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古城两次台风一淹一守，为全国古城防汛提供了什么方案？

临海古城两次台风一淹一守，为全国古城防汛提供了什么方案？

刷到即真相

如果你去过临海古城的城墙，会发现斑驳的砖石上刻着一道触目惊心的线。

上面写着：“2019年9号‘利奇马’台风水淹线”。那一年，整个古城核心区被淹了三米多深。而在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正面袭击时，临海全市降雨量明确超过了2019年“利奇马”同期水平，古城核心区没再出现大规模倒灌，实现了“城外滚滚洪水，城内烟火寻常”。

台风期间临海古城墙阻隔城外洪水，城内未现大规模倒灌

同样的千年城墙，更大的降雨量，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道刻在墙上的线，就此从一道耻辱标记，变成了一座城市的防汛操作手册。

以此反观全国其他滨江临海的古城，泉州、潮州、苏州，普遍面临排水标准低、文保改造难、部门协同不畅的共性短板。临海的经验恰恰提供了一个样板：在不动文物本体、不大规模开挖的前提下，用一套“前置、微创、协同”的打法，究竟能不能把水挡在门外？

临海的改变，不是修了更多大堤，而是用了一套“外科手术”式的封堵

临海和泉州、潮州等古城面临同样的困境。古城墙是国保，动不得；老城区管网老旧，逢雨必涝；周边新城区开发，把原本的调蓄空间全占了，雨水全往老城灌。临海在2019年吃的亏，拆开来看就是这些老问题的总爆发。

但这次守住，关键变量不是把城墙加高，而是对城门封堵工艺做了一次彻底升级。

2019年“利奇马”来袭时，封堵城门主要靠人力堆沙袋。这次“白海豚”来临前，临海提前约30小时启动封堵，采用了“沙袋垒墙+专用防洪闸板+密封胶条防渗”的三重结构，对七座城门加一个缺口同步作业，调配了150根闸板、60余辆运输车，由130人组成的专职队伍操作。

封堵不再是临时堆沙袋的应急动作，而是有标准流程、有专用装备、有专业人员的工程作业。

这个细节值得其他名城高度关注。很多古城的防汛，花钱花在大型水利工程上，但城门、排水口这些薄弱点，封堵工艺反而停留在“拿沙袋堵”的原始阶段。临海证明了一个逻辑：用非破坏性的微改造，把最薄弱的环节做精，效果远好于到处上大工程。

为什么拿福州、漳州这两座城来比

临海提供了一个“守”的范本，但古代城墙不是所有古城都有。泉州、潮州等地的老城区，更多是开放式的街巷格局，没有临海这样完整的城墙屏障。这时候，光靠封堵城门不够，还得看怎么调度整座城的水系。

之所以拿福州和漳州来对标，是因为它们和临海处在同一个降雨强度量级——都是台风正面登陆、单日降雨量轻易突破300毫米的地带，同样面临老城区地下管网改造受限、文保单位密集的现实。

福州和漳州没走“大拆大建”的路，而是各自找到了一条“非开挖式”的调度路径，且都经过了实战检验。

福州的核心动作，是成立了一个跨部门水系联排联调中心。

这个机构统筹全城水库、内河、闸泵等所有水系要素，把文旅、住建、水务、应急各部门的权责整合到一个调度平台上，从根本上解决了“下雨了不知道该谁管”的推诿问题。

在技术层面，福州布设了12万路视频监控、数百个水情传感器和积水传感器，搭建了仿真模型，可以提前预判积水点位，远程自动化调度水利设施。同时，福州还修了一条约30公里的环山“高水高排”隧洞，把山区洪水直接导向闽江，不让山洪灌进城区。

水利闸站开启泄洪，向外输送过境洪水

这套体系经受住了20余次台风和400余场强降雨的考验，城区排水应急效率提升50%以上，没有发生过长时间连片内涝。

漳州走的是另一条路：把几十年线下治水经验，变成一套数字化仿真模型。

漳州为历史城区每条河道、每座泵站、每个排口建立了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将本地数十年治水经验转化为可推演的算力模型，不依赖大规模硬件改造，而是挖掘原有工程的调度潜能。

2023年台风“杜苏芮”期间，这套系统提前7小时精准预警12处积水点，联动完成664万立方米排涝调度，最终积水点比历史同类台风减少62%，退水时间从8个多小时缩短到3.2小时，巡查人力投入降低66%。

对比这三座城，最关键的那一个差异就出来了：临海解决了“怎么堵”，福州解决了“谁调度”，漳州解决了“怎么预测”。三者合在一起，正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补齐防汛短板的三块拼图。

把这三块拼图拼起来，就是一套可复制的方案

但有一点在泉州、苏州等地不完全适用。福州有空间修30公里的环山隧洞，漳州有相对完整的泵站闸门体系可以数字化改造。对于街巷狭窄、空间局促的老城核心区，直接复制这些硬件投入的难度和成本都极高。

真正可以借鉴的，是这三个城市各自代表的那条“非开挖式”的路径，按照轻重缓急，可以拆成五层来落地：

• 第一层，学临海，把薄弱环节的封堵工艺做精。不在城墙上动土，而是在城门、排水口、低洼缺口这些点上，用沙袋加闸板加密封条的标准化封堵方案，组建专业队伍，提前至少24小时启动作业。这一步的投入，比修任何大型工程都低，但效果立竿见影。
• 第二层，学福州，把跨部门协调的体制理顺。泉州施琅故宅等国保项目曾因文旅、住建、消防等部门职责不清，出现“资金到位了却迟迟无法动工”的局面。历史名城防汛最大的内耗就是“九龙治水”。成立一个跨部门水系调度机构，或者至少在防汛期间授权一个临时联合指挥体，是把调度效率提上去的前提。
• 第三层，学漳州，把预警和调度数字化。不需要一次性铺开全域智慧平台，可以从最关键的几条河道、几座泵站开始，逐批建立数字资产，先把退水时间和积水点数量降下来。漳州的经验证明，花小钱把老经验变成算力模型，比盲目上新硬件划算得多。
• 第四层，文物本体的防护，走标准化路线。类似临海城墙上的那道水淹线，每一座历史名城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汛前文物体检机制。木结构、夯土城墙、石刻等不同材质，需要不同的防护标准。比如夯土城墙，雨水渗入后极易引发局部坍塌，河南郑韩故城就曾因此发生城墙断面坍塌。这类风险，可以通过临时苫盖、疏通周边排水等措施提前规避。

夯土城墙因雨水渗入发生局部坍塌，现场开展作业

• 第五层，落到基层执行。临海这次出动了5200余名工作人员，按网格摸排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逐户送应急照明灯、留存应急联系卡。防汛方案的最后一米，是网格员手里那张写着每个风险点责任人的清单。这一点，任何一座城市都能做到，关键在于有没有把责任压到具体人头上。

临海、福州、漳州这三座城，用各自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历史文化名城防汛，不是“保文物”和“保安全”的二选一。

城墙上的那道水淹线还在，但它的意义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失败的注脚，而是一个起点——告诉后来者，用对方法，同样的事故可以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