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到豫北：一个建筑人的味蕾乡愁

2026年7月26日，鹤壁，京造新城项目食堂。

早饭时，食堂师傅端上来一盆炸好的面食——金黄色，圆鼓鼓的，外头酥脆，咬开里头暄软，带着葱花的香气。

我问师傅：“这是啥？”

师傅说：“油馍头，咱鹤壁特色，配胡辣汤吃。”

旁边帮厨的阿姨也跟着夸：“咱大厨就是责任心强，天天变着花样让大家吃好。”

我接过话茬：“可不，责任心强，手艺也硬。我跑了豫北这么多项目，咱们这个食堂，数一数二。”

这话不是客套。作为区域书记，每个项目的食堂水平我门儿清。吃得顺不顺心，瞒不过我的嘴，更瞒不过大家的胃。

我没再追问油馍头的做法。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在我的老家陕北榆林，叫鸡蛋泡泡。一模一样的样子，一模一样的味道。小时候我妈常做，每逢过节做，我们兄妹三个出门上学前做——那是她给我们送行的饭。

那一刻，我不是项目经理，不是支部书记，我只是一个从陕北走出来的、在异乡工地上的游子。四十多岁了，古人说四十不惑，可我坐在食堂里，对着那盆油馍头，忽然心里涌上了很多东西——想家，想我妈，想那个回不去的从前。

她护着我

我妈今年六十多了。

她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陕北农村，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她年轻时能跳舞、能唱戏，在学校登台汇报演出过，也在村里跟着大队演过。扭秧歌，演《兄妹开荒》——那都是她十三四岁时的事了。她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如今她六十多了，光还在，只是换了个地方亮着——灶台边，油锅前，给我们炸鸡蛋泡泡的时候。

记忆里，她和我爸从九十年代开始，白手起家，硬生生从一块黄土地上新砌了一院地方。正窑、侧窑、围墙、大门——一砖一瓦都是他们自己张罗的。

那一院地方，是我们兄妹三个长大的地方。

院子里种满了菜——夏天的时候，西红柿、黄瓜、青椒，随手摘了就能吃。院子外头是几棵枣树，秋天枣子红了，爬到树上摇一摇，落一地，随便捡。家里养着猪羊鸡，她还纵容我养过兔子——一个男孩子，在那样一个院子里长大，有菜摘、有枣吃、有兔子喂，那种自由的、踏实的感觉，是我后来到城市里再也没找到过的。

小时候学骑自行车，骑的是我爸心爱的二八大杠。人小个子矮，够不着脚蹬，就掏着骑。摔了不知道多少回，把我爸那辆自行车摔得遍体鳞伤。我以为要挨打了，我妈在旁边看着，只说了一句：“人没事就行。学会就好。”——她护着我，轻描淡写地替我把那场责骂挡了回去。

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学，到初中时，已经能自己骑车去上学了。每次我推车出门，她跟在后面嘱咐：“慢点。”

养猪场的味道

我们兄妹三个，她的全部心思都在我们身上。

冬闲的时候，我爸出去做生意，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她一个人，种地、喂牲口、照顾三个孩子，里里外外都是她。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地里的活也不比别人家差。村里人都说她能干，但没人知道她熬了多少个夜、起过多少个早。

再后来，我们兄妹陆续上学了。开销越来越大，她和爸开始办生猪养殖。在那个年代，在农村，养猪是有风险的——怕瘟疫、怕行情跌、怕投入打了水漂。村里有些人，嘴上不说，背地里也有过风凉话。

“供得起就供，供不起就算了。”

这样的话，她和我爸应该听过。但他们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提过一个字。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长在自己脚下。他们就是闷着头干，白天喂猪、清圈，年底算完账，又盘算着下一批猪仔的钱从哪里来。那些年，养猪场的味道不好闻，可那些年，我们兄妹三个的学费、生活费，全是那一头头猪换来的。

