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代的危险浪漫：极限攀爬情侣在帝国大厦塔顶呼唤何种爱

俄罗斯极限攀爬情侣Angela Nikolau与Ivan Kuznetsov于2026年7月1日登上高约443米的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尖顶。Angela是组合的核心，但这对“天际行者”（Skywalkers）之所以在一众极限攀爬者（roofer，或极限爬楼者）中脱颖而出，恰恰在于它是“两个人”。本文由此出发：究竟如何理解此二人？是顶级流量捕手，也即某种甘冒风险的赏金猎人吗？

俄罗斯极限攀爬情侣Angela Nikolau与Ivan Kuznetsov于2026年7月1日登上高约443米的纽约帝国大厦尖顶。

在我们看到Angela网站上的招商广告以及二人的全网粉丝数时，很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一想法极具合理性，也可以放在这个被平台经济包裹的当下来陈述。我们因而可以分析流量如何延展经济的范畴，并尝试辨析“平台封建主义”——毕竟所有深刻的经济行为都具有非经济的动因；又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二者是在特定时代境况下、理性地利用着某种公共表达空间的间隙的行动者——尽管没有明确资料展示他们的立场。然而，无论这两种解读看起来多么妥帖，本文最终要回到的是Angela本人一再叙述的那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马戏团，并以此解读二人有意为之的极限攀爬，以及帝国大厦顶端那条关于“爱与和平”的标语。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是笔者本人亲身爬楼的田野记录，旨在提供第一手经验，以作延伸性讨论，该部分以爬楼党代称城市极限攀爬爱好者群体。

意义之争：流量追逐还是行为艺术

根据公开介绍，Angela Nikolau（安杰拉·尼科劳）于1993年6月出生在莫斯科东北约300公里、伏尔加河畔的“金环”（Golden Ring）古城科斯特罗马（Kostroma），7至16岁时练习艺术体操；Ivan Kuznetsov（艺名Ivan“Vanya”Beerkus）生于1994年5月，早年从事合气道、拳击等一系列运动。根据二人的著名纪录片“Skywalkers: A Love Story”（《天际行者：一个爱情故事》，2024），Vanya开始极限攀爬（Rooftopping）的时间早于Angela，能够查询到的信息，是2013年Vanya似以极限攀爬作品获得一项摄影奖。关于Vanya的起步年份和“2013摄影奖”目前缺乏维基百科之外的独立佐证。据称同一年，Angela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极限攀爬的照片，对此有《卫报》2024年1月的报道可作旁证。

这部2024年的纪录片构成了关于二人最全面公开的资料，也奠定了危险的浪漫这一叙事主线。纪录片由美国导演Jeff Zimbalist联合俄裔导演Maria Bukhonina执导。在二人的纪录片中，常被提到的名字是Mustang Wanted、Kirill Oreshkin这些著名极限攀爬者，其视频在YouTube上动辄数百万播放，此外另有一位同为极限攀爬者的“Kirill”，他的全名为Kirill Vselensky，以摄影师身份活跃于莫斯科极限攀爬者圈；他在缤趣（Pinterest）上有一系列Angela早期的照片。

Kirill Vselensky和Mustang Wanted的存在钩稽出另一条线索。Angela是2016年才因“Goldin Finance 117”项目认识Vanya的——而Oreshkin、Vselensky/Ishutin、Mustang这批人构成了比她更早的莫斯科极限攀爬者网络背景。Vselensky（Ishutin）与Angela属同一圈子，且早于她与Vanya的相识。据部分俄语媒体报道，2015年Angela作为证人与这一圈子早年的一桩案件产生关联，曾陈述与圈中人有过短暂同处，但她本人后来对相关陈述有所否认。圈中人也曾感慨，介入公共争议往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这桩旧案发生在2014年8月，数名极限攀爬者在夜间登上莫斯科一座斯大林式高楼的尖顶，对其顶端的标志做了改动，引发法律追究。事件的认领者是一位境外攀爬者，另有留在境内的参与者被起诉，并在一审中被定为唯一有罪者；此后当事人又就该案向国际司法机构提出申诉，主张相关行为属于表达而非破坏。案件的一些细节至今缺乏可靠佐证，个别当事人的近况也已难以查考。我们无法确证Angela究竟是否与此案有关，但可以确认的是，存在一个莫斯科的极限攀爬者圈子。

Mustang Wanted如今依然是一位流量博主，但他更为鲜明的身份来自其个人生活的一次重大转向：近年来，他的经历与所处地区的动荡紧密交织，相关内容也成为他新的表达母题。自媒体平台如此深入地与现实处境实时交融，同样是当下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本质上流量早已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或一个经济行为，体量足够庞大的全网粉丝量能够隔离出一个行动空间，这个行动空间不必然是政治的，但拥有政治的权能，可以包裹政治性。

