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前没有棉被，古人靠什么熬过零下几十度的寒冬？

引言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重量只有四十多克，却让人重新认识了两千多年前的纺织技术。它很薄，却并不意味着汉代人只靠单薄衣物过冬。古人的御寒办法，从来不是一床棉被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围绕材料、住所、火源和饮食形成的生活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宋朝以前没有棉被”这句话并不十分严谨。棉花早已在西域、云南等地出现，只是中原地区没有普遍种植，棉布和棉絮尚未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用品。真正的问题是：在没有普及棉花的漫长岁月里，北方寒风、江南湿冷，以及高原严寒，究竟靠什么抵挡？

01

古人的被子，核心不是棉，而是“絮”。

先秦文献中常见“衾”“被”“褐”等词。这里的“被”，并不等于今天的棉被，里面填充的材料可能是丝绵、麻絮、葛絮，甚至芦花、柳絮和兽毛。不同身份、不同地区，所用材料差别极大。

贵族家庭通常用丝绵。蚕丝经过加工后蓬松轻软，保温性能很好，缺点也很明显：成本高，制作复杂，普通农户很难大量使用。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丝绵衣、绢被，往往说明墓主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并不能直接代表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老百姓更常见的是麻、葛和各种植物纤维。麻布结实耐用，却不如丝绵柔软；葛布透气，适合夏季，冬天单独使用就显得不足。为了增加厚度，人们会把旧麻絮、破布、芦花等填入夹衣或被褥之中。

《诗经》中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句子。“褐”通常指粗毛织物或粗布衣服，表达的是寒冷中的困顿。这里的“卒岁”，不是简单地说过完一年，而是熬过漫长冬季。古人对寒冷的感受，并不比后人轻松。

毛皮是另一种有效材料。狐皮、貂皮、羊皮、狗皮、兔皮，都曾被用于衣帽和褥垫。北方游牧民族尤其善于利用皮毛，皮袍、毡帐和羊毛毡共同构成了御寒体系。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交往时，皮毛既是生活用品，也常常成为贸易和贡赐的重要物资。

不过，皮毛并不等于人人都能穿。优质狐裘、貂裘长期是贵族和官员的身份标志，普通人得到的多是羊皮、狗皮或粗糙兽皮。皮衣保暖，却沉重、有气味，还需要反复鞣制。对农户来说，一张完整兽皮往往不能轻易浪费。

冬衣也不是一层布。

古人常用“夹衣”“复衣”“袍”来增加保暖效果。所谓夹衣，就是内外两层布之间填入絮料；袍则可以理解为较长的厚衣。出门时穿多层，回到屋内再添柴加火，衣物与火源配合使用，才有实际效果。

《礼记》记载冬季要“狐青裘”“麑裘”等服饰，说明周代贵族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冬衣等级。秦汉以后，官府还会在严寒时节向特定人群发放衣被，军队、囚徒和灾民有时也能获得救济。但这种供应常常有限，远不能覆盖所有贫困家庭。

有意思的是，寒冷天气里最先被冻坏的，未必是躯干，而是手脚和头部。帽、巾、袜、履因此格外重要。北方冬季常用皮帽、毡帽，脚下穿厚底鞋或裹毛皮。许多古代壁画和俑像中，人物服饰的层次很清楚：头部覆盖、衣袖收紧、下摆加长，都是为了减少散热。

02

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过冬的，往往不是衣物，而是住处。

在北方，火塘是最直接的取暖设施。房屋中央或一侧设置火塘，燃烧木柴、秸秆和树枝，人在周围坐卧。火塘既能烧水煮饭，也能驱寒照明，算是一炉多用。

但火塘有危险。烟气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使人咳嗽、头晕，严重时还可能中毒。古代房屋多设置烟道、天窗或屋顶排烟孔，条件简陋的住宅则只能依靠门窗缝隙散烟。寒冬里门窗不能大开，屋内烟气自然更重。

北方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更成熟的地面取暖办法。以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先秦至汉代房址中已经能看到火塘、火道等遗迹。后世北方常见的火炕，虽然具体形制和普及过程较为复杂，但它的基本思路并不神秘：让热烟通过炕体或墙体，将热量保存在砖土结构中。

火炕的妙处在于，火不必一直烧在人的身边。灶火或炉火燃烧后，热烟经过炕洞，炕面慢慢升温，人可以直接坐卧其上。夜里被窝不再完全依靠衣被保温，身体接触到温热的炕面，睡眠质量自然大为改善。

