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学者诺帕敦：教师持枪防枪击须合法

泰国中文社8月9日报道，“诺帕敦”指出，“警察中将勒瓦”敢于提出教师携带枪支以防止学校枪击事件的议题，但必须合法。他指出更重要的课题不是仅仅问教师是否应该有枪，而是要问泰国如何建立制度，使教师和孩子从一开始就不必面对枪口。

8月9日，助理教授兼博士诺帕敦，国家警察政策委员会委员（代表民众），以及暹罗技术学院公共行政学院和平创新硕士课程讲师，表示在暖武里府德普西林学校发生枪击事件后，泰国社会再次响起一个问题：如果警察来不及赶到，谁来保护孩子？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当警察中将勒瓦（前麻醉品管制局局长）提出允许教师持有枪支以预防校园暴力事件的想法时，我赞扬勒瓦敢于提出这个可能既有支持也有反对的议题，但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提议，因为它促使社会认真思考师生安全问题。重要的是，勒瓦不仅仅是在质疑枪支问题，而是让社会看到了“危机时刻”的空白——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这是政策制定者不应忽视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勒瓦先生的提议应被用作设计更全面安全体系的起点，包括事前预防、武器管控、监视、预警、演练，以及依法让公众成为安全伙伴。因为有时引发社会争论的提议，也可能成为让社会更安全的政策的起点。”诺帕敦博士说。

诺帕敦博士接着说，因此这个提议迅速受到关注。对他来说，他不想急于用“同意”或“不同意”开头，而是想用“倾听”开头，因为无论社会上有多少不同意见，他相信提议的出发点是关心师生生命，以及对危机时刻的担忧——即从事件发生到警察到达之间的那几分钟。

但当我们倾听后，他认为我们必须敢于提出更大的问题：不只是“教师是否应该有枪”，而是要问“泰国将如何建立制度，使教师和孩子从一开始就不必面对枪口”。这才是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罪犯的一支枪不应该导致简单的答案——即必须再有一支枪，因为学校不是普通场所。每天早晨，无数父母通过校门送来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然后将信任托付给教师和国家制度，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安全回家。

诺帕敦博士表示，因此，将枪支带入儿童环境，无论是出于自卫还是防止犯罪，都需要非常细致的考虑：谁持有，谁批准，训练多少，如何存放，如果儿童接触到武器怎么办，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发生误解，谁负责，以及如果警察到达现场发现多人持枪，如何在一瞬间区分袭击者和防卫者。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勒瓦的提议。他的提议让社会有机会开启一场非常重要的对话：泰国学校的安全体系应该走向何方。

诺帕敦博士表示，对他来说，无论法律在何种条件下允许枪支，枪支都应该是安全体系的最后手段。而最前沿的必须是事前预防。在问谁应该有枪之前，我们应该问如何使非法枪支更难到达人们手中。他看到了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参威拉恭在枪支管制政策方面的重要性，因为预防暴力不应该从罪犯走到学校门口才开始，而必须从源头开始。规范枪支、控制非法武器、检查持有者、执行有关携带武器的法律，以及减少武器落入不该持有者手中的机会，是减少事件发生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需要修改枪支相关法律。

诺帕敦博士表示，他认为“枪支管制”和“新时代村警志愿者”这两个概念应该被视为两个及时关联的政策，因为前者是减少风险因素，后者是增加社区的防御力量，这将使本不该存在于社会的武器更难到达民众手中，并使社区居民更有知识、有制度、有举报渠道，并能更多与警方合作。当两件事齐头并进时，正在建立的不仅仅是武器管制措施，而是公众安全体系，涵盖全国各地的村庄、社区、学校、医院、市场、旅游景点和公共区域。我们无法在每个点都增加警察，但我们可以让每个地区的人们都成为警方的安全伙伴。

诺帕敦博士表示，他正在参与设计“新时代村警志愿者”课程，与皇家警察总署的教育部门合作，使那些将成为警方安全伙伴的人具备知识、纪律、理解法律、尊重人权，并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志愿者必须知道自己的界限，因为好的志愿者不是拥有最大权力的人，而是知道如何正确使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或角色的人。新时代志愿者必须“信息”先于“力量”，因为现代威胁已经改变。因此，新时代村警志愿者不应只有站岗、巡逻或帮助各种活动的形象。

诺帕敦博士接着说，最宝贵的是信息。社区居民往往比警察更早看到异常，教师看到学生的变化，家长看到孩子的行为，保安看到进出人员，商店看到陌生人，村民知道谁在附近。因此，应该利用技术将“公众的眼睛”与“警察的系统”连接起来，并以标准化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新时代村警志愿者应该接受关于观察异常、举报线索、使用数字渠道、协调信息、紧急情况救助、保护个人信息以及将必要信息转交给有权官员处理的培训。这是从“有力量的志愿者”向“有知识和信息的志愿者”的转变，从社区到学校和脆弱地区。

“如果这个体系成功发展，新时代村警志愿者与社区的联系更多，在事件发生前，各方共同预防，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枪声响起前预防’。恢复公众信任不能仅靠口号或宣传，而是源于经验。当公众报案后有人倾听，公众提供信息后得到保护，社区提出问题后警方回应，志愿者接受标准化培训，坏人被清除出系统，公众感到他们的声音对社区安全有意义时，信任就会逐渐恢复。如果总理的枪支管制政策能够与建设新时代村警志愿者并行，而皇家警察总署能够将这两项政策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成果，我相信收获的不仅仅是可能下降的犯罪数字，更有价值的是公众的信任。”诺帕敦博士说。

（编译：李程；审校：Momo；来源：泰国中文社thai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