露出整张脸,黑亮的眼睛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新学的中文:“外公,我想你。”
皮埃尔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窗外的塞纳河静静地流着,河面上灯光的倒影碎成一片一片的。他对着屏幕里那个黑眼睛的小孩说:“外公也想你。明年夏天,外公去看你。”
挂了视频之后他在窗边坐了很久。巴黎的夜色温柔地笼罩着这座城市,远处埃菲尔铁塔的灯光在整点的时候闪烁起来,像一株巨大的水晶树。他想起广西那个村子里的夜晚,没有铁塔、没有塞纳河、没有法棍和红酒,但有漫天的星星和甘蔗叶在风里哗啦啦响的声音。
两种夜晚,两种生活,都很好。
他把杯子里最后一口红酒喝完,站起来关了灯。黑暗里壁炉台上那两张照片还依稀可见轮廓,一个在笑,一个也在笑。
九千公里隔不开的东西,原来一直都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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