Mustang Wanted在做的，更接近一种有清晰意识的行为艺术——对这样一位技术过硬、身处别处的攀爬者而言，莫斯科既是舞台，也承载着复杂的指向性。然而，莫斯科极限攀爬者圈子本身未必如此，极限攀爬可以是一个单纯的城市探险行为。极限攀爬的根子在城市探险（urbex）。20世纪80–90年代，底特律、伦敦等城市已有城市探险者潜入废墟、地下设施，强调“留下足迹、带走照片”。2000年代初，这批人把目标从地下转向高处——这是摩天大楼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扩张的结果。这也是青少年的城市越界文化谱系，小红书上大家在热议帝国大厦情侣时，也有不少网友会谈及自己少年时极限攀爬的经历。

只是，为何持续地从事这项高危探险？自媒体博主身份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但至少从2024年31岁的Angela视角看来，这个理由并不足够。而如果考虑到2014年前后莫斯科高空圈子的氛围，则Angela和Vanya仿佛因缘际会式的结合，以及二人间的高空浪漫这个被一再叙述的主旨，含义都变得更为复杂。本质上，极限攀爬并不是一项运动，不少报道会将其类比于Alex Honnold（纪录片《徒手攀爬（Free Solo）》主人公）的自由攀登，但如果清楚Alex为此付出的训练量以及他作为一位攀岩者的卓越程度、其徒手攀岩项目的难度，就会意识到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极限攀爬是项目导向的，日常训练不是核心，并且完全服务于项目。如果它不是偶尔为之的冒险，而是持之以恒的行动，那么其本身便需要意义支撑。纪录片《Skywalkers》几乎就展现为一个意义之争，两年后的今日，二人备受热议的帝国大厦亮相，显然是这一意义故事的延续。

作为“记忆/断裂”的马戏团

当意义被落脚在“爱”上，看起来似乎是仅仅关乎两人的浪漫，但回顾纪录片便会发现，沉默的主音始终不曾脱离Angela与马戏团。在Angela的童年里，重要的角色是杰出且勇敢的马戏团女演员母亲，以及马戏团驯兽师父亲。纪录片一再给予马戏团的高空场景以画面——以至于观者几乎可以遗忘“马戏团”本身是多么古老的事物，动物演出已成为历史，今日的读者们恐怕多数并未见过Angela母亲从事的那类经典的巡回马戏。固然，Angela自学龄起便作为一位体操运动员接受训练，问题或许在于，马戏团于她而言究竟是何种记忆？被一再回忆起又是为什么？

Angela在纪录片中或许暗示了答案，她表示，如果不奋力抓住极限攀爬这个舞台，将不得不回到某种平淡无奇之中，“我妈妈曾经才华横溢，现在却在一个小村庄里慢慢枯萎。”但这是一个负向的表达，它必须被贯彻为正向的动力。而如今以猫女和蝙蝠侠组合形象示人的二位的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即便曾历经持续反复的挣扎。挣扎包括关系的磨合。它打磨着“爱”这个核心。但正如今日我们所见，这种“爱”更多不是二人间的亲密浪漫，其中包含了太多作为并肩者的互相托举与协助，以共同谋求一个流量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在无法回避的高空恐惧面前谋取力量、互相取暖。

纪录片《Skywalkers》的转折点是崩溃之后的Angela在与Vanya分别后独自观看马戏表演。这在纪录片的叙述线索中，被指向高空艺术中的二人合作，但镜头中Angela的泪以及她的呢喃：“最快乐的童年记忆就是在马戏团”，恐怕有着远远更多的情绪——它指向过早的年岁里不复存在的幸福过往。而未曾得到言说的一切背后，必然包含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深刻社会转型的俄罗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承受压力的家庭，青年一代面对的机遇有所收窄或更不明晰。普京时代的建筑热潮已告终结，留下了高层与在建工地——Vanya在纪录片中就曾谈到这一点，即建造高楼的热潮即将停止，而不再有可以攀爬的高楼。这无疑也是一个社会阶段的象征。

