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兰迪色”为何在中国如此流行？

半月谈记者 孙丽萍

如果要用一句话解释“莫兰迪色”为何在中国如此流行，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馆长洛伦佐·巴尔比会告诉你：“莫兰迪色，是我们真实心灵的色调。”

6月17日，《乔治·莫兰迪：独白》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开展。这场本世纪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展，汇聚了来自全球39家机构与私人藏家的200余件展品，其中包括140余件真迹，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意大利隐士画家与中国宋代文人之间跨越时空的神交。

颜色之下是精神

走进浦东美术馆二楼展厅，空间的尺度瞬间变化。

为烘托著名的莫兰迪色系，两位意大利策展人“压低”了浦东美术馆的层高、让展厅铺满灰白色木地板，从莫兰迪画作中抽取了最美的颜色涂刷展墙——带灰的淡黄、雾粉、沉静的蓝绿。逾3000平方米的展厅空间被分割成35间“小房子”，观众穿行其间，像行走在莫兰迪的画布之上。

这是展览联合策展人、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处长达仁利的巧思：“我们把展厅打造成更具亲密感、更有冥想性的空间，让观众能够在这里慢下来，专注在一些很简单、很日常的东西上面。”

在中国，莫兰迪色深入人心，几乎已经成为“高级色”的代名词。对于这种低饱和色系，网络上最通俗的解释是“给每种颜色加一点灰”。它柔和、淡漠、静谧得让观看者屏住呼吸。

“独白”展上的莫兰迪静物画。孙丽萍 摄

达仁利相信，色彩只是莫兰迪艺术最表层的魅力。“看他的画，跟我们看中国山水画一样，第一眼看到颜色和构图，但真正吸引你的是画面背后的整体氛围。颜色之下有更深邃广阔的精神。”

独处与“卧游”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莫兰迪，坚定选择了“独处”。莫兰迪的一生横跨两次世界大战。动荡不安而混乱冲突的世界，想必推动了这位“隐士画家”选择宁静自守的生活方式。

终其一生，他未婚独居，日常足迹围绕着位于博洛尼亚与格里扎纳的两间小小画室，日复一日描绘毫不起眼的瓶瓶罐罐和少数日常风景。晚年成名后，许多人送来名贵精致的器物供他绘画，他一概拒绝，而坚持描绘来自二手市场或是自家惯用的陶罐与花瓶，甚至刻意保留器物表面的薄灰，因为细微的尘雾“自带柔焦滤镜”。

早期的莫兰迪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学习，关注过塞尚，作品中也始终带有被这位静物大师影响的烙印。随着时间推移，他将自己独居的方寸之地定为一个精神支点，从那里去探寻无穷无尽的自然之道和宇宙规模。他的艺术手记中这样写道：“任何事物都可以被描绘，只要你真正看见了它；重要的是触及核心，触及事物的本质。”

莫兰迪的作品至简至静，在日常器物中冥想事物本质，通过反复的绘画练习达到一种臻于完美的境界。洛伦佐·巴尔比说：“我们在莫兰迪画室中发现了中国和日本的绘画和哲学书。我想，莫兰迪很喜爱中国宋代绘画。”

达仁利为莫兰迪大展取名“独白”，对应两层含义：首先，观众看到莫兰迪画作时，感受到仿佛面对自己一般的宁静、内敛和空寂；其次是借用音乐语言——莫兰迪的每一幅画都是艺术家的“心灵独奏”。

这种独白、独处之道，恰恰与中国宋代文人灵犀相通。莫兰迪的“闭门不出”，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对应：卧游。洛伦佐·巴尔比告诉半月谈记者，与外部世界的波澜壮阔相比，这位艺术大师更注重内心的风景。

莫兰迪最后的画作，极具禅意。王翔 摄

南朝宋时期山水画家宗炳因年老不能亲历山水，便观画而神游万里；莫兰迪终生沉浸于两间小画室，却在那张堆满瓶罐的桌子上，构建了一个足以容纳宇宙秩序的视觉世界。他不需要走遍世界才能理解世界，只需要在同一张桌子前坐得够久。这种“以小见大”的姿态，与中国文人“不出户，知天下”的哲学如出一辙。

瓶罐即宇宙

莫兰迪本人或许不会想到，他反复描摹的瓶瓶罐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东方年轻人精神世界里的知音。在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商店里，这些瓶罐变成了可可爱爱的毛绒玩偶，变成了时尚青年的包挂。

在达仁利看来，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源自相似的底层代码——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融合东方和西方，我想这就是莫兰迪的秘密。”洛伦佐·巴尔比说。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莫兰迪与东方文化的内在关联，并非过度解读。人们在莫兰迪故居中发现了他收藏的中国画册，包括周昉的《簪花仕女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研究者指出，他的画作中那些绢布般的背景、含蓄的用色与留白，与宋代绘画意趣相通。

达仁利研究中国文化多年，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易经》时“非常震动”。“西方哲学更多在寻找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但在中国的思维中，变化本身就是常态。”

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精神追求是“天人合一”，通过日常微物抵达宇宙秩序。而莫兰迪画中的瓶瓶罐罐亦是如此，以极致的精微展现宇宙的平衡、节奏与和谐。

莫兰迪静观一瓶一罐，如静观山川星辰。他的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中国宋代美学完美契合。达仁利道：“为什么中国观众理解莫兰迪会比很多西方观众更容易？你们的文化基因里有这种对变化的敏感。”

与一千年前那些在茅屋中卧游山水、在砚台边修身养性的中国文人相似，这个意大利人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超越日常、超越困境、超越自我、超越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