后来，我们兄妹三个都长大了。我考上了大学，走出了那片黄土地。再后来，有了工作，成了家，有了孩子。

人不能闲着

如今，我妈六十多了。跟很多农村老人一样，她跟着我们进了城，帮我们带孩子长大。孙子大了，上学了，她闲不住，又在外面饭馆找了个活干，说是帮人家洗碗摘菜，一个月挣三四千块。

我跟她说：“妈，别干了。我们兄妹三个，给你们养老绰绰有余。”

她说：“人不能闲着。我呆不住，出去干点活，心里舒坦。能动的时候就得动，闲着，人就废了。”

“我挣点钱，给孙子交交午托费，过年给孙辈们包压岁钱，分担你爸的医药费，家里日常开支我也能搭把手。”

她说得轻松，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

我嘴上没说，但心里清楚——她一辈子把自己放在最后，把所有人都安排妥当了，才轮到她自己。

鸡蛋泡泡

每次回去，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带上东西去看她和我爸。遇到她休班的时候，她不闲着，看到我们去了，就钻进厨房开始张罗。而一定会端上桌的，就是鸡蛋泡泡。

一盆面糊，葱花、鸡蛋、盐，搅匀了，油锅热了，一勺一勺下进去，滋啦一声，面糊在油锅里迅速膨胀成金黄色的小球。我们围在灶台边，等不及放凉就伸手去拿，烫得来回倒手，她就在旁边笑，嘴里念叨着：“慢点慢点，没人和你抢。”

那个味道，跟今天早上在鹤壁工地食堂吃到的油馍头，一模一样。

原来有些味道，是跨越千山万水的。从陕北的家，到豫北的工地，一千多里路，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了。

我盛了一碗，坐在食堂里，把那碗油馍头一个一个吃完。

旁边的人跟我说：“挺好吃吧？咱鹤壁特色。”

我说：“嗯，好吃。跟我小时候吃的一个味。”

我没跟他讲鸡蛋泡泡，也没跟他讲陕北，讲我妈。那些话，太长了，长到不知从何说起。

我只是一个从陕北走出来的游子，在异乡的工地上，把所有的想念，都咽进了肚子里。

她是我最好的老师

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妈六十多了还闲不住。

她跟我说的那些理由——给孙子交午托费、包压岁钱、分担你爸的医药费——都是真的，但又不全是。她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愿意停下来的人。年轻时为了我们兄妹三个，起早贪黑养猪种地，把我们从黄土地上供出来；如今进了城，她依然在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证明自己还能干、还有用。

她教会我的，从来不只是怎么做人，更是怎么活着。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给孩子们做个榜样。她一辈子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给我上课。

今年是我到豫北的第六个年头。五个地市，十个项目，百余号人。回家的时间，短则一个月、长则三四个月才能回去一次。父亲患病十余年，定期复诊我陪不了，是她和我爱人轮流跑；孩子生病、上学、接送，她也搭把手帮衬着。她从来没说过“你别干了”，只说过“你注意身体”。

有时候觉得自己也难——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身在异乡，在建筑央企做党群工作，各有各的难处。但每次想松懈的时候，想到她六十多岁还在外面打工，想到她说的“人不能闲着”，我就觉得，自己还有什么资格叫苦。

吃完那顿饭，我站起来，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妈接的，问我吃了吗。

我说吃了，在工地食堂吃到了油馍头。

“油馍头是啥？”

“就是跟咱家鸡蛋泡泡一样的东西，可好吃了。”

她笑了：“那还不简单，你回来，妈给你做。”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鹤壁的工地上，看着远处的塔吊、脚手架，和正在浇筑混凝土的泵车，心里想：不管走多远，干多大的工程，那个在灶台边炸鸡蛋泡泡的身影，永远是我心里最安稳的所在。

鸡蛋泡泡也好，油馍头也罢，都是妈妈的味道，都是回家的路。

（中建七局四公司河南分公司豫北区域项目党支部书记兼联合工会主席 常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