南方的办法不完全一样。

江南冬天未必有北方那样的极端低温，却常常阴湿。砖瓦房容易返潮，木板房也会透风。当地人会使用炭盆、火炉，富裕人家还在厅堂设置取暖器具。出土的铜炉、铁炉、陶炉，说明古代室内取暖并非只有一堆篝火。

炭比木柴更适合在室内使用。它燃烧时间长，火力稳定，灰烬少，便于放在炉中或盆内。不过炭的价格不低，烧炭需要专门的窑场和运输。普通人家更多使用柴薪、稻草、麦秸和树根，取暖效果不一定理想，却容易取得。

《左传》中有“宾至如归”的说法，古代待客礼仪里，火炉、热汤和温酒都具有实际意义。冬季进入一户人家，能不能靠近火源，能不能喝上一碗热汤，往往就是生活条件的差别。

房屋本身也会影响温度。北方民居多讲究坐北朝南，尽量避开冬季主风向；墙体加厚，屋顶压实，门窗做小，都是减少冷风进入的办法。地面如果用夯土处理，保温性也比裸露地面更好。

宫殿和大宅的取暖条件则复杂得多。宫室可以使用铜炉、炭盆、火墙，甚至安排专人管理柴炭。汉代宫廷中有专门负责薪炭的机构，说明燃料供应并不是随手捡柴那么简单，而是一项需要调度的日常事务。

普通村民却没有这样的条件。

一到冬季，柴薪就成为家中重要物资。秋天收割后，秸秆不能全部喂牲口，还要留出一部分烧火。山村居民会提前砍柴、拾枯枝，平原地区则更多依靠秸秆、芦苇和草梗。若遇到雨雪连绵，柴薪受潮，火就很难烧旺。

03

食物，也是古人的“御寒工具”。

严寒中，身体需要更多热量。古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营养学，却很早就知道冬季要吃热食、厚味。粟、黍、麦、豆是主要粮食，肉类、油脂和酒则属于更有热量的补充。

普通人家冬天常煮粥、熬汤。粥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热气和水分还能让身体暂时暖起来。条件好一些的家庭，会加入豆类、萝卜、肉骨和腌菜。没有足够粮食的人，只能靠稀粥和野菜支撑，所谓“御寒”，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先避免饥饿。

汉代已经有较成熟的酿酒和肉类加工技术。酒能让人短时间产生温热感，却不能真正提高体温。古人若在严寒中饮酒过量，反而可能因感觉迟钝而增加危险。酒在冬季更多是礼仪、药用和饮食的一部分，不能当作可靠的取暖手段。

北方居民还会储存肉干、腊肉、鱼干和粮食。储藏食物不仅是为了过年，更是为了应付漫长的农闲期。冬季劳作减少，但人体消耗没有消失，家中有没有存粮，直接决定一家人能否平安撑到春天。

农民最难熬的时刻，往往不是大雪当天，而是寒潮持续数日之后。柴薪减少，粮食见底，牲畜也需要饲料。家里若有人生病，不能劳动，燃料和食物压力会迅速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社会对灾荒和严寒格外敏感。一次大雪可能压坏房屋，冻死牲畜；一段异常低温可能使河流封冻、道路阻断，粮食运输也随之中断。御寒从来不只是家庭事务，还与仓储、交通和地方救济有关。

历代官府常在灾年开仓赈济，发放粮食、衣物或薪炭。东汉、唐代以及后来的宋代，都有寒冬救助贫民的记载。需要注意的是，史书更容易记录京城、军队和官府，很少完整写出普通百姓每一家怎样过冬，因此不能把少数救济记录理解成普遍待遇。

军队的御寒问题更加突出。

士兵常年行军，无法携带厚重家具，只能依靠军衣、毡帐、皮袍和火堆。北方作战时，粮草和柴薪与武器同样重要。若营地缺少燃料，即使有厚衣，也难以应对长时间露营。军队驻扎地点通常会选择靠近水源、林地或城堡，就是为了方便补给和避风。

唐代诗文中经常出现边塞寒苦，不能只当作文学夸张。长城沿线冬季风大，昼夜温差明显，士卒要在简陋营地中值守。毡帐挡风能力较强，羊毛毡又能保温，但遇到积雪、缺粮和疾病，仍然十分危险。