最后，不同于被流媒体摄像头所全程见证的Alex及其女友所完成的，以人类肉体所达到的运动巅峰，以及在这个巅峰基础上的，对自然岩壁或人工建筑外墙的征服——极限攀爬者情侣Angela与Vanya在意外且越轨的画面中被捕捉，同时也被见证。被见证的包括警方的直升机，颇具个性的装束，包含面罩，以及与他们牢牢绑定的地标性建筑——这次并不只是个别城市与国家，而是象征性意味辐射全球的帝国大厦。横幅“When the power of love beat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knows peace.（当爱的力量胜过对权力的热爱，世界将迎来和平）”改写自一句常被归于摇滚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名言，他在1969年胡士托音乐节（Woodstock）上的表演被认为是彼时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的最高峰。这几乎迫使我们重新回望那个风云涌动的1967-1969年，以及，“爱”被置于一种鲜明的姿态之中——这究竟是何种含义？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Maria Stepanova）是当代俄语文学里谈论“记忆/断裂”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她担任主编的网站“colta.ru”曾在2022年的《Вразлуке》（《别离》）专题中提出：要“跨越界限”，弥合不同处境的人群之间正在出现的隔离。但是，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生于1972年，如今已是国际知名的文学家，代际差异使其与Angela、Vanya的处境迥乎不同。留给Angela与Vanya这一代人的是更少的机遇、更脆弱的地位，以及似乎更为受限的处境，他们也难以简单地被归入某一种既定的类别当中——尤其是，当未得到解释的过往承袭自父辈，并停留在个人记忆之中时。所以，当Angela与Vanya站在帝国大厦顶端时，其所处的现实语境是隐匿的，“权力”与“爱”的含义更为抽象，有更大的野心和渴望——这些特征使他们与1960年代末主导反文化运动的青年有更大的共性。他们的行为欠缺自我陈述、指向性模糊，唯一确凿的只有指向自身以及二者关系这一点。投向历史的目光召唤幽灵，但不同之处在哪儿呢？

爬楼的参与式田野

以撰写此文为契机，笔者跟随资深爬楼党亲身从事了这一项城市探险。引导笔者的，是一位已然有五六年爬楼经历的青年，他大约是在中学时代开始与同龄伙伴一起爬楼，契机是在Instagram上看到了类似的探险行为。他表示，在一线城市爬楼远不如其他城市便利，但只有一线城市有典型的都市夜景，也即爬楼党追求的极致景观。同时也表示，每个时期都会出现一批对这项探险感兴趣的人，与他同期开始的大多逐渐因为个人原因淡出了，但他依然保持着比较高的频率——这或许因为自身的选择，或许出于对摄影的热爱。

爬楼文化的前提，是高层楼宇的存在及其可通达性。前文已然提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高楼拔地而起，同样的情形遍布全球——楼层逐渐攀高，为愈趋成熟的地产运作所驱动，也成为都市的身份标识符。而高层楼宇之所以向爬楼者开放出“可通达性”这一“系统漏洞”，通常是因其试图囊括多种功能。住宅楼通常是统一开发，实行全栋楼统一管理。因为楼内各层各空间功能统一，居民的需求方向一致，楼宇管理者也方便统一识别和隔离外来者。以居住为主的商住两用楼则不同。商用部分客观上容纳了外来人口。因此，入楼闸机这一屏障是较好穿越的。我们首先在一幢住宅楼碰面，而我们得以进入是因为楼内有民宿，允许外人以身份证刷闸机入内。但此类楼宇的顶楼通常为天台，供居民晾晒衣服使用，是一个有围墙的平台，在外观特征上区别于典型的综合写字楼。并且没有全楼巡逻的保安。此类商住两用楼楼高可能在百米以上，但达不到摩天大楼的标准。综合写字楼，而非高层商住两用楼，才是真正孕育爬楼文化的时代地层。

综合写字楼通常并非单体建筑，而是一个城市CBD区域内特定地块的综合体，周边可能配套相对低矮的商城，或者商业街区，然而在地下却是可互通的。这就开放出一个可通达性：开阔的多层地下空间里，可以摸索到高层写字楼的隐秘入口。我们摸索到的地下入口是在一个夹层区域，这并非主要的停车层，而是供大型货车进货并停放，处理整个综合体的垃圾。写字楼在此拥有一个入口：一座贯穿全楼的电梯，这是爬楼党的密钥。究竟为何留有这一密钥？极大可能是管理的复杂性，以及此类综合写字楼的服务性定位。此类地标性楼宇位于城市商业价值最高的地段，服务于创造最大税收的实体，也为城市居民提供认同乃至荣誉感。其管理通常更为淡化而隐匿。但维护这一超高层建筑又存在客观技术要求，以及更大体量的服务需求，包括为内嵌商业体供货，或者为不同时期租赁的实体提供装修通道。换言之，要求更灵活且隐匿的服务型管理。这或许解释了全楼电梯的存在。

