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五千年历史长河，揭秘良渚文明的王陵发掘——考古泰斗王明达独家专访

2026年7月31日，午后，山塘街上空夏雷滚滚。

雨不大，细得几乎不用打伞。雷声倒是响亮，一声接一声地，轰隆隆地滚过头顶。这里是红尘中最热闹繁华的所在之一，店铺一家挨着一家，糕团的甜香、茶叶的清苦、评弹的弦索声混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游人举着伞慢慢挪，眼前的这条河，叫山塘河。唐敬宗宝历元年，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见城外河道淤塞，便主持开凿了这条水道，西起虎丘，东至阊门，全长七里，民间称它为“七里山塘”。我忽然想到，这条街，是王明达先生长大的地方，他和我说过。

他是我母亲中学时的同窗，也是当年那所中学里唯一一届考入北京大学的两个人之一，一个是他，一个是我母亲。因为这个缘故，我从小便听过他的名字。去年夏天，也是这样的雨天，在杭州，我去杭州出差，顺便探望了已经落户杭州很多年的王明达，一个晚辈替母亲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茶馆在一条巷子深处，窗外几棵老槐树，叶子被雨水洗得越发绿了。他坐在我对面，腰背挺直，苏白糯糯的，随和得不像一个考古界的泰斗。可他确实不是普通人。作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是1986年主持发掘余杭反山遗址、亲手掘开良渚顶级王陵的考古领队，让良渚文明从朦胧的传说叙事中实证于世，跃升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标。

无人看好的土墩，藏着顶级文明密码

先说那座土墩。反山。

今日享誉世界的反山遗址，在四十多年前，只是余杭长命乡雉山村一座普通土墩。它高出平地仅4米，长90余米、宽30余米，地势平缓、样貌寻常，断面无明显陶片遗存，若非一次偶然的基建预警，或将永久沉睡。

发掘前的反山

1986年，当地农机厂拟转产建厂，计划在反山周边大面积取土施工。村中文物保护通讯员费国平第一时间上报线索，王明达与同事芮国耀多次赴现场踏勘，在细碎的红烧土颗粒、炭粒与零星良渚陶片中，捕捉到关键信号：这座土墩绝非自然形成，很有可能是良渚先民人工夯筑的高等级高台墓葬。

上世纪70年代前，学界普遍将琮、璧、钺等传世古玉判定为汉代器物。直至1973年江苏草鞋山遗址出土成套玉礼器，才首次厘清良渚玉器的真实年代，后续福泉山、寺墩等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证实良渚贵族“高台筑墓、以玉敛葬”的独特礼制。考古泰斗苏秉琦将这类高台墓葬形象誉为江南“土筑金字塔”。

1986年恰逢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杭州将举办重磅学术研讨会。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浙江考古界亟需一份硬核成果填补空白。发掘反山，不再是一次普通田野作业，而是一场攻坚之战。当年4月2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核发发掘证照，王明达担任领队，带领4人核心团队进驻当时的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也就是如今的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开启了这场注定改写考古史的探秘之旅。

九十厘米绝境掘进，顶住质疑的一场豪赌

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团队在土墩西端布设6个10米×10米探方，预留隔梁、规范作业。前期二十余天的发掘中，团队发现了11座汉代武士墓群，全部盗扰残破，仅剩少数随葬品，团队遵循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做好全部记录，编号。

5月28日，对汉墓的清理已接近尾声，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有150厘米左右。王明达决定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又一遍地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工人们说比晒场还要平。团队在3号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经过反复确认，在这块斑土上划定了一块长方形发掘区域的四边界线。

精心剥剔随葬器物

此前几年，王明达主持过太湖周边多处遗址的勘探和试掘，河姆渡、马家浜、崧泽——那一带史前文化的谱系，他早已烂熟于心。别人看到的是一座孤零零的土墩，他看到的是这张大网上的一个节点。5月29日下午，王明达下了决心，开始用小铲下挖这块灰褐色的斑土。

最惊心动魄的博弈自此开启。团队划定仅3平方米的核心发掘区，严格执行“一铲5厘米、挖一层平一层”的标准，半天时间，王明达和文保员陈越南两人操作，仅挖深了30厘米。加上5月30日一天下来，两日深挖90厘米，全程未见任何文物遗存。所内资深考古行家亲临现场考察，直接判定发掘方向失误，外界质疑、内部动摇、舆论压力接踵而至。

