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西兰72岁老人，用86天把自己饿死

　　2026年8月，在新西兰，一匹马在遭受三天无法缓解的痛苦后被兽医施以安乐死，Rick Weldon的妻子Melissa Weldon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故事。

　　彼时，她的丈夫已处于自愿停止进食饮水的第80余天，正在用最缓慢、最残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令人难以置信，”Melissa后来写道，“人类竟然无法得到像那匹马一样的人道对待。”

　　01
当“生活家”遇到病痛

　　72岁的Rick Weldon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活家”。

　　他热爱户外运动，曾代表新西兰参加国家级的Waka Ama（独木舟）赛事，与妻子Melissa Weldon游历世界。

　　在朋友印象中，他标志性的熊抱总能让人感到温暖。

　　即便年过七旬，他依然能轻松跑完12公里。

　　然而2024年初，他的双腿突然“罢工”。

　　短短四周内，他从一名长跑健将变成了连走12步都困难的人。

　　MRI检查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严重的腰椎管狭窄，加上脊柱侧弯，正在压碎他的神经。

　　随之而来的是“relentless（持续不断、无情）”的剧痛。

　　随后半年，Rick接受了四次大型脊柱手术。

　　12颗螺钉、连接棒和间隔器被植入他的体内，试图重建支撑他身体的骨架。但命运没有眷顾他：内固定物松动、感染接踵而至。

　　每一次手术解决一个问题，却又制造出新的并发症。

　　到2024年底，外科医生给出了最后一个选项：移除所有旧的内固定物，让脊柱暴露数天以清除感染，再用20颗新螺钉重建几乎整个背部。

　　而这一切，成功率只有35%，且术后依然可能伴随长期剧痛。

　　Rick选择了“不”。

　　02
不被允许死亡的人

　　Rick随后咨询了新西兰的安乐死服务机构，却被告知：他不符合条件。

　　原因只有一个——他的病情不被视为“绝症”。

　　根据新西兰2019年通过、2021年正式实施的《生命终结选择法案》，申请安乐死者必须满足严苛条件，其中最核心的一项是：“患者须患有绝症，且很可能在六个月内死亡。”

　　这一“六个月规则”是整个法案合法性基座之一，也是立法时为了安抚反对者、防止滑坡效应而设置的坚固壁垒。

　　Rick的脊柱正在不可逆地崩塌，他的生活质量归零，止痛药只能短暂掩盖疼痛，但他并不符合“六个月内死亡”的医学判断。

　　医生无法——也不愿意——给出这样的预后。

　　“我拥有美好的一生，”Rick在决定绝食前说，“但我不要这样活着。”

　　他曾考虑前往海外寻求安乐死——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一些州都提供更宽松的准入条件。

　　但数十万纽币的费用，对于一对普通退休夫妇而言如同天文数字。

　　于是，Rick决定采用唯一一条对他“合法开放”的死亡路径：自愿停止进食饮水（VSED）。

　　在医学伦理中，这是患者拥有决策能力的前提下，拒绝一切维持生命治疗（包括食物和水）的正当权利。

　　按照文献，VSED通常在10至14天内导致死亡。

　　Rick和Melissa做好了“两周告别”的准备。

　　03
无奈的选择

　　2026年3月20日，Rick开始绝食禁水。

　　他与朋友们一一拥抱道别，其中不乏专程从美国赶来的故交。

　　他的思维依然敏锐，幽默感不减，甚至看上去比许多中年男子还有精神。

　　但他身旁随时备着的吗啡药瓶提醒着所有人——他的身体正在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楚。

　　16天过去了，Rick没有死。

　　20天、30天、50天——他依然清醒地活着。

　　VSED患者常常还是会摄入极少量水分（比如润湿嘴唇、吞咽极少量水来缓解口渴），这足以让身体多撑很久，但又远不足以维持正常生理功能。

　　Melissa每天早晨醒来问自己：“是今天吗？”但每一个夜晚，答案都是“不”。

　　“我们预料到会很难，”Melissa回忆，“但我们没预料到痛苦的强度——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情感和灵性上的。他每天都在问：‘为什么我还在这里？’”

