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一个六十三岁的江西老农,站在最高检门口。他要找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门岗不认识他。
他穿得旧,身上没什么像样证件,嘴里反复说一句话:他是红九军团的人,黄火青是他的老首长。
这话太大了。
一个在江西乡下务农几十年的人,突然跑到北京,说自己是老红军,还要见最高检检察长。换谁听了,都得多问几句。
他没有说话。
他只在门口等。
那一年,黄火青刚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久。可对肖成佳来说,这不是一位“大官”,而是四十多年前长征路上的政治部主任。
他要的也不是钱。
他要一张证明。
肖成佳十二岁参加革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后,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肖成佳读过两年私塾,被派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后来做了宣传分队队长。
这支队伍不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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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刚从旧军队转过来,士兵、军官、习气、制度,都要重新改造。肖成佳年纪小,能写会讲,跟着政治干部做宣传、演戏、唱歌,白天跑队伍,晚上排节目。
往后,他又调到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后来是黄火青。长征路上,这支部队常被派去掩护、牵制、断后,离主力远,担子重。
别人记住的是大兵团转移。
肖成佳记住的是一条小路。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准备再取遵义。红九军团在桐梓一带迟滞敌军,黄火青和罗炳辉接到任务,要派一个排去守住敌援军通往娄山关的小路。
肖成佳本来在等黄火青教歌。
黄火青却点了他。
“小鬼,你带领一个加强排去完成,有没有信心?”
肖成佳愣了一下。他是宣传员,打过仗,可从没带人单独指挥过。
话已经到嘴边了。
“有!保证完成任务!”
凌晨四点,他带着人钻进荆棘里。天冷,草木湿,枪压在身下,人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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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趴,就是十多个小时。
傍晚前后,敌人终于来了。大约两个排,沿着小路往娄山关方向走。肖成佳看准距离,下令开火。
枪声一响,手榴弹跟着炸开。
战斗结束后,通讯员喊他:“排长,你负伤了。”
他低头,才觉得右手疼。
第一次带兵打仗,他太紧张,连自己受伤都没觉出来。
傍晚,消息传来,红三军团攻克娄山关。
那条小路,守住了。
可这只是开头。
红军长征继续往前走。四渡赤水后,红九军团又留在乌江北岸,掩护主力行动,单独转战两个多月,一路牵制敌军。
肖成佳后来回忆,那是军团第一次单独行动。
他们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两个多月,转战一千多里。等到五月中旬在西昌追上主力,红九军团还上交了十万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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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部队围着他们看稀奇。
“老九真不错啊!”
这一声夸,肖成佳记了一辈子。
可一个人最难证明的,偏偏是自己真正走过的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调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青年科长,三过草地。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西路军西征。肖成佳又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
古浪一战,打得惨。
红军攻进古浪后,敌军反扑,城外阵地遭到猛烈攻击,战斗转入城内。西路军伤亡很大。
肖成佳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
卫生员是在死人堆里发现他的。
还有气。
他被背出来,跟着一支六十多人的伤员队伍继续转移。一天夜里,他们到一个小村庄,太累,太冷,也没吃的,倒下就睡。
天亮时,马家军骑兵站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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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已经举起来了。
肖成佳强撑着伤站出来,说眼下国共合作抗日,不能再杀红军伤员。
六十多人,保住了命。
可他们没能回到队伍。
一九三八年初,肖成佳被押回江西泰和老家。母亲东拼西凑,拿出三十块大洋,把儿子赎了出来。
他回了乡下。
红军身份,却丢在了路上。
没有档案。
没有介绍信。
没有部队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肖成佳想恢复老红军身份。可说破嘴,也绕不过那几张纸。
他曾是宣传分队队长,曾在娄山关附近带排阻击,曾随西路军西征,曾在古浪负伤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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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他能讲。
可别人要看材料。
最伤人的两个字,是“逃兵”。
他忍了很多年。
直到一九七八年,黄火青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
肖成佳一下想起了红九军团。
想起了政治部主任。
也想起一首歌。
一九七九年五月,他从江西辗转到北京。兜里钱不多,人生地不熟,北京城又大,他好不容易找到最高检,却进不了门。
他在门口磨了很久。
终于,他进了大院,见到了黄火青。
办公室里,黄火青看着眼前这个满脸风霜的老人,一时认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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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红小鬼,已经老了。
肖成佳急了,赶紧说:“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花机关》是红九军团当年常演的话剧,“三号”是主角,正是肖成佳演的。
黄火青的记忆被这一句撬开。
“唉呀,是你这个小鬼!”
可仅凭一句话,还不够。
黄火青又问他:“你还会唱我教的歌吗?”
肖成佳站在办公室里,唱起那首长征路上的苏联歌曲——《杜娘歌》。
他唱了四十多年。
当年黄火青教他时,用中文标着俄文发音,他未必知道每句是什么意思,可调子、咬字、停顿,他没忘。
歌声一出来,时间就退回去了。
退回到红九军团的宣传队,退回到山路、草地、战斗间隙,退回到那个等着学歌却被派去打阻击的小鬼。
黄火青听完,认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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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成佳要找的,不是一位检察长。
是能证明他青春的人。
有了黄火青的证明,肖成佳的红军身份终于得到恢复。四十多年里压在身上的那句话,被一首歌一点点挪开。
那天,在最高检的办公室里,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站着唱歌。
黄火青坐在桌前听。
歌声落下,当年的红小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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