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用三件朴素工具教育子女，元帅、上将、中将都成了他亲家

1994年夏，北京细雨濛濛。一辆挂着王英高专车牌照的小轿车缓缓停在大礼堂门前，下车的人却不是这位开国少将，而是他的妻子刘琳。

她代替因病无法前来的丈夫，去给一位名叫许公岩的老人送行。这是刘琳一生中唯一一次乘坐丈夫的专车。作为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副院长，她每天清晨从西山赶往朝阳区上班，挤头班公交车，单程近两个小时。王英高的司机数次提出送她，她执意不肯。

国墨林少将的夫人后来回忆："刘琳院长既是大医院的院长又是大首长的夫人，我们坐公交车经常碰见她，很难得啊。"

这个细节，是理解王英高一家精神底色的钥匙。

王英高，1913年出生在江西省泰和县沙村区田乡一个贫苦农家，读私塾三年，家里穷得连青稞面都难得吃上一顿。

1929年7月，16岁的王英高当上乡儿童团书记，开始接触革命，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任乡少先队队长，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最初在万泰县游击大队当事务长。

1932年8月，他成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的一名战士，真正扛上了枪。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调任红一军团野战预备医院第一所文书，1934年3月任指导员。

王英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在枪林弹雨中组织千里转运伤病员，完成了扩大地方武装和反"扫荡"中的各项战斗任务。1935年四渡赤水后，医院第一连遭敌袭击，他临危不乱，沉着应战，保护伤病员安全回到军团部，被军团部授予"模范连队"称号，受到通报表扬。

1936年4月，王英高升任中央军委附属医院政治委员兼卫生学校政治主任，8月任中央军委后勤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1月任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政治委员。1937年1月至7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系统接受了军事和政治教育。

从医务战线走出来的王英高，在解放战争时期转到了炮兵系统。他历任晋察冀军区炮兵团政委、炮兵旅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政治委员、炮兵第3师政治委员，是华北军区炮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率部参加了大同、怀来、冀东、保北、青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等战役。

这段从医院到炮兵的跨界经历，为他后来进入装甲兵领域埋下了伏笔。

1951年，王英高被任命为华北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当时司令员黄鹄显正在朝鲜指挥坦克部队作战，王英高肩负起国内驻地的全面工作。机关驻在昌平县南口镇，人员很不齐全，条件艰苦。他不辞辛劳，奔波于各个部队之间，先后为步兵28师、32师、33师、182师、46师、47师、186师、197师、198师、1师、2师、7师、107师、188师、189师、190师组建和训练了坦克自行火炮团。

1953年，王英高参加了军委装甲兵组织的赴朝参观学习，实地参观了坦克独立2团、坦克独立6团、坦克2师4团配属步兵的作战，对装甲兵战术有了更直接的认知。

1955年，42岁的王英高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时任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

1988年，他再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军衔和勋章没有让王英高改变生活轨迹，他与妻子刘琳育有五个子女：长子王倩倩、长女王彦彦、次女王英英、次子王维毅、三子王维佳。

家中常备三件工具：修鞋工具、缝纫机、理发工具。鞋子破了自己补，衣服破了自己缝，孩子的头发自己理。五个孩子一次只买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传到最小孩子手里时早已补丁摞补丁。

王英高对子女有一段原话："老一辈流血牺牲打江山，可能有那么一点功劳，但这不是什么可以贴到脸上的金字招牌。前一辈不能给你们留下万贯家产，不能让你们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去享受、挥霍、去当败家子！做为干部子弟更应该有好的品德，有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有健康的体魄。这些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奋斗，艰苦创造，孜孜以求。这比金钱、地位、洋房重要千万倍！"

刘琳祖籍河北保定清苑县，投身革命后对自己要求极严，作为朝阳医院领导，她完全有资格享受专车接送的待遇，却始终婉言谢绝，每天挤公交车往返。

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比任何口头教育都更有说服力。

长女王彦彦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卫戍区医院当内科医生。她与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从小便是同学，两人青梅竹马，1979年结为夫妻。

徐向前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人称"布衣元帅"，一件旧黄呢大衣不知穿了多少年。

王彦彦六年级时第一次到徐家吃饭，此前王英高给闺女立过规矩：去徐家玩，绝对不能留到饭点。

但那一次徐向前硬把她留下来，端上来的却全是清淡小菜，还有一盘野菜马齿苋。

王彦彦回家告诉母亲："他们家吃饭光吃草。"多年后她才明白，那是徐帅故意提醒自己别忘本。

徐家的饭硬到什么程度？韩先楚上将是南方人，在徐家吃过几次饭后便吃不消了，说"硬得能当砖头"，后来每次临近饭点就找理由提前告辞。

徐小岩在八一小学读书时，徐向前每天只给三毛钱车费，公交车费两毛五分，剩下五分自己支配。有一次徐小岩嘴馋把钱花了买零食，只好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家。徐向前得知后没有责骂，但第二天依旧只给三毛钱。

徐向前曾给儿子题写条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徐小岩197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赴加拿大新斯克舍技术大学深造，获计算机硕士学位。

1981年，他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为此每天骑自行车从清河到二里沟查资料，手头只有一本译得不太准确的外国著作。

1995年，徐小岩晋升少将；2005年7月，他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晋升为中将。

