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美关系总是忽冷忽热？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说过：“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走向将决定世界的未来。”

我们官方也将2026年定为中美关系的“大年”——在经历数年深度调整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定义彼此认知的关键窗口期。

事实上，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地缘政治格局深度调整，人工智能革命正几乎在全领域摧城拔寨。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作为影响世界走向的“元变量”，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最值得我们普通人关注的是，历史上每一次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都伴随着中国命运的重新洗牌。

众所周知，国家的方向远远大于个人的努力——从清末的被迫开埠，到抗战时期的联盟抗敌，到尼克松访华后的骤然转向，国运的每一次摆荡都在剧烈改写着每一位国人的就业、房价、教育乃至安全预期。读懂中美关系，因此从来不是外交官和学者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希望把握自身命运的人必须完成的认知功课。

然而，如此关键的双边关系，却一直呈现着一种令人费解的节律：要么是热络不久后，骤然翻脸；要么是交恶数年后，悄然回暖。莫非，真的存在所谓中美“价值观悖论”——鉴于文明的差异底色，一旦两国关系“稳定”，就说明某方利益被压制，反转的力量也就会开始积蓄？事实上，这种循环往复的“热—冷—热”模式，的确已经贯穿了中美两百多年的交往史，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操纵着天平的摇摆。

要理解这种周期性震荡，需要回到历史的原点。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在《飘忽不定：中美关系的历史考察》中指出，这种摇摆不是当代的偶然，而是两百多年来的历史惯例。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六十年写起——那正是中美关系少有人知的真正起点。

正如梁碧莹教授所言：“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早在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写就。后人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其实不过是在重复历史的节律。”

利益——中美关系的永恒筹码

飘忽不定的第一层原因，在于双方对利益的永恒追逐。正因为利益会随着时代、国力、国际格局的变化而需要不断进行计算和调整，飘忽不定才成为常态。梁碧莹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判断：“不是政治家善变，而是利益的算式一直在变。”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帆船从纽约起航驶向遥远的广州，承载着新生的美国对东方市场的全部想象——彼时的美国刚刚赢得独立战争，国力孱弱，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发言权。而它的目的地，是已经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帝国，正值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世余晖。

这次相遇的开端充满了温情。本书对早期互动进行了精细入微的考察：1821年的德兰诺瓦案件中，美商自愿将本国嫌疑人交由清廷处置，这种“恭顺畏法”折射的是一个弱国在霸权缝隙中的谨慎求生。广州行商则以儒家信义为本，仅凭口头承诺便向美商提供巨额信用贷款——伍秉鉴等行商甚至曾破例将大批茶叶赊给美商。这种基于信义而非契约的合作，在1844年以前维持了中美关系的温情底色。彼时的美国，就像一个初入大观园的乡下少年，谦卑、拘谨、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古老而傲慢的帝国。

但温情并非一定出于善意，也有可能出于无力。当美国商船在珠江口停泊的次数越来越多，逐渐积累起关于东方帝国的全部知识，敬畏开始消解。看到英国垄断印度鸦片获利丰厚，美国人迅速跟进，利用全球航运网络垄断土耳其鸦片的对华贸易，使鸦片贸易从英国主导演变为多国掠夺。早期恭顺守法的美商形象，一夜间崩塌。

1844年的《望厦条约》则完成了最终逆转。这个由美国专使顾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在法理上对中国主权的破坏，甚至超过了不平等条约的始祖——中英《南京条约》。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涅特说过：“美国的远东政策，从来都是商业的婢女”，因此才有从谦卑到跋扈，从守法到掠夺，从合作到压迫——而这一切转变，都发生在短短一个甲子之内。梁碧莹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利益的天平倾斜时，道义的指针总是最后才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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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美关系的震荡源

如果说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永恒筹码，两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就是不断拨动天平的手。梁碧莹在书中写道：“双边关系的每一次摇摆，几乎都能在某一方的内部政治中找到震源。”

先看中国这一边。19世纪中后期，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外交路线之争。以奕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861年推动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既是向西方外交机制的笨拙学习，也是古老帝国在霸权挤压下被迫打开的第一道缝隙。

然而，顽固保守派对此强烈反对，认为打开国门无异于引狼入室。两派之争贯穿整个晚清，直接影响了中国对美外交的姿态：洋务派得势时，中国倾向于有限的开放与合作；保守派回潮时，闭关自守的倾向便占据上风。每一次政策切换，都映射着国内权力格局的消长。

进入民国，内部博弈更加复杂。巴黎和会的失败让北洋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欧洲列强已不可行，“联美制日”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主轴。1920年前后，顾维钧等亲美派外交家的权势迅速增长。然而，北洋政权的频繁更迭，使这一方针因政局变动而常常受挫——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便一度中断。梁碧莹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史料后得出结论：“中国对美政策的‘忽冷忽热’，相当程度上是国内政局碎片化的直接外溢。”

美国对华政策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19世纪，南方种植园主希望对中国开放棉花市场，北方工业家却担心中国廉价商品冲击本土产业，两种声音在内战前就已激烈对峙。

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华“门户开放”照会，被很多人解读为对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善意”。然而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揭示：这一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商业集团、传教团体、外交官僚多方合力的结果——商人在计算利润，传教士在传播信仰，外交官在谋划影响力。

