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儿子含泪对102岁母亲哭诉：娘，你再不走，我真的撑不住了

凌晨三点，王德贵又听见了那个声音。

“德贵……德贵啊……”

母亲的叫声从里屋传出来，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在杂音里勉强发出声响。王德贵睁开眼，黑暗中盯着天花板，先是一条腿挪下床，然后是另一条。膝盖咯吱响了一声，比母亲的叫声还大。他在床沿坐了一会儿，等那阵头晕过去，才摸索着穿上拖鞋，一步一步挪向里屋。

从自己的床到母亲的床，七步。他在心里数过无数遍了。

“娘，我在呢。”他按亮床头那盏小夜灯，弯下腰，凑近母亲的脸。母亲的眼睛睁着，浑浊的眼珠转了转，好像认出了他，又好像没认出。她的嘴唇翕动着，又说了一句：“德贵……你爹呢？你爹怎么还不回来？”

王德贵没有纠正她。他爹已经去世四十三年了，但他跟母亲解释过无数次，每次解释完，母亲会安静几分钟，然后又开始问。后来他不解释了。他说：“爹去赶集了，晚点就回来。”母亲听了，露出一个安心的表情，闭上了眼睛。

他帮母亲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掖好被角，转身走了两步。

“德贵……”又来了。

他停下，回过头：“娘，还有啥事？”

“我饿。”

王德贵看了看床头的电子钟，三点过七分。他记得清楚，十一点半喂的晚饭，一碗小米粥，半个馒头，几勺蒸蛋羹。母亲吃了大半，还算不错。可现在才过了三个多小时，又饿了。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蹒跚着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中午剩下的粥，倒进小锅里热上。

火苗舔着锅底，他站在灶台前，两只手撑在台面上，低着头，肩膀塌下去。灶火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出来的，一道道，深得能夹住米粒。他今年七十九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年轻时候一米七八的个头，现在看起来不到一米七。他的膝盖疼了十几年，医生说要换关节，他舍不得花那个钱，也舍不得花那个时间——他住院了，谁来照顾娘？

粥热好了，他端到床边，坐在一把旧木椅上，一勺一勺喂给母亲。母亲吃得急，呛了一下，咳了起来，脸涨得通红。王德贵赶紧放下碗，把母亲扶起来，轻轻拍她的背。母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隔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老棉袄，他能摸到她的肩胛骨，硬邦邦的，硌手。

“慢点吃，娘，没人跟你抢。”他说。

母亲咳完了，靠在他胳膊上，忽然说了一句让他鼻子发酸的话：“德贵，你瘦了。”

他没吭声，继续喂粥。

母亲叫李王氏，户口本上写的是这个名字，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生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属鸡的。她活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她生了七个孩子，活了四个，死了三个。大饥荒那年，一个三岁的儿子饿死了，她哭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慢慢又好了些，但左眼一直不太看得清。

王德贵是她最大的孩子，也是唯一还在她身边的孩子。他的一个弟弟七十多岁，在省城带孙子，脑梗了两次，自身难保。另一个妹妹在广东，跟着女儿住，去年摔了一跤，现在坐轮椅，打电话都说不了几句完整话。最小的弟弟十年前就走了，肝癌，从查出来到走只有四十七天。

照顾母亲的担子，落在王德贵一个人身上。已经落了多少年了？他想了想，大概有十五年了。母亲八十七岁那年摔断了胯骨，从那以后就下不了床。刚开始那几年，她脑子还清楚，能自己吃饭，能跟人聊天，偶尔王德贵把她抱到轮椅上，推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后来脑子慢慢不行了，开始忘事，忘路，忘人。先是忘了邻居，然后忘了亲戚，然后忘了孙子孙女，最后连儿子有时候也认不出了。

但她始终记得一件事——王德贵是她儿子。她不记得他的名字，不记得他的年纪，但她知道这个走来走去的老头是她的孩子，是她可以叫、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她就叫。白天叫，晚上叫，想起来就叫。

王德贵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每隔一两个小时，母亲就会喊他，有时候是要喝水，有时候是要上厕所，有时候是饿了，更多时候没有什么理由，就是确认他还在。他把闹钟调成震动，放在枕头底下，每两小时起来一次，帮母亲翻身，怕她长褥疮。

他自己身上也开始出问题了。高血压，糖尿病，膝盖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还有最近查出来的轻度肾衰竭。医生拿着化验单看了半天，欲言又止，最后说：“老爷子，你得有人照顾啊。”王德贵笑了笑，没接话。他照顾人都来不及，哪来的人照顾他？