04

“没有棉被”带来的最大差别，是保暖成本很高。

棉花的纤维中空、轻软，适合纺纱，也适合加工成絮。棉絮不容易像植物粗纤维那样扎身，重量又相对较轻，所以一旦大规模种植和加工，就很容易改变普通人的衣被结构。

但在宋代以前，中原地区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棉花生产体系。棉花可能通过西域、岭南、云南等方向传入，不同地方的称呼也不完全一致。早期棉织品往往是地方性、区域性的产品，并不等于北方百姓家家都有棉衣棉被。

宋元时期，棉花种植范围扩大，纺织技术不断改进，棉布逐渐进入更多家庭。元代以后，棉花生产和推广更为明显，棉絮才逐渐成为民间重要的保暖材料。这个过程并不是某一年突然完成的，而是种植、纺纱、织布、交通和市场共同推动的结果。

在此之前，丝绵虽然保暖，却受蚕桑产量限制；麻絮和葛絮便宜，却比较粗硬；羊毛和皮毛保温强，但在中原许多地区供应有限。不同材料各有优劣，古人只能根据当地资源作选择。

南北差异也十分明显。

北方有羊群、皮毛和毡，适合制作厚重衣物；江南桑蚕发达，丝绵和绢织品相对丰富；岭南气候温暖，棉花和葛麻较容易生长。一个生活在关中、河朔的人，与一个生活在江南水乡的人，冬季衣被绝不可能完全相同。

社会等级同样不能忽略。王公贵族可以用狐裘、貂裘、丝绵被，还能让仆役不断添炭；中等家庭或许有一床麻絮被，家人轮流使用；贫困者只能穿破旧夹衣，夜间靠挤在一起、缩在墙角或围着火堆取暖。

古代文献里常说“布衣”，并不是说所有普通人都穿着同样的布衣。布料有粗细，衣物有厚薄，旧衣还能拆开重做。家境越贫寒，衣服越需要反复修补，保暖层也越容易漏风。

有些人甚至会把稻草、芦苇、树皮和破布填入衣物。这样的衣服谈不上舒适，行动时也不方便，但在极端寒冷中，多一层总比少一层强。寒冬里的生活智慧，很多并不体面，却很实用。

05

古人如何“扛过去”，答案不在某一种神奇器物，而在一整套互相配合的办法。

白天尽量活动，减少长时间静坐；夜晚把床铺垫高，避免直接接触潮冷地面；门窗挂帘，床边设置屏风，都是减少风寒的手段。屋里若有条件，会把床铺安排在靠近火塘或火炕的位置。

睡觉时，古人常用衣物、毡毯和被褥叠加。富裕家庭有多床被褥，贫困家庭则可能一家人共用一床。所谓“抵足而眠”，除了亲密关系，也有相互取暖的现实意味。

婴儿、老人和病人最难过冬。幼儿体温调节能力弱，老人活动少，病人又需要营养和安静环境。古代医学文献反复强调避风、保暖、饮食和休息，说明寒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早已被人们观察到。

寒冷还会放大社会差距。富户可以提前储柴、买炭、制衣，灾年还有粮仓和亲族接济；贫困家庭若缺少柴薪，就只能拆旧屋、烧家具，甚至卖掉牲畜和农具。冬季一旦拖得过长，生活资料会从“节省使用”变成“不断减少”。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写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诗中人物以卖炭为生，却穿着单衣，盼望天气更冷，好让炭卖出价钱。这几句之所以有力量，正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矛盾：越需要取暖的人，有时越缺少取暖的资格。

史书中也不乏寒冬冻死、灾民流离的记载。不能因为古人掌握了火塘、皮衣和厚被，就认为他们能够轻松应对严寒。技术可以降低风险，却无法消除贫穷、灾荒和疾病带来的威胁。

棉花后来改变了民间衣被，但它并没有凭空创造“御寒”这件事。棉被普及之前，人们已经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丝、麻、葛、毛、皮、草、木柴、炭火，还有房屋结构和亲族互助。

寒冬不是单独来临的。它总是与粮食、燃料、住房和身份一起出现。对古人而言，过冬既是一场身体上的考验，也是一场家庭储备、地方资源和社会秩序共同参与的考验。

参考文献：

《诗经》

《礼记》

《史记》

《汉书》

《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

《中国古代建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