美国对华政策，常常是这种多方博弈的妥协产物。正如梁碧莹在书中所言：“理解了对华政策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便不会为那些看似矛盾的表态感到困惑——因为华盛顿从来只有一个声音，而那个声音是无数争吵叠加后的余响。”

然而，如果两国的根本分歧仅仅停留在利益和权力层面，为什么庚款退款中的“善意”与“利益”，会如此难以切割？为什么排华法案那样赤裸裸的歧视，会在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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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中美关系的终极锚点

这是最深的一层，也是最让人困惑的一层。中美关系两百多年的飘忽不定，归根结底，源于两国价值观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利益的计算可以量化，政治博弈可以推演，但价值观的冲突与纠缠，却让每一次判断都变得扑朔迷离。

从文明的底色来看，古老的中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崇尚“天下为公”与“共生共荣”；新兴的美国则以扩张精神为底色、以个人主义为信条、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梁碧莹引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的经典判断：“美中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于两个社会对世界秩序的不同想象。”这种文明的深层差异，注定双方在“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一根本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事实上，此前就有基辛格将中美称为世界唯二的两个“例外主义”国家：一个要通过传经布道改变世界，一个则想通过自身示范德仪天下。两种截然不同的“例外”，让双方的拥趸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今天很多人在饭桌、社交媒体、群聊时因中美关系而激烈争吵乃至“撕裂”的深层原因，正来自这种根植于文明深处的认知错位。

梁碧莹先生在《飘忽不定》中，则不仅带我们看懂两种“例外”的本质并指出二者并不存在天然敌对，对弥合“观念冲突”大有裨益，同时更深刻指出，真正的问题远比这更复杂：美国的价值观体系，自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

一方面，美国对华政策中不乏理想主义的闪光。1913年，威尔逊总统不顾其他列强反对，率先承认中华民国。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以其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市场开放、民主推广、法治合作，这些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向。梁碧莹指出：“美国对华交往中的道德特征，一直是中国朝野将美国同欧洲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

然而，美国价值观的另一面同样触目惊心。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十年，禁止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并驱逐了大批华人。国会辩论中，反对者明确指出这与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不符，但它仍然获得了多数通过。一个宣称以“自由、平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同时执行着针对一个族裔的系统性歧视——这种价值观的自我撕裂，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复出现。

美国铁路华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在首役大沽之战中并未开炮，表面上延续了“道德外交”的传统，但随即迅速参战并与联军共进退，将道德原则与现实利益巧妙糅合在一起。

庚款退款展示了这种价值观纠缠的极致：1908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此事常被解读为美国的“道德自省”。然而真相正如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在致罗斯福总统信中的直言不讳：“谁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谁将在精神和商业上取得最大的回报。”

梁碧莹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人才培养美国化”——培养亲近美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可以在未来的对华竞争中占据影响力制高点。她在作品中感慨：“善意与算计，在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美关系的迷人之处，正在于你永远无法将两面截然分开。”

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内在撕裂，使中美关系极易出现剧烈的波动：当威尔逊主义占据主导时，我们看到的是合作、对话、文化交流；当排华势力、冷战思维占据上风时，对抗与摩擦便随之而来。问题在于，这两股力量同时存在于美国的政策肌体之中——如同一个人的内心同时住着天使与魔鬼，谁占上风，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

这种周期性的剧烈波动，导致一个现实的焦虑，正如基辛格越到晚年越悲观，甚至可以用“忧心如焚”来概括——担忧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甚至爆发热战，担忧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走向瓦解——这种焦虑同样困扰着普通人的神经：中美之间到底是战略互信还是战略威胁？

很多评论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如同20世纪复兴的大陆大国德国，今天的美国则如同20世纪与大陆有深厚政经关系的海洋大国英国，这种类比让很多人对未来感到恐惧——“中美必有一战”的说法，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而打开《飘忽不定》就会明白，中美关系完全不同于英德关系：经济的深度捆绑、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以及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产业链，都是当年的英德之间所不具备的。历史从不简单重复，这本书恰恰能帮助我们看清那些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性变量。

中美关系为何总是飘忽不定？在官方的声明与媒体的喧嚣之下，其实是利益、政治和价值观三层力量在同时运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层次：事件的短时段、局势的中时段、结构的长时段，《飘忽不定》中暗合了这一方法论——利益的计算与再计算驱动短期波动，两国国内的政治博弈是中时段的局势变动，价值观的结构性张力则是长时段背景。要真正了解复杂的中美关系，这三层交织，必须逐一详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中美关系仍在以让人心跳过速的方式来回摆动。在很多人为此而困惑、迷茫乃至绝望的时刻，本书给出了一个冷静而深邃的答案：美国从当年谦卑谨慎的乡下少年，一路成长为睥睨天下的世界一哥；而晚清及其后的中国，则从一个自诩天朝上国、惯于守成的老者，被迫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现代转型。两者都在变，但变化的节奏从未同步。这种不同步，就是飘忽不定的根源。

梁碧莹由此写下一段值得反复咀嚼的话：“飘忽不定表面看是中美关系的‘病’，实则是中美关系的‘命’。但命运并非不可改写——当价值观的趋同真正发生时，当天平两端的文明学会以对方的眼睛看世界时，飘忽不定终将被新的节律所取代。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在等待被重新阅读。”

作为与资先生、钱满素齐名的美国史大家，梁碧莹教授在本书中采用独特的微观切口，以其细致入微又以小见大的洞察力，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度透视。读完本书，也就看懂了中美关系的今天和明天。

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