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说明一句：这个问题要严谨——没有一条贯穿所有朝代、统一写死的“被贬者一律不许骑马”的律令，但在唐、宋、明等很多时期，贬官、流人、罪官确实常被限制使用马、骡、车，或被要求步行、递押、配隶，尤其在“奉旨发配”“送贬所”“充军”“谪戍”场景中很常见。不能把影视剧情节直接等同于普遍律法，但这类现象有很强历史依据。
我们看古装剧、看历史题材片子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官员或者武将犯了错，被皇帝贬到远方，去边疆，去荒僻之地，或者去某个驿站、贬所。临走的时候，他不能骑马，只能徒步赶路，甚至还要戴着枷锁，被差人押着走。
于是很多人会问：古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规定？是不是被贬谪的人就一律不许骑马？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因为中国古代朝代很多，制度也不一样，不同身份、不同罪名、不同发配方式，待遇差别非常大。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很多历史时期，被贬谪、被流放、被充军、被革职发配的人，确实经常会被限制骑马、坐车，甚至被要求步行赶路。
先说为什么会这样。
古代骑马、乘车，不只是交通方式，也代表身份、权力和体面。官员在正常情况下可以骑马，可以坐车，可以有随从，可以有驿站接待。但是一旦被认定为“有罪”“有过”“奉旨处分”，他的身份就从官员变成了罪官、流人、谪吏。这个时候，朝廷往往会通过交通方式、押送方式、穿戴方式，来降低他的身份，显示他已经被处罚，已经失去原有特权。
所以，限制骑马，本质上不只是交通问题，而是一种身份羞辱和权力降级。
再看你提到的影视剧情节。比如薛丁山一类故事里，人物被贬后不让骑马，这类情节在影视剧中很常见。不过要注意：影视剧为了戏剧冲突，常常会把规则表现得更绝对、更直观。现实历史中，不是每一个被贬的人都一定不能骑马，但“罪官发配途中不得随意骑马”“不得使用原有仪仗”“由官兵递押前行”这类情况，确实大量存在。
再看王阳明。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是明代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他因为得罪刘瑾，被廷杖，被贬为龙场驿丞。龙场在今天贵州一带，当时非常偏远，环境恶劣。王阳明前往贬所的过程，确实是一段极其艰难的路程。虽然我们不能简单说他全程绝对不许骑马，但作为被贬谪的罪官，他的行程肯定不是正常官员出行那种排场。他一路上经历追杀、隐匿、艰险跋涉，这和普通官员赴任完全不是一回事。
换句话说，王阳明去龙场，不是普通调动，而是带罪赴贬所。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份、待遇、交通条件，都会被大幅压低。
再往前看唐宋时期。唐代、宋代都有贬官、流放、编管、安置等制度。官员被贬，往往要前往偏远州县，而且途中常被地方官府监督。严重一点的，可能会被递押，也就是由差人一路押送。这种时候，就不太可能像平时做官那样从容骑马，更不可能带着大队车马体面出行。
还有一类情况更严重，就是充军、流放、发遣、为奴。这类人往往不是简单贬官，而是已经进入罪犯序列。他们在途中经常被要求步行，戴枷，锁链，由兵丁押解。这种情况下，不要说骑马，连正常行走都可能是一种折磨。
那有没有例外呢？也有。
如果被贬的人罪名较轻，或者皇帝后来又宽宥，或者他本人还有一定身份余荫，可能还会有家人、朋友帮助，在路上骑马、坐车。但这通常不是制度给的待遇，而是现实中的变通。也就是说：法律和制度上，他已经失去了原有特权；能不能骑马，要看罪名、皇帝态度、地方执行和人情关系。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这样总结：
古代并没有一条所有朝代都统一写死的法律，说“凡是被贬谪的人一律不许骑马”。但是，在唐、宋、明等许多时期，被贬谪、流放、充军的人，确实常常被限制骑马、乘车和使用仪仗。尤其在奉旨发配、官兵押解、前往贬所的过程中，步行、递押、戴枷、受监视，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影视剧里表现的“被贬者不能骑马，只能走路”，虽然不能百分百等同于每一段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完全虚构。它背后反映的，是古代权力社会中一个非常真实的逻辑：一个人一旦被朝廷认定有罪，他的身份、体面、特权，甚至行路方式，都会被重新定义。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历史人物被贬之后，不只是身体受苦，更是精神上遭受巨大打击。因为从他被剥夺官职、被押送出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从“朝廷官员”变成了“待罪之人”。
所以，这个说法有历史依据，但不能说得太绝对。更准确的表达是：古代被贬谪的人，并不一定全都绝对不许骑马，但在多数处罚场景下，他们确实常常被限制骑马，甚至只能步行或被押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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