村东头的刘婶以前隔三差五来串门，帮着搭把手，后来也不怎么来了。有一次她在门口跟旁人唠嗑，王德贵无意中听见了一句：“老王家那个老娘们活了太久了，把儿子都快熬干了。”

他没生气，甚至觉得刘婶说得对。

母亲确实活了太久了。这话他不忍心说出来，哪怕只是在心里想一想，都觉得是大不孝。可是——他真的太累了。那种累不是干一天农活的累，不是加一晚上班的累，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像潮水一样日复一日涨起来淹没他的累。他七十九了，他也是个老人，他也需要人照顾，可他不能倒。他倒下了，母亲怎么办？

送养老院？他打听过。县城里稍微像样的养老院，一个月要四五千，他的退休金才三千出头。便宜的养老院，两个人一个房间，环境脏乱差，他去看过，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尿骚味，几个老人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得像没有人住。他站在门口，脑子里浮现出母亲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的样子，转身就走了。

找保姆？更请不起。村里倒是有几个闲着的妇女，可谁愿意伺候一个屎尿都不能自理的老太太？王德贵托人问过，人家开价六千，还说只管白天，不管晚上。他苦笑了一下，六千，他大半个月的退休金，还得吃饭吃药，拿什么给？

那就只能自己扛。

白天他要做三顿饭，喂三顿饭，给母亲擦洗身体、换尿不湿、洗衣服、换床单。晚上要起来四五次，给母亲翻身、端水、换尿袋。他的膝盖疼得走不了路的时候，就扶着墙，一步一步挪。他的手关节变形了，拧毛巾都费劲，他就把毛巾放在膝盖上压干。他的血糖高的时候头晕眼花，他就靠墙站一会儿，继续干活。

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靠着灶台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灶上的水烧干了，锅底烧得通红。他吓了一跳，赶紧关了火，蹲在地上喘了半天气。那之后他把厨房里的事情都排在白天做，不敢再开火的时候打盹。

还有一次，他给母亲翻身的时候，腰忽然像被电击了一样剧痛，整个人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母亲在床上喊：“德贵？德贵你咋了？”他趴在地上，疼得冷汗直冒，嘴上却说：“没事，娘，我鞋带松了，系一下。”

系鞋带。他穿的是老北京布鞋，根本没有鞋带。

今天下午，他在院子里晾床单。母亲今天又拉在床上了，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拆下床单和被套，泡在盆里，搓了半个多小时。水凉得扎手，他的指关节又红又肿，搓几下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晾床单的时候，他的手没抓稳，床单的一角拖到了地上，沾了泥。他蹲下去捡，蹲得太猛，眼前一黑，整个人往前栽了一下，额头磕在晾衣架的钢管上，磕破了皮，血珠子渗了出来。

他蹲在那里，手里攥着那条脏了的床单，半天没动。

院子里很静，只有风吹过那棵老槐树的声音。那棵树是他小时候种的，六十多年了，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他蹲在树荫下，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母亲背着他走十几里路去赶集，母亲那时候多有力气，背着他走那么远的路，连口气都不喘。想起他发高烧的那回，母亲抱着他走了二十里山路去卫生院，脚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停。想起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他吃，自己饿得全身浮肿，走不动路。

他蹲在那里，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没有声音，眼泪就那么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滴在那条脏了的床单上。

他想起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母亲忽然清醒了那么一小会儿。她躺在那里，浑浊的眼睛忽然有了光，看着他说：“德贵，你头发都白了。”他说：“娘，我都七十八了。”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我活着，拖累你了。”

王德贵当时就哭了，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娘你说啥呢，你活着就是我的福气。”

他说的是真心话。可真心话不止这一句。还有另一句真心话，他从来不敢说出口，甚至不敢在心里想完整——娘，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今天傍晚，他给母亲擦身子的时候，母亲忽然抓住他的手，力气大得出奇。那只瘦骨嶙峋的手像一把铁钳，箍住了他的手腕。母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德贵，你爹在那边等我，我也想走了，可走不动。”

王德贵愣住了。

母亲又说：“你把枕头拿开，让我走。”

他低下头，看见母亲说的那个枕头，是他怕母亲躺着不舒服，给她垫的荞麦皮枕。他知道母亲在说什么——有些不能下床的老人，会在枕头下面塞一包耗子药，或者拿开枕头，后脑勺硌在硬邦邦的床沿上，脑子里的血管就破了。村里以前有个人就是这么走的。

