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5年8月27日夜，延安城外月色惨白，窑洞里灯芯摇晃。桌旁，毛泽东看完最后一封电报，把纸一合，只说一句：“明天动身。”就在这之前，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已抵延安，多方保证安全，苏联电报也连着三封催促赴渝。表面看来，机票、护航、礼遇一样不少，似乎所有危险都被硬塞进纸面承诺里。
行前，中央内部开了短会。周恩来递上保卫方案——三层护卫、单线联系、临机应变。刘少奇被推为代理主席，以防万一。对年过四十的高级干部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谈判，更像一次豪赌。周恩来拍了拍腰间皮包，低声说：“最坏的打算，最好地去做。”
8月28日下午3点37分，C-47运输机掠过嘉陵江。机舱门一开，热浪裹着异样的安静。蒋介石与宋子文迎候在机场，摄影机咔嚓作响。民众举着小旗喊“和平”，场面热闹，却没人知道暗处几支枪口正随镜头挪动。
初到官邸，蒋介石把毛泽东请入书房，寒暄不久便抛出“统一指挥、停战整编”数条底线。毛泽东笑答：“可以谈。”当晚2时许，毛泽东移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小楼四面环山，仅一条公路可进出。警卫员陈龙踩着木楼板，听见“咯吱”声异样，喃喃一句：“空心的。”
9月初，苏联驻华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办酒会，300余宾客云集。毛泽东、张治中、冯玉祥先后抵达。场内拥挤，灯光刺眼。陈龙感觉楼板在抖，立即示警。周恩来挤到毛泽东面前，只说两字：“下楼。”众人簇拥而行，楼板又颤两下，墙皮掉渣。一阵推搡后，总算冲到院子，险象环生。
那夜过后，暗杀、车祸、慢毒等猜测齐飞。蒋介石表面镇静，内阁却日夜研讨“拖而不决”策略。9月3日中共递交11条建议遭拒，谈判陷沼泽。美国人先坐不住，9月22日赫尔利突然启程回国，只留一纸手写保证书交周恩来。保证书很漂亮，却无法阻挡外部风向骤变。
蒋介石看准时机，27日飞西昌“疗养”。首脑不在，谈判自动降格。毛泽东意识到对等位置已失，旋即告知张治中：“该返延安了。”张治中口头应允，却无法代替国民党开正式决议。10月1日，周恩来再度照会国民政府，提出尽快安排返程，但得到的答复是“内部商议”。
同日夜间，华灯初上，赫尔利通过电报丢下一句话：“此为中国内政，美方不再调停。”言罢人已踏上太平洋航线。几乎同时，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对周恩来摊手：“使馆身份有限，不便介入。”两大强国瞬间抽身，连敷衍的担保都撤回，空气中的安全感轰然消散。
中共代表团迅速调整。陈龙、龙飞虎、颜太龙三位警卫轮流守夜，子弹压满弹匣。王若飞暗中联络地下组织，调集汽车、司机、油料备不时之需。周恩来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事若有变，先护主而后谈条件。”
10月7日，蒋介石终于主持会议，匆匆批示“可行可行”。次日晚，军委会礼堂大摆欢送宴，五百余宾客高谈阔论。席间，张治中把周恩来拉到角落低语：“嘉陵江畔刚出事，李少石中弹。”餐厅里灯火璀璨，消息如冷水浇顶。周恩来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当众警告：“主席今晚必须安然无恙，否则后果自负。”
宴散，毛泽东仍执意回红岩村。张镇调来防弹轿车，亲自驾车。陈龙坐在后排，袖中手枪顶着座椅，眼珠寸步不离驾驶座。夜色沉沉，车灯扫过弯道，嘉陵江水闪寒光，一路无话。抵达驻地，众人这才松口气。
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桂园草签《双十协议》，条文虽多，关键问题全留空格。签字时蒋介石缺席，毛泽东也未露面，只让周恩来、王若飞代行。外人看是礼让，内里却藏着彼此的防范。
11日拂晓，薄雾弥漫。机场跑道边，张治中陪毛泽东等候装机。风吹动衣角，尘土翻卷。周恩来与毛泽东短暂握手：“保重。”回应是一声低沉的“放心”。9时45分，飞机滑跑起飞，机尾留下一道白痕。机内，陈龙把帽檐拉下，仍盯着舷窗外的云层。毕竟直到落地延安前，一切变数都不能算结束。
后来的档案显示，阎锡山确曾预设伏击方案，地点选在西安机场到延安驿路之间，计划因“护送人员过多”而作罢。眉间那一刀并未落下，但谁也说不准下一回会不会真切中人。于是，重庆谈判虽留下《双十协议》这张纸，却更像留下一声闷雷，埋进即将到来的内战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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