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煮面条。
水刚烧开,手机放在灶台边上震,我瞥了一眼屏幕,备注是"李东"。我们大概半年没联系了,上次通话还是春节互发了个语音。我接起来,他第一句话就说:"老许,我妈病了,想到省城看看,能不能在你家借住几天?"
他的声音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李东是出了名的嗓门大,喊口令能把对面山头的人都喊醒。现在那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压扁了,扁成薄薄的一片。
我说你来,什么时候都行。
三天之后他就到了。我去火车站接他,出站口的人潮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身影——还是跟十年前一样瘦,肩膀窄窄的,背微微驼着。他旁边站着一个老太太,花白头发,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一只手紧紧攥着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我走过去喊他,他抬头看到我,咧嘴笑了一下。那个笑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左边嘴角比右边高一点点,眼睛眯成一条缝。但他瘦了很多,颧骨凸出来了,眼窝深陷下去,两颊的皮肤松松地挂着。他才三十五,看起来像是四十多的人了。
"许大班长,"他喊我。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副班长,他一直这么叫,喊了十年。
我接过他手里的蛇皮袋,沉得坠手。他赶紧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挡了一下他的手说到了我这儿你就别逞能了。他愣了一下,没再争,松了手。
回去的出租车上,我坐副驾驶,他和阿姨坐后排。阿姨一直在咳嗽,咳得整个人弓起来,拿手帕捂着嘴。李东在旁边给她拍背,一下一下的,节奏很慢很稳,拍得手都红了他也没停。我透过后视镜看了他们一眼,他低着头,额前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看不清表情。
到家之后我把客房收拾出来给他们住。房间不大,但收拾得还算干净,床单被罩是新换的。李东把那个蛇皮袋放在墙角,又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床头柜上。我瞥了一眼,看到布包里是几个药瓶和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病历。
"阿姨什么情况?"我靠在门框上问他。
他蹲在地上整理袋子里的东西,头也不抬地说:"肺上长了个东西,县医院说可能不太好,让来省城确诊。"
他说这话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天气预报。但我看到他蹲在那里整理东西的手在抖,手指头捏着塑料袋的边角,捏得发白。
李东是我当兵时候的战友。我们一起在戈壁滩上待了三年,那种地方一望无际的黄沙和石头,除了营房和哨所什么都没有。夏天热得人喘不上气,冬天冷得撒泡尿都能冻成冰柱。那时候我们睡上下铺,我上铺他下铺,他每天晚上打呼噜打得天花板都在震,我踹了三年床板也没把他踹醒。但这人实在,实在到让你没脾气。每次野外拉练他背的东西最多,跑得最慢,但从来没扔下过一个人。有一回我脚崴了,他把我扛在背上走了五公里,到营地的时候他两条腿都在哆嗦,放下我的时候说了句"你小子真沉",然后就瘫在地上起不来了。
后来我们各奔东西,他回了老家县城,在城管队找了个工作,一个月三千多。我留在了省城,做生意起起落落,前几年还算顺,攒了这套房子和一辆代步车。我们联系不多,但每年春节他都会给我发一条语音,扯着嗓子喊"许大班长过年好",背景音永远是他那边噼里啪啦的鞭炮响。那条语音我存了五年,换了两部手机都没删。
第二天一早我陪李东带阿姨去了省人民医院。挂的呼吸科专家号,排队、检查、等结果,折腾了一整天。阿姨在里面做CT的时候我和李东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他双手撑着膝盖,眼睛盯着检查室的门一动不动。走廊里人来人往,轮椅推来推去的声音、叫号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混在一起,但他好像什么都听不见。
"李东,"我喊了他一声。
他慢慢转过头看我,眼眶是红的。
"阿姨这个检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我问。
"医生说三天。"他的声音很哑,"说看片子情况,可能要做穿刺。"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硬得像一块铁板,绷得紧紧的,一点弹性都没有。我拍了两下他就开始抖,肩膀一抽一抽的,整个人弓下去把脸埋进手掌里。他没有哭出声来,只是那样弓着背坐着,肩胛骨在他薄薄的衬衫下面凸出来,像两片小小的翅膀。
我什么都没说,坐在旁边陪他。走廊尽头的窗口透进来一束光,斜斜地打在地砖上,有细小的灰尘在里面浮着。他就那样坐了大概五六分钟,直起身来的时候脸上干干净净的,只有鼻尖有点红。他说"没事了",然后站起来去接了个电话,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两瓶矿泉水,递了一瓶给我。
三天之后结果出来了,不好。医生说高度怀疑是恶性肿瘤,建议尽快住院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阿姨在诊室里听到医生说的话,脸上的表情倒是平静,只是攥着李东胳膊的那只手又紧了几分。李东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从头到尾就问了医生一句话:"治好的机会有多大?"
