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救下近九万红军，建国后毛主席下令：一定要找到他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格外高兴。他向负责广东战役的叶剑英表达祝贺之后，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还记得广州有个莫雄吗？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们一定要找到他，安排好他的工作。"

叶剑英听到这个名字，表情复杂。他和莫雄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他深知毛泽东为何如此看重此人，十五年前，正是莫雄冒死送出的一份绝密情报，让近九万中央红军在铁桶合围即将合拢之前成功突围，踏上了那条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之路。

一个国民党少将，为什么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救共产党的军队？一份藏在乞丐褡裢里的情报，又是怎样穿越几十道封锁线抵达瑞金的？

这个故事的背后，藏着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藏着那个年代里最隐秘、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

1891年，莫雄出生在广东英德县一个贫苦家庭。家里穷到只念了三年私塾就再也供不起，十三岁便背井离乡到广州的天主教堂当伙夫。1907年，十六岁的莫雄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

从这一刻起，莫雄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绑在了一起。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亲历了辛亥革命，此后跟随孙中山辗转各地，参加讨伐陈炯明、参加北伐，屡建战功。他打仗不要命，对部下讲义气，军中上下都叫他"莫大哥"。

1923年，孙中山回粤重组大元帅府，莫雄被擢升为粤军少将旅长。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三十二岁就拿到了少将军衔。

真正让他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是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剧变。蒋介石一步步掌握军政大权，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大量共产党人被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莫雄对此极为愤慨。他信奉的是三民主义，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大开杀戒的做法，在他看来是对孙中山遗志的彻底背叛。

1930年，莫雄参加张发奎发起的反蒋行动失败，避居上海。在这里，他通过老部下刘哑佛的引荐，结识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这些共产党人信仰坚定、不惧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莫雄不仅出面保释了几个被关押的中共党员，还主动提出入党。但组织上经过考虑，没有批准，以莫雄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他留在国民党阵营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此，莫雄成了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一个身在国民党高层、心向共产党的"红色朋友"。

这个身份，将在几年后把他推向一个关系数万人生死的历史关口。

1933年，蒋介石开始部署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吸取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不仅调集了百万重兵，还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团，采用全新的碉堡推进战术，步步紧逼。

恰在此时，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扎在江西德安。蒋介石之所以起用莫雄，一方面是看中他作为老军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有笼络国民党元老派的考虑。

莫雄到任后，做了一件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利用蒋介石允许他自行组建班子的机会，暗中和中共特科联系，把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几位共产党员安排进了自己的保安司令部，分别担任情报参谋、主任秘书、主任参谋等要职。

也就是说，蒋介石亲手任命的"剿共"前线司令部里，核心幕僚班底几乎全是共产党人。

在莫雄的庇护下，这个"剿共"司令部实际上成了一个情报中转站。别的专区天天报告"剿匪"战果，莫雄的辖区却风平浪静，他压根就没认真打过共产党，反而通过各种方式暗中放行。蒋介石不明就里，还给莫雄发了通报表扬。

真正的考验在1934年秋天到来。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了一场极其秘密的军事会议。参会者是五省主席、各路军的司令长官和军师长，全是国民党核心军事高层，共计两百余人。整个牯岭实行戒严，警卫森严到连一只鸟飞过都会被注意到。

莫雄本来级别不够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因为他"剿共有功"，蒋介石破格点名让他列席。这个决定，成了蒋介石一生中最致命的失误之一。

会议上，德国军事顾问提出了一个被称为"铁桶围剿"的作战计划：集结一百五十万大军、两百七十架飞机和两百多门大炮，以瑞金为中心、一百五十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大圆，所有部队同时向圆心推进，每天缩小包围圈数公里，沿途构筑碉堡和铁丝网，像收紧铁桶一样把红军彻底围死。

莫雄后来回忆说："这是我见过的最阴险毒辣、规模最大、布置最周密的军事计划。与前四次围剿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份情报送到几百公里外的瑞金？

项与年承担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先把所有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路线等核心信息用四角号码字典的编码方式密写在四本字典里，然后伪装成教书先生出发了。

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中间隔着几十道国民党的封锁线。项与年白天躲进山林，晚上摸黑赶路，尽量避开大路和关卡。但越往南走，封锁越严密。进入泰和山区后，他发现每个村子都有碉堡，每个路口都有哨卡，青壮年根本无法通过。

情急之下，项与年做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准自己的嘴，用力砸下去，连敲掉四颗门牙。剧痛让他一度昏厥在路边。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双腮已经高高肿起，满脸血污。他把衣服撕破，用泥土和汗渍把自己弄得又脏又臭，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一个装满发馊食物的脏袋子里，活脱脱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老叫花子。