在所有人都准备放弃的时刻，王明达细致剥离坑壁土层，发现回填土与原生坑壁可自然脱离，这是人工掘墓、回填覆土的典型特征，是不会出错的考古铁证。他以考古从业者的胆识与专业，顶住所有压力，执意继续下挖，这是一次最关键的豪赌。

雷雨前夕的惊天发现，一铲解锁王陵真相

1986年5月31日午后，江南梅雨前夕的闷热笼罩工地，天目山方向乌云翻涌，狂风骤起，一场暴雨转瞬即至。下午3时许，文保员陈越南在深坑内清理土层时，意外清出一块特殊土块——表面粘着细碎的白玉颗粒与斑驳朱红漆皮。

他小心翼翼用手掌托住土块递上前，王明达反复观察，确认土块印痕中留存的玉粒、漆皮均为原生遗存。激动之余，他摒弃金属工具，从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小心翼翼剔剥土层，更多朱红漆皮、细密玉粒显露出来，嵌玉漆杯，就此初现真容。这一刻，所有质疑烟消云散，空白土层的谜底彻底揭晓——这里不是普通墓葬，而是等级极高的良渚史前大墓。团队随即在墓坑中部剔出玉琮射口，标志性良渚礼器现身，实证了遗址的核心价值。

良渚遗址是我国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了又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图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暴雨骤降之际，团队用尼龙薄膜严密覆盖墓坑、覆土压实，连夜巡查现场、规划排水防护。6月1日暴雨终日不休，考古队员冒雨开挖排水沟、修筑防护土坎，死守五千年文明现场。当晚，王明达连夜赶回杭州，向上级部门紧急汇报这一颠覆性考古发现，一场普通的田野发掘，正式升级为国家级重大考古突破。

极致匠心的发掘，解锁良渚礼制文明密码

雨停之后，省市文物部门领导亲临现场踏勘，敲定保护性发掘核心方案，集结力量全面铺开勘探工作。第一座良渚墓编号顺延为M12。M12 号大墓出土数百件玉器，重达六点五公斤的玉琮王静静安放在一旁，器身神人兽面纹微雕细如发丝；玉钺王置于墓主身侧，钺刃朝西，配套的木柄早已朽灭，跨越五千年，依然能让人想象王者持握权杖的模样。璧、琮、钺、璜、镯、带钩整套礼器一应俱全、排布有序。这里属于一国之君的陵寝，绝非普通部落酋长墓葬。

这是良渚王陵。

短短数日，M12、M13、M14、M15、M16、M17、M18等多座墓葬相继被发现，一座座深埋地下五千年的良渚高等级墓葬，次第揭开面纱。

现场绘出土遗物平面图

反山大墓的发掘难度，远超常规考古作业。墓葬深邃、随葬品密集密布，墓内几乎无立足空间，且玉器、漆木器等遗存极度脆弱，稍有触碰便会损毁。针对狭小密集的墓坑环境，团队独创悬空操作法：以毛竹架于墓口两侧，悬吊搭建悬空木板操作台，板面距随葬品仅10厘米，队员蹲踞其上，逐段移动、逐层清理，全程俯身作业，腰酸背痛却分毫不敢松懈。

除了器物清理，考古团队完成了一套极致严谨的文明解密流程。五千年前的木质棺椁早已腐朽，仅留存微弱的灰白色板灰痕迹，队员凭借极致耐心，精准剥离、记录板灰形态，还原墓葬葬具结构。针对玉器密集区域，摒弃常规1:10绘图标准，追加原大精准绘图，单座墓葬需绘制五六份图纸，全方位留存器物原始位置、叠压关系。

史前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及出土代表性玉器

文物起取环节更是精益求精。三人一组分工协作，专人起取、专人编号记录、专人图纸对标，全程使用蒸馏水轻柔漂洗玉器，禁用毛刷擦拭，最大程度保留古玉原生光泽。正是这套近乎严苛的作业体系，让反山王陵出土的数千件玉器完好保存，纹饰清晰、色泽温润。良渚墓葬随葬品均在做好记录后，全都取出整理。（目前现场均为原样的复制品）。

本次发掘出土各类随葬器物 1200 余件（组），玉器占比高达 90%，囊括玉琮王、玉钺王等国宝级重器。考古团队首次突破单件文物研究局限，区分组装件、穿缀件、镶嵌件，建立玉器配伍的研究思路，从器物组合、摆放秩序中，解锁了良渚古国完整的等级制度、礼制体系与社会结构。

