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女子天天接客为何很少怀孕？老鸨的手段让人不齿

这个题目我看了三遍，笔放下又拿起。不是没话说，是话太多，堵在嗓子眼。

先讲个真事。我奶奶的奶奶，光绪年间在苏州织坊做过女工，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巷子口那家‘撷芳楼’，后院三年挖出过七口小棺材。”

那时候我小，听不懂。后来长大了，翻县志，查笔记，把那七口棺材的来历拼凑出来，心头像压了块生铁。

咱们今天不猎奇，就讲讲那些被历史藏起来的、皱巴巴的真相。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写过一段，说有个青楼女子偷偷怀了客人的孩子，老鸨发现后，先是一顿打，然后用麻绳勒她的腰，日日加力，直到孩子没了。书里只用了八个字：“血流漂杵，数月不止。”

八个字，是一条命，或许两条。

可现实比小说更冷。

我查过一份同治年间的徽州商人账册，里头夹着一页“药方”，字迹潦草，列着五样东西：水银、红花、斑蝥、麝香、土牛膝。旁边批注：“此方见效甚速，然用后多不能再育。”

这页纸被后来人当废纸夹在账本里，几百年后摊在我面前，纸已经脆得不敢碰。那上面歪歪扭扭的字，是一个老鸨的手迹，也是无数女子的判决书。

“水银”两个字，我用手指描了描。那东西喝下去，腹痛如绞，下红不止。运气好的，胎儿落下来，人还能喘气；运气不好，一尸两命。而在那个时代，一具女尸从后门抬出去，比一只病猫都便宜。

老鸨们管这叫“去货”。

刚入行的姑娘叫“清倌人”，头一年几乎不接客，那是她们唯一可能怀孕的窗口期。老鸨们防得比什么都严。有本清末的《花国剧谈》里写，苏南一带的老鸨会在姑娘的饮食里掺“凉药”，据说是某种草药熬的浓汁，色黑如墨，味苦似胆，一日三次，喝得姑娘们面色蜡黄、经期全乱。

有个曾经在扬州画舫上做过“船娘”的老妇人，晚年口述过一段话，被地方志工作者记录下来。她说：

“那药喝下去，肚子里像揣了块冰。夏天盖三床被子还打哆嗦。妈妈（老鸨）说这是‘养身茶’，后来我才知道，这茶是断子绝孙的。”

她那年十四岁。十四岁，搁现在才上初二。

除了药物，还有手段。我见过一张民国初年的照片，翻拍的，模糊不清。照片上一个女子侧卧在榻上，腹部缠着厚厚的白布，旁边放着一根竹篾条。照片背面有人用钢笔写了两个字：“正形”。

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竹篾勒腹、用布帛束腰，保持“身段窈窕”。可那竹篾勒在腰上，哪里是什么美容，那是活生生把子宫勒得变了形。长期如此，别说怀孕，连正常的月事都保不住。

有些老鸨甚至跟接生婆勾结，用一种叫“钩子”的工具，在姑娘入行初期做“清理”——这词我是从一本医案里读到的，读完三天没吃下饭。

那医案这样写：“用银钩探入，取出淤物，谓之‘刮净’。此后任其如何，终无所出。”

就这一句话，多少女子一辈子的做母亲的资格，没了。

可话说回来，也不是所有青楼都这么狠。我后来翻到一份晚清“京师的堂子”的规矩册子，上头写着：“遇有孕者，可择一富商认养，或送城外庵堂，娩后归。”意思是，怀孕了可以找愿意接盘的恩客，或者送到尼姑庵去生，生完孩子再回来接客。

看着人道一些，是吧？

但你细想——这难道不是一种更精致的残酷吗？把孩子当成一件需要处理的“物件”，没有亲情，没有不舍，生下来就送人，或者干脆遗弃。那些被送走的孩子，一辈子不知道自己母亲是谁。而那些母亲，十月怀胎的苦，临盆的痛，换来的是三五天休养，然后接着涂脂抹粉，笑迎宾客。

她们的笑，是练出来的。对着镜子，嘴角上扬几度，眼睛眯成什么弧度，都有讲究。可那笑意里有半点温度吗？

我翻到过一本民国时期一位青楼女子自己写的回忆录，手抄本，没出版过。里面有一页被泪渍洇花了，勉强能辨认几句：

“昨夜又梦见那个孩子。白白胖胖的，伸手要我抱。可我抱不着。他转身走了，走在一条很亮很亮的路上。我醒过来，枕头是湿的。妈妈在隔壁骂，说天亮了还不起，是等着饿死吗？”

她写这些的时候，大概二十岁。一生可能怀过三四次，但一个孩子也没留住。

有人会问：那她们为什么不跑？

跑？往哪跑？那时候的户籍制度叫“保甲连坐”，一个陌生女子出现在街上，立马有人问。没有路引、没有保人、没有落脚处，被抓回来就是一顿“家法”——那家法有多狠，我查过：藤条蘸盐水，抽在背上，皮开肉绽之后再敷辣椒面。就为让她们“长记性”。

更别说她们大多从小被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跑出去连个身份都没有。在那样的世道里，她们连“逃跑”这个选项都没有。

所以她们能做的，只有熬。

熬到人老珠黄，熬到“红牌”变“烂牌”，熬到老鸨把她们卖给更下等的土窑子，或者直接赶出门。运气好的，攒了点体己钱，找个老实人嫁了——但多半是嫁不出去的，因为不能生育。

不能生育，在那个年代的女人眼里，等于没有价值。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他在《坟》里写：“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可那些青楼女子，她们连“喜欢”的资格都没有。她们从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是奴隶，只不过笑的时候像主人，哭的时候没人听见。

清末民初有一组统计数字，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做的，不完全，但触目惊心。在他们登记的青楼女子中，有过生育记录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而同一时期，普通已婚妇女的生育率是百分之八十五。

百分之三对八十五。这就是那根竹篾、那碗凉药、那口小棺材垒出来的差距。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正下着雨。楼下幼儿园放学，一个小女孩扎着羊角辫，扑进她妈妈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今天画了一朵花。”

她妈妈蹲下来，亲了她一下。

我忽然想，一百多年前，那些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在阁楼的窗口看到这样一幕，会是什么心情？

她们可能看都不敢看。看一眼，心就疼一天。而老鸨最怕的，就是她们心疼。心疼了，就不会笑了。不会笑了，客人就走了。客人走了，银子就没了。

所以她们必须麻木。必须把身体和心彻底分开——身体用来接客，心用来数日子。数着数着，一辈子就过去了。

最后再讲一件真事。

2006年，苏州某处老城区改造，拆一座清代老宅时，工人在夹墙里发现了一个木匣。匣子打开，里面是一双小小的虎头鞋，红色缎面，金线绣的“长命富贵”，鞋底纳了千层布，针脚细密。

旁边压着一张发黄的纸，写着两行娟秀的小楷：

“我的儿，娘没本事留你。这双鞋做了三年，每年做一只。你若活着，该会走路了。”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在场的人都不说话了。一个工人师傅把鞋轻轻放回去，说：“别动它，埋回去吧。”

那座宅子后来没拆，改成了一个小型纪念馆。虎头鞋和那张纸，现在安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参观的人走过去，看一眼，没人说话。

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声音。

它不说话，但它让所有看见的人，都替那个做鞋的母亲，安安静静地疼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