　　随着时间推移，Rick的身体机能全面崩溃：失禁、幻觉、呼吸道分泌物增多、口腔灼痛、极度焦虑和躁动。

　　他曾多次试图用枕头闷死自己——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在绝望中尝试亲手终结自己的痛苦。

　　04
“饿死自己”没那么简单

　　Rick和Melissa以为，VSED是法律允许的、医学伦理认可的权利，那么医疗系统自然应该提供相应的临终照护。

　　但他们错了。

　　医院记录显示，Rick多次入院，但每次出院摘要都注明：他不符合接受公共资助姑息治疗的条件，因为他没有“绝症诊断”。

　　在没有“绝症”标签的情况下，Rick在系统眼中不是在“临终”，而是一个“自愿放弃治疗”的复杂病人。

　　临床团队不断调整他的药物（美沙酮、阿米替林、大麻二酚等），安排地区护士上门，但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照护方案。

　　“不同的人似乎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有着不同的理解，”Melissa说。有的医生建议她请病假陪伴Rick，有的建议将Rick送入养老机构，有的则反复讨论新药组合。

　　但没有人能回答那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合法选择停止进食饮水以加速死亡的人，究竟应如何被照护？

　　更令Melissa痛苦的是，医疗团队的互动方式时常让她感到防御而非支持。

　　“两三个人一起进病房，一个人说话，一个人记录，一个人回答问题。感觉像是在应付法律审查，而不是在帮助一个濒死的人。”

　　对于治疗Rick的医生而言，他们被夹在伦理、法律与现实之间。

　　一方面，他们尊重Rick拒绝食物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天职是“缓解痛苦”。

　　但在VSED情境中，疼痛管理的每一针吗啡都可能被视为“加速死亡”的嫌疑行为。

　　虽然医学伦理中有“双重效应原则”——允许医生使用可能缩短生命但意在缓解痛苦的药物——但实际执行中，许多医生因不熟悉VSED而陷入恐慌，不敢越界。

　　Ann David，新西兰临终选择协会（End-of-Life Choice Society of New Zealand）前主席，曾为选择VSED的人提供支持，直言：“医生的绝对职责是缓解痛苦。但当一个患者选择VSED时，很多医生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因为我们的法律和临床指南没有为此提供清晰的地图。”

　　05
不同政党看法不一

　　Rick最终在2026年6月中旬去世——距离他停止进食饮水整整86天。

　　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迎接他的不是妻子温柔的告别，而是警察和验尸官。因为VSED死亡在新西兰仍属非自然死亡，必须由Coroner（验尸官）介入调查。

　　Melissa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系统剥夺了他有尊严的死亡，”她说，“然后还剥夺了我们最后的相处时光。”

　　Rick在生前留下一封信，标题为 《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Ones）。信中他写道：“我不是想死，我只是不想以这种方式活着。我希望政客们能明白，这关乎尊严，而不是死亡本身。”

　　2024年，新西兰卫生部对《生命终结选择法案》进行了法定审查，提出25项修改建议，但并未触及“六个月规则”。然而，Rick的案例让这一规则再次成为焦点。

　　Todd Stephenson，新西兰行动党（ACT）议员，提交了一项个人法案，目前正等待议会抽签审议。

　　该法案提议：废除“六个月内死亡”的硬性要求，改为允许“患有晚期、进行性、不可逆且预期会导致死亡的疾病”的患者申请安乐死。

　　这实际上将新西兰的法律框架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模式靠拢。

　　Phillip Melchior，新西兰临终选择协会（End-of-Life Choice Society of New Zealand）发言人，支持这一改变：“Rick遭受的痛苦同样真实，但因为没人能准确预测他何时会死，他就被排除在外。这本身就不合理。”

　　各党派对此分歧明显：

　　机遇党表示支持原法案，并愿意让Todd Stephenson的法案至少通过一读。

　　绿党健康事务发言人Hūhana Lyndon强调，必须同时加大对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的资金投入，确保“安乐死是真正的选择，而不是没有选择下的被迫之举”。

　　工党健康发言人Dr Ayesha Verrall表示，该议题属于议员“良心投票”范畴，不设党内统一立场。

　　国家党拒绝在选举前明确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