遗址群理念的远见擘画，重构五千年文明版图

此次发掘成果惊艳学界，1986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反山王陵发掘成果作为重磅献礼亮相，获得全国考古学界高度认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更是盛赞：“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史前的历史，就这么被一把探铲从地下请了出来。可先生和我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半点炫耀的意思。那批墓葬，当时团队只从土墩往下挖了1.6米，并且，反山的东面还有分之二的士地未动，这是留给后人的。“不能为了一时的学术成果，把祖先留给后人的东西一次掏空，”他说，“我们这代人的技术还远远不够，要留给以后的人，留给更好的技术。”这份克制，远比重大发现更具文明厚度。

奔波跋涉间，散落千年的文明碎片，在他的田野踏勘中悄然串联成型，王明达在这次会上首次正式提出“良渚遗址群”概念。这个提法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绝非简单名词翻新，而是一场史前考古的认知革命。在此之前，学界仅把反山、瑶山等遗存视作互不关联的孤立地点。王明达提出：良渚各处遗址并非散落的古物点位，同属一个有机的文明共同体，王陵、祭坛、大型夯土台、平民聚落依地势排布，外围配套聚落、作坊、稻田，完整复原出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都城格局、功能分区与社会体系。这一理念彻底重构了良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从“零散古遗址”升级为“成熟史前古国文明”。

彼时水利系统、莫角山宫殿尚未全面发掘，这套构想建立在多年徒步全域调查与反山王陵发掘的实证之上，为日后良渚整体保护、古国都邑格局探索奠定了理论根基。

后续数十年的考古发现，逐一印证了他的预判：良渚古城城墙、五级巨型水利系统、环壕聚落、农耕作坊遗址相继现世，层层实证良渚拥有成熟的国家形态、礼制体系与工程能力。

塘山土垣是一条绵延数公里的巨大土垄，横亘在良渚古城西北的山麓前沿。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界众说纷纭，有人猜测是古城外围城墙。1996年，王明达带队沿土垄全线勘探、分段试掘，依靠层层地层证据排除了城垣的猜想，率先提出：这是良渚先民修建的巨型山前防洪长堤。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要早一千年，良渚先民已经在山麓与平原交界地带筑起这条长堤，承担蓄洪、疏导山洪、调节区域水位的作用。后世进一步勘探证实，它并非孤立工程，而是良渚一整套大型外围水利体系的关键一环，唯有成熟古国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才能调动人力完成这般浩大工程。

半生田野，半生书斋。

其他同事在瑶山祭坛的发掘成果，为他再一次叩开了良渚精神世界的大门。王明达意识到，那些刻满神人兽面纹的玉器，不是简单的装饰品，是祭祀时沟通天地的法器，器物摆放的方位、朝向都蕴含着严格的礼制规范，是良渚精神文明高度成熟的铁证。

2026年7月，王明达在北京参加会议，右一是他的师兄郭大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红山文化考古第一人。

王明达率先形成了玉器配伍的研究思路。他把一座墓葬里所有的玉器当成一套完整的“礼器组合” 来看。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伟大而无用的艺术品的产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 正所谓“藏礼于器”。

桩桩件件，皆是开先河之作。但王明达却始终没有端过学问家的架子。他像一位老农，把自己种在浙北的土地里，春耕秋收，不问归期。面对累累硕果，他始终谦逊自持。我面前，先生喝着茶，语调不高：“我不过是替这片土地，做了它早就该做的事情。”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唯一一处以史前文明入选的项目。中华五千年文明自此获得全球公认的硬核证明。

专访接近尾声，我问：“先生半生远离苏州故土，可曾有过遗憾？”他笑了。笑容里有江南水乡的温润，也有荒野风沙磨过的粗粝。他望向窗外，杭州的青山在雨雾里隐隐约约。他说：“苏州与杭州，同属江南。我不过是逆流而上，替它找回失落了五千年的上游。”

厚土之下，自有惊雷。王明达率领团队，以一把探铲，掘开了华夏文明最壮阔的源头。我忽然觉得，先生身后站着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站着整个华夏民族最深沉、最古老的文化自信。

他很自豪地告诉了整个世界，中华五千年，从来不是传说。是山河为证，是玉器为凭，更是像他这样的人，用尽一生，为历史正名。

王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