医生说先住院,先治着看。他没有再问。
当天下午我托人找关系安排阿姨住进了胸外科的病房。李东把随身带的那沓病历和一塑料袋药放在病床床头柜上,又从那个小布包里掏出所有的存折和银行卡码在一边,一张一张地数。我在旁边看着,他手上有三张银行卡和一本存折,我瞥了一眼存折上的余额,数字没看全,但位数让我心里一沉。
"钱够吗?"我问他。
他没抬头,把那些卡片和存折又叠好塞回布包里:"够,你放心。"
他那句"够"说得特别快,快到像是在回答一个已经排练过很多遍的问题。
阿姨住院之后,李东每天在医院和我的住处之间来回跑。早上五点多起来坐第一班公交去医院,晚上七八点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整个人累得话都不想说,坐在客厅沙发上靠着闭一会儿眼,然后起来洗漱睡觉。第二天又是五点起床,周而复始。
我让他别来回跑了,就在医院附近找个旅馆住,省得折腾。他说旅馆贵,住你这儿省下的钱够给我妈买两瓶进口药了。我说那我给你出旅馆钱,他说不行,已经给你添了太多麻烦了。
他说"添了太多麻烦"的时候语气很平常,但我注意到他每天回来都把鞋底的泥在门口蹭得干干净净才进门,每天早上走的时候把被子叠成我在部队教他的豆腐块,用过的杯子洗好了扣在沥水架上,冰箱里少了他第二天就会默默补上。他不让我做饭给他吃,说在单位吃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医院门口买两个馒头就着一杯豆浆就是一顿。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看到他蹲在厨房垃圾桶旁边把昨天我没吃完打包回来的剩菜倒进一个塑料袋里,系好口揣进外套兜里。我问他干嘛去,他愣了愣,说"扔垃圾"。但我看到他出门的方向是公交站。
那天晚上我点了外卖,故意多点了两个菜,剩了一大半。第二天早上他的外套兜果然鼓了一些。
阿姨住院第二周的时候,李东一天比一天瘦。他那张原本就窄的脸缩得更小了,眼窝深得像两个坑。但他从来不跟我抱怨,每天回来还是该干嘛干嘛,只是说话越来越少。有时候我坐在客厅看电视,他回来打个招呼就进了客房,门一关,整个晚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他房间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很低很低的说话声。我凑近了一点听,是他在打电话,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再想想办法……我再想想办法。"
我回到自己房间躺下,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到两点多才睡着,脑子里一直是李东蹲在厨房垃圾桶旁把剩菜装进塑料袋里的画面。他那个动作做得极其熟练,像是做过无数次了。
又过了大概一周,阿姨的病理结果出来了。万幸,是早期,没有转移,医生建议手术,手术成功率高,术后预后也乐观。李东那天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有了点血色,嘴角那个稍微高了一点的笑容又回来了。他说许大班长,我妈有救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亮亮的那种。我拍了拍他的后背,发现他后背上的骨头比以前更硌手了,拍上去像是拍在搓衣板上。
后来就是手术、住院、恢复。李东在医院守了半个月没怎么回来住,我给他送了几次饭,每次去都看到他坐在病床旁边的折叠椅上,阿姨在睡觉,他就一个人坐着发呆。那椅子又窄又硬,他一个一米七五的男人窝在上面,腿都伸不直。我跟护士站的人打了个招呼,偷偷多给了他一张陪护床,他发现了也没推辞,就说了句"谢谢"。
阿姨出院那天是十一月初了。李东办完手续收拾好东西,带着阿姨回了我的住处。那天晚上我特意做了几个菜,李东吃了两碗饭,阿姨也吃了一碗,精神头明显好了不少。第二天李东说带我妈回去了,在你这儿叨扰了两个月,实在是过意不去。
我说你跟我客气什么。
他站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他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在戈壁滩上他扛着我走了五公里把我放下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想说很多话,但最后就挤出来一句。
"老许,"他喊了我一次大名,"你这辈子都是我兄弟。"
我摆了摆手,说赶紧走赶紧走,车票买好了别误了。
他们走之后的那个星期,家里一下子空了很多。客房里的被子还是李东叠的那个豆腐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尾,枕头压得平平的。床头柜上他放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小瓶他老家的辣椒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他家地址,下面一行小字:"明年辣椒下来了再给你寄。"
我把那瓶辣椒酱放进冰箱,顺手收拾了一下客房。床头柜抽屉里他忘了拿走什么东西,我打开一看,是一个很小的布包。摸了一下,里面硬硬的,像是钥匙之类的东西。我没打开看,想着等他下次来再给他。
第七天下午,我手机收到一条银行短信。
我正在店里理货,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了一眼,是中国银行的到账通知,有人向我的账户转账六万八千元,备注栏里写着两个字:"东子"。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东子。李东。
我退出短信打开通讯录翻到李东的号码,拨过去。响了四声他接了,声音还是那样,带着他惯常的慢悠悠:"喂,老许。"
"李东,"我说,"你给我转钱了?"