母亲的意思是，让他帮一把，让她走。

王德贵的手开始发抖，从手指一直抖到肩膀，整个人像筛糠一样。他把母亲的手从自己手腕上掰开，把那只枕头好好地放回母亲头底下，然后把被子拉上来，盖住母亲的肩膀。

“娘，你别乱说。”他的声音发紧，“你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可他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母亲说得对。她活了一百零二岁了，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能认得的人越来越少，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少。她每天都在疼，骨头疼，腰疼，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她不说，但王德贵知道，因为她晚上会哼哼，那种压抑的、不敢大声的哼哼，像一只老猫蜷在角落里。

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受苦。而他自己，也在陪着她一起受苦。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被自己吓住了。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在原地站了几秒钟，然后快步走出了母亲的房间，几乎是逃出去的。

他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夜风吹在他脸上，凉飕飕的。天上没有星星，黑压压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没下。

他在树下站了很久。

然后他蹲下来，捂住了脸。

他说不出任何人的不是，说不出老天爷的不是，说不出母亲的不是，也说不出自己的不是。谁都没有错，可是谁都苦。母亲苦，他也苦。这种苦没有来由，没有尽头，像一条看不到岸的河，他在河里游了十五年，精疲力竭，可岸还远得看不见。

他想喊，却喊不出来。

他蹲在树下，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无声无息。七十九岁的人了，哭起来的样子和一个孩子没什么区别。

月亮慢慢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冷冷的光洒在院子里，照着他佝偻的背影，照着他花白的头顶，照着地上那条还没晾上去的脏床单。

他终于站了起来，擦了擦脸，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回屋里。

母亲还在喊：“德贵……德贵……”

他走进里屋，在小夜灯昏黄的光里，看见了母亲的脸。她的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皮肤薄得像纸，青色的血管在太阳穴那里一跳一跳的。她的嘴里没有几颗牙了，嘴唇向内瘪着，像一朵干枯的花。

王德贵在床边坐下来，看着母亲，眼泪又涌了上来。

他没有擦。

他就那样流着泪，看着母亲，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终于张开嘴，发出了声音。那个声音很小，很轻，像风吹过枯叶，带着一种破碎的、沙哑的、忍了太久终于没忍住的东西：

“娘……你再不走，我真的撑不住了……”

话说出来的一瞬间，他就后悔了。他猛地捂住自己的嘴，像小孩子做错了事怕挨打一样，惊恐地看着床上的母亲。

母亲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她看着王德贵，浑浊的眼珠一眨不眨。王德贵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不知道她听不听得懂，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整个人僵在那里，像一尊泥塑。

过了很久，母亲忽然动了一下。

她从被子下面伸出一只手，那只干枯的、布满了老年斑的手，颤巍巍地抬起来，慢慢地、慢慢地，够到了王德贵捂住嘴的手。她把他的手从脸上拉下来，握住了。

她的手很凉，皮包着骨头，硌得他指节发疼。

可她没有松开。

她握着儿子的手，嘴巴张了张，干裂的嘴唇上下碰了几下，发出一个含糊的音节。王德贵凑近了，侧过头，把耳朵贴到母亲嘴边。

他听见了。

她说的是：“好。”

只有一个字。

“好。”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王德贵浑身僵住了，呼吸都停了。他盯着母亲的脸，盯着她的胸口——还在起伏，很微弱，但还在起伏。她只是睡着了。

他缓缓地收回手，用两只手把母亲的手包在手心里，低下头，额头抵着母亲干瘦的手指。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小夜灯的光照着他的后背，在墙上投下一个蜷缩的影子。

窗外的月亮又躲进了云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鸡叫了第一遍。

王德贵抬起头，发现自己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干了，脸上绷得紧紧的，像冬天干裂的河床。他松开母亲的手，小心翼翼地把她的胳膊放回被子里，掖好被角。然后他站起来，这回膝盖没有响。

他走进厨房，淘了米，放进锅里，开了最小的火。天快亮了，母亲再过一会儿该醒了，醒了就要喝粥。他把火调到最小，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厨房门口，看着灶台上那缕细细的白烟，慢慢地往上飘，飘到天花板上，散了。

他靠在门框上，闭上了眼睛。

他要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因为再过一会儿，母亲就要叫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