另一个特征则在于综合写字楼的顶层。它绝非一个平整的天台，而通常是服务于顶层造型的一个纯粹建筑构成物。顶部空间是交错的横梁，或者仅为钢架结构的外边缘。通往楼顶的路上必然存在锁链，从楼内电梯转向通往顶层的消防楼梯，并且破开通向室外的门，也是层层要求运气的关卡，理论上来讲过程中皆有门禁。因此各楼宇的可通达情况便是爬楼党掌握的内部密信，这一信息要求实地勘探，并实时更新。我们顺利抵达了一幢摩天大楼的顶部，同伴告诉我，这最后一道关卡——锁链，之所以能打开，是因一个人为而非系统的漏洞：他某天正巧遇到锁链未锁，此后便每回都小心翼翼恢复原状。一如爬楼党的信条：“只留下照片和足迹”。

置身楼顶边缘的经历，使笔者得以充分体会Vanya之所言。他曾表示青少年时在家中常感窒息，唯有不断走向高处能够缓解。对笔者而言，即便有野外岩壁攀登的经历，对200米高空较易脱敏，但楼房依然是独特的——因其绝对垂直的特征。正是这种垂直的景观造就了上世纪末日本赛博朋克作品中构成性的意象：夜晚城市的纵深。而玻璃幕墙以及仅由灯光勾勒的夜色，又成为角色纵身俯冲而下时的视觉内容。这一意象后又频频出现在本世纪初的各类美国漫画电影中。

俄罗斯极限攀爬情侣Angela Nikolau与Ivan Kuznetsov于2026年7月1日登上纽约帝国大厦尖顶，手拉手留念。

最后，谈爬楼者的极限感受本身。据笔者访谈，同行的伙伴表示，他几乎从未有恐高的感受。他曾爬过高达百米的避雷针，早年也在重庆遇到过Angela和Vanya以及其他前来中国探险的外国人。他表示，帝国大厦他也完全能够胜任，但危险动作是不会尝试的，要时刻保障安全。本质上，徒手攀登与极限爬楼所要求的心理训练是一样的，但作为攀岩运动，徒手攀登持续时间远远更长，不能松懈的时间更长，这无疑放大了风险，而抗衡风险的只有身体与头脑双重的非比寻常的训练。笔者的感受是，徒手攀登要求绝对的沉静和专注。极限爬楼则容纳了更多游戏式的、探索式的趣味。即便是需要爬行避雷针的顶尖极限，也并不挑战肉体极限，迫近心理极限的时间也不长。如果说徒手攀登是一种对意志的砥砺磨炼，那么极限爬楼代表的是另一种哲学：匿名的、游走的、与社会的制度装置短兵相接的。极限爬楼依赖于视觉，也近乎依附于平台。Instagram成为近十年来这种美学生长的数字空间，因为它本身的真正跨国属性，审核造就的边界更薄。徒手攀登不存在这种依附性，其中人的意志与理性得到纯粹化，而近乎可以脱离于作为载体的物质或制度装置，而证成其价值。

但至少，极限爬楼以这样一种鲜明的文化形态让我们识别到了本世纪的政治经济特征，它凝聚为庞大的地产，并且，此类地产既构成城市的范本和种种先进象征，又依托于同样庞大的数字平台——它究竟如何重塑本世纪的政治现象传导机制，尚且悬而未定。典型的赛博朋克作品，譬如《攻壳机动队》中，漂浮着关于人之本质如何在新技术实质下被重塑的怀疑。这种情绪萦绕于20世纪末，也形成了一种本体论上的抵抗力量。但今人早已无法共享世纪末未来主义美学中隐含的憧憬与忌惮，极限爬楼是一种更为微妙而隐晦的姿态——它赫然已经接纳了都市CBD争先制造的赛博朋克景观，并已抱有观赏性的距离。

《攻壳机动队》剧照

所以一方面，今人已是新人，Angela和Vanya是追求个人浪漫的网红，追求体验也提供作为产品的体验；另一方面，在其持续的创作过程中，得到剖白的矛盾和挣扎因其真诚而跃出了私人的边界，成为时代的片刻印记。作为印记，它触及权力与时代的负压，也言说一些未得到安置的代际之间递延的沉默，及青年人承负的一些历史断裂的痕迹。此时，和平是一个宏大关切，一个不知所终的梦想，也是一个符号和语词——缠绕在未被澄清的个人渴望当中。若要对比徒手攀登和极限爬楼，则可以认为：意志与匿名是两种哲学，但二者分享了个体对自身探索的顽固坚持，在危机与时代之纷繁复杂面前，这种坚持创造着各自的想象和答案。

叶泳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