他在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嗯"了一声。
"你哪来的钱?"
"我妈那个病能治,我在单位借了点,村里又凑了些,还剩了一些。"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带过去,"这两个月吃你的住你的,车费检查费你都垫了不少,我得给你。"
"六万八,"我说,"你哪来的六万八?你一个月工资三千——"
"老许。"他打断我,声音忽然沉下去了,沉到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深度,"你就收着。你要是不收,我以后都不敢见你。"
我攥着手机站在店门口,午后的阳光照在柏油路面上,白晃晃的一片。我想起他那双蹲在厨房垃圾桶旁边的手,指关节粗大干裂,捏着那个塑料袋的边缘捏得发白。我想起他在医院走廊里弓着背把脸埋进手掌里的样子。我想起他每天来回挤两小时公交就为了省下那点旅馆钱,然后转头给我转了六万八。
"李东,"我说,"这钱你拿回去给阿姨买补品。"
"老许,"他又喊了我一声,声音从听筒那边传过来,带着他那种不紧不慢的尾音,但底下有什么东西绷得很紧,"我妈住院那阵子,有天晚上我翻我那个布包数钱,数来数去就差两万八。我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夜,想着不行就把老家那间屋子卖了。第二天我回来拿东西,在抽屉里发现你压了一信封钱,上面写着'应急用的,别跟我客气'。"
他停了一下,吸了口气,声音有点抖:"你那信封里是两万八。老许,你数过的对吧,你知道我差多少。"
我站在店门口,风从街面上吹过来,卷着几张落叶从我脚边滚过去。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
"那六万八是我凑了还你的,"他说,"你别再塞回来了,我数钱数怕了。"
他说完最后那句,声音里带上了一点笑意,但我听得出来那笑底下有多少东西他没说出来。我握着手机站在大太阳底下,后背却在发凉,凉得我浑身都在抖。
"东子,"我喊了他一声。从部队到现在,我第一次这么喊他。
"嗯。"
"你好好的。"
他说:"嗯,你好好的。"
挂了电话之后我站在店门口又待了好一会儿。手机屏幕上那条银行短信还亮着,六万八千元,备注"东子"。我盯了那几个字一会儿,拇指动了动,想转回去,又停住了。
我忽然想起来抽屉里那个布包。那里面装着的应该是他忘了拿走的什么东西。我快步走回家,打开客房床头柜的抽屉,拿出那个小布包。解开系口的绳子,里面的东西掉在我手心里。
一把钥匙。老式的黄铜钥匙,个头不大,上面缠了一圈胶布,胶布上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老家屋子的钥匙,给你的。"
我攥着那把钥匙站在空荡荡的客房里。被子还是他走时叠的那个豆腐块,边角利落,压痕分明,跟我十年前在部队教他叠的一模一样。十年了,他叠被子的手法一点都没变。
窗外天已经快黑了,最后一抹橙红色的光从楼缝里挤进来,落在床尾那个豆腐块上,把那片白色照得发暖。我把那把钥匙攥在掌心里,黄铜的温度慢慢被我的手心焐热了。
然后我笑了。笑的时候眼眶热了一下,但我没让它掉出来。
他回得很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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