这个伪装奏效了。沿途哨兵远远看见他就捂住鼻子把他赶走。在一个关卡，有哨兵盯着他肿胀的嘴巴追问，项与年答说讨饭时被狗咬了，对方信以为真放他过去。

日夜兼程，10月7日，项与年终于抵达瑞金。周恩来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叫花子就是自己的老部下。项与年哆嗦着掏出四本字典递了过去。

十天之后，国民党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兵临瑞金城下——而此时，近九万红军早已撤离，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铁桶合围扑了个空。

后来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谈到这份情报时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而莫雄呢？他留在了原地，继续顶着国民党的军衔，扮演着忠诚将领的角色。他知道自己每多待一天，就多一天被发现的风险。但只要这个身份还在，他就还能为共产党做更多的事。

铁桶计划泄露后，蒋介石虽然暴跳如雷，但一时没有查到莫雄头上。中央红军成功突围让蒋介石颜面尽失，他把怒火转化成了更疯狂的追击部署。

1935年，蒋介石把莫雄调往贵州毕节，给了他一个"剿共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的头衔。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蒋介石对莫雄已经起了疑心，暗中剥夺了他的实际军事指挥权，拨给他的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只是名义上归他管，实际上直接听命于蒋介石。

蒋介石给莫雄的任务是：扫荡和消灭红军长征队伍遗留在乌蒙山区的数千名伤病员。

这个任务如果落到别人手里，那些伤病员几乎必死无疑。但落到莫雄手里，情况完全不同。

莫雄带着刘哑佛、卢志英等原班人马赶到毕节后，一面设法稳住六十三师，用各种理由让他们就地休整，不去搜山；一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配合地下党组织迅速转移了这几千名伤病员。蒋介石远在后方，完全被蒙在鼓里。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6年初。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经过长途转战，直奔毕节方向而来。按照国民党的部署，莫雄应该率部阻击。但他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后，做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决定：把自己的保安部队拉到离毕节城几十公里外的威宁，把整座城让了出来。

红二、红六军团不费一枪一弹进占毕节城，在这里休整队伍、补充给养，还扩充了五千新兵，然后继续北上长征。

这一次，蒋介石终于反应过来了。国民党内部追究莫雄"弃城资敌"的电报接连发出，莫雄被逮捕押送南京军人第一监狱候审。据他后来回忆，他被关押的牢房，正是当年邓演达将军遇害前的那间。他心里清楚，蒋介石杀他的理由足够充分。但他也想，即便到了这一步，自己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幸运的是，莫雄毕竟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加上没有确凿的"通共"证据，最终没有被处决，但从此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抗战爆发后，莫雄被重新起用，担任广东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南雄监狱里关押着几百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找到莫雄请求营救，他二话没说，三天内把这批人全部释放，随后又放出了秘密监狱中已被判刑的二十四名中共重要干部。

1949年解放前夕，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认定莫雄与共产党有关，将他列入暗杀名单。莫雄得到消息后连夜出逃，辗转到了香港。

广州解放后，毛泽东在和叶剑英谈话时特意叮嘱："你到广州后，务必找到莫雄。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叶剑英虽然和莫雄之间有历史旧怨——两人曾在广州事变中站在对立面，但他深知大局为重，立即派人持亲笔信赴香港，邀请莫雄回广州。莫雄很快返回，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

然而命运对莫雄还有最后一道考验。土改运动开始后，当地农民和土改干部不了解莫雄的真实身份，只看到他头上"国民党少将"的标签，要求把他揪回英德交群众斗争，就地枪决。华南局有关领导居然也批准了。

在命悬一线的时刻，莫雄没有为自己辩解一个字。他不愿暴露自己长期为共产党工作的秘密，也不愿用自己的功劳来换取活命的机会。这种沉默近乎倔强，也近乎悲壮。

幸好有人及时把情况反映给了时任中南局代理书记的陶铸。陶铸了解情况后，紧急叫停了处决命令。叶剑英得知消息后，也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的回复斩钉截铁："赶快去说明情况，一定要把莫雄同志救下来！"

莫雄再一次死里逃生。此后，莫雄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当选广东省政协常委。1956年国庆，李克农专门安排项与年从辽宁赶来，接莫雄进京参加国庆典礼。

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宴请莫雄和项与年，二十多年前庐山之夜的生死搭档，终于在和平年代重逢。

1979年，莫雄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病逝，终年八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