待到王彦彦与徐小岩成婚时，连婚车都没要，她坐着公共汽车独自去了徐家。

婚后王彦彦自己动手做衣服、做饭，将王家的勤俭作风带入帅门。

长子王倩倩原是北京第四中学的高材生，人称"物理大仙"，十年浩劫中断学业后进入部队，后在海军某研究所工作，成为工程师，攻克了不少技术难题。

他娶的是杨成武上将之女杨东荣。杨东荣在总政老干局工作，被授予大校军衔，与王倩倩门当户对，事业上势均力敌。

杨成武对子女教育极严，要求"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好的道德品质"，"努力工作，多为人民做贡献"。

他常对子女说："职务只是党给每个人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可以用最大的努力为人民贡献力量的。"

这种家风体现在每一个细节：电池要完全用完才能撤换，碗里不能有剩下的饭粒，不抽烟不喝酒，有好吃的要拿回家里分享。

王倩倩深入了解岳父家后才发现，开国上将的家庭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并没有因为身份尊贵就觉得高人一等。

次女王英英同样继承母亲事业成为医生，自学成才，在一个医院担任妇产科医生。

她与姐姐王彦彦在北京卫戍区全军医务人员考试中两次包揽冠亚军，轰动了整个军区。

王英英嫁给了开国中将徐立清的儿子。

徐立清在1955年授衔时的故事，比任何戏剧都更具震撼力。他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亲自负责全军评衔工作，按资历、职务和贡献，他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且是正兵团级干部。

早在1951年干部评级开始时，他就曾主动提出把自己从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说"我先往下挪一步，别人就好办"。彭德怀得知后很干脆地否决了，批复写得很直接："高了要纠，低了也得纠，制度不是橡皮筋。"

1955年，当看到上将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时，徐立清直接将自己"下调"到中将行列。罗荣桓找他谈话，批评道："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罗荣桓又将他的名字加回上将名单。

徐立清给中央军委写信，列举理由：一是不突破最初设想；二是对自己有正确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争军衔同志的工作。

许世友听说后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我支持你，你是榜样。"

当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写了降衔报告，毛泽东赞扬许光达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连夜给许光达打电话交流看法，许光达对他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

彭德怀三次找他谈话，他态度坚决。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做工作，徐立清回答："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恩来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

毛泽东得知后感叹："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在授衔庆祝酒会上，刘少奇对他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彭德怀也说："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就这样，徐立清成为177名中将中唯一的正兵团级者，也是全军唯一一位"三让"将军——让级、让衔、让位。

他的妻子党秀玉1920年生于江苏徐州，18岁参加革命，是一名老红军。组织上曾准备上调她的职务，徐立清坚决反对，说比党秀玉贡献大的人多的是。党秀玉不仅毫无怨言，还好几次主动放弃升职，把机会让给别人。1955年转业工作中，徐立清让党秀玉第一个离开部队，大家无话可说，转业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王英英嫁入这样的家庭，公婆对她十分喜爱，她也以贤良持家，延续了这种不慕名门的家风。

王英高的另外两个儿子同样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王维毅、王维佳少年时合力造出"简易电泳实验装置"，1979年在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会拿到一等奖。

后来一个进了航天领域，一个扎根电子工业，默默写程序、画电路。

王维毅的妻子李彦平，则是周总理曾经的秘书主任李敬德的女儿。

航空航天部同仁至今记得兄弟俩加班到半夜还在调电路的身影。

三桩婚姻，三个家庭，三种家风，却拥有同一种底色。

1990年6月29日，徐向前病危，李先念赶到医院探望。徐向前留下三条遗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李先念听完对秘书说："我死后也是这3条。"

徐向前9月21日逝世后，骨灰撒放时，飞行员在直升机仪表盘上发现一张泛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告诉老李，给我留半壶酒。"

这行没头没尾的留言，成了两位开国元勋最后的约定。次年同月，李先念的骨灰也飘落在祁连山麓。

徐立清1983年病逝后，1800余位高级干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许多将领痛哭失声。

他生前对子女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党，这条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只留给你们一句话：要始终坚信党是正确的，群众是最公道的！"

杨成武70多年革命生涯中，始终要求子女"做事要扎实"，将爱国爱党之情贯穿家庭教育。

王英高本人则在2001年5月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新华社发布的讣告中评价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倾注于部队建设，为装甲兵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回过头看，王英高与这三位将帅结为亲家，绝非什么"眼光独到"的投机，而是同一种家风在漫长岁月中的自然聚合。

徐向前、杨成武、徐立清，无一不是从贫苦中走出、在战火中淬炼、于和平年代仍保持极度克制的共产党人。

王英高用修鞋工具和缝纫机教育出的子女，恰好与这些家庭的价值观念严丝合缝。王彦彦坐公共汽车出嫁，王英英在考试中与姐姐争魁，王倩倩在海军研究所埋头做工程，王维毅和王维佳在深夜调电路——这些细节远比"将帅联姻"的噱头更值得铭记。

所谓门当户对，在此并非门第的匹配，而是精神底色的共鸣。

当刘琳在1994年那个细雨濛濛的夏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上丈夫的专车时，她实际上是代表一个家族、一种传统，向另一种同样刚直的精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