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医生因漏诊被判刑！近期多家医院关闭儿科

近日，一起儿科医生因医疗事故罪被判刑的案件，再度引发医疗行业广泛关注。

据多方披露的案情信息，2024年2月，某医院儿科医生韩某在夜班接诊一名2岁呕吐患儿时，未进行腹股沟区体格检查。此后，该患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诱发肠梗阻、感染性休克，不幸死亡。

医疗鉴定认定本病例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存在漏诊、延误病情、未及时手术等过错。法院最终判决医院承担85%的赔偿责任，向患儿家属支付146万余元。

首诊医生韩某除受到行政处罚外，还被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某公开回应称，认可诊疗存在疏漏，但不承认构成严重不负责任。

这一判决结果，再次激起业内对于 “医疗事故罪” 入罪标准的热议。

业内部分医生认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医生并非玩忽职守，也不是出于主观恶意，只因诊疗过程中的疏漏导致了不良后果，是否需要面对民事、行政、刑事三重重罚？不过，也有部分人士认为，医疗事故罪的立法初衷是守住医疗底线，惩戒漠视生命的失职行为。医疗行业本就没有什么容错空间，错了就是错了，就应该承受相应的处罚。

当前，韩杰案依旧热度不减，舆论持续发酵，不只是大众对此事高度关注，更深层的是儿科同行对自身执业处境的强烈担忧。

8月3日，一位博主在社交平台上透露，韩杰医生事件后，医院仅剩的3名儿科医生，又有2个要辞职了，儿科以后估计没办法再开了。

甚至直言，“若儿科病房和门诊停诊，或许能避免医生、医院及医务部门每日的担忧与压力。”

多地出现儿科停诊、整合现象，

儿科困境进一步凸显

事实上，儿科困境由来已久，但今年特别突出。

8月3日，一位医生发帖称：“今天周一，医院网上发了一个通知，儿科一周后停诊，不是临时，是永久。偌大一个几千张床的大医院，儿科就这么game over了。”

说起儿科停诊的原因，这位医生表示是因为儿科主任要退休了，她是从儿童医院过来的，整个科室仅有她一名医师，需要兼顾普通门诊、专家门诊、急诊、会诊等工作，几乎不能生病、无法请假。此番退休就是真的直接退休了，不会返聘回医院。

可以看出，一家拥有数千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仅配置 1 名儿科医生，这绝非常态配置，是儿科人才极端短缺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当前儿科人才断层问题突出，大批骨干离职，医院又长期招聘不到合适人员，只能依靠少数老专家支撑门诊工作。

显然，上述儿科关停的原因很直观，那就是部分医院儿科确实无人可用了。而遭遇相同窘境的，远远不止这家医院。

7月14日，某总医院发布本部儿科门诊停诊通知，该院本部儿科门诊自2026年8月1日起停诊，后续所有儿科门诊、复诊、查体、开药、会诊、疾病诊疗等相关业务，统一调整至某病区儿科集中开展。

6月18日，某人民医院发布通告称，2026年7月1日起，我院某院区儿科门诊暂停服务，儿科诊疗服务整体迁移至另一院区。

3月31日，某县人民医院发布通告称，因医院儿科医师人员短缺（只有2名医生），现决定从4月7日起，医院儿科暂停夜间急诊诊疗及住院收治服务，仅保留白天正常门诊诊疗服务。

除了停诊，当前越来越多的医院把儿科、产科等冷门科室进行了合并管理。5月16日，某区总医院也发布公告，将对区直三家院区的妇科、产科、儿科、预防接种等医疗业务进行整合，区人民医院院区承担妇科、产科、儿科门诊及住院医疗业务，区妇幼保健院院区继续承担妇科、产科、儿科、儿童保健门诊及预防接种医疗业务，不再提供妇科、产科、儿科住院服务。

儿科为何陷入如今的窘境？

儿科被业内称为“哑科”，患儿无法清晰表述病情，诊疗全靠医生经验判断。儿科医生面临的是“三难”：患者病情变化快、查体不配合、症状描述不清，诊断困难；家长焦虑、信息不对称，沟通困难；儿童用药量要求精准、可用药少、禁忌多、风险高，用药困难。

儿科正在被“看见”

形势严峻，但并非没有出路。政策端正在做“加法”。

2025—2027年被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目标是90%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能提供儿科服务；2025 年，中央财政安排儿科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补助资金 3.58 亿元，用于支持儿科医务人员培训、医疗设备更新配置。2026年，国家卫健委将“新增1000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十件实事之一。

医保支付端也在释放积极信号。国家医保局等多部门已明确提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确定DRG/DIP分组、系数等要素时适当向儿童倾斜，动态调整完善病种分组方案。

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也在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多数省份加收比例集中在20%至30%之间。

薪酬方面，推动绩效工资分配向儿科倾斜，对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儿科医师，在职称晋升及主治医师岗位聘用中给予政策倾斜。

全国人大代表王雅丽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设立并督导落实"儿科薪酬保障线"，将"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的要求，转化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强制性考核指标。

但政策落地尚需时间，儿科想要走出困境，还需要系统性的制度重构。

1、建立合理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让医疗本身充满的不确定性有制度化的缓冲，让儿科医生拥有职业安全感。

2、明确医疗事故罪的入罪标准，明确“严重不负责任”概念，医生清楚职业的红线在哪里，患者也明白权利的边界到哪里；

3、改善基层儿科的系统性支持，夜间急诊的人力配置、多学科会诊的可及性、转诊通道的畅通。

对基层儿科来说，另一条可行出路是向预防与儿童保健方向转型。

随着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儿童急性病诊疗总需求有所下降，但儿童保健、生长发育监测、心理疏导、营养指导等 “非疾病治疗” 类需求却在持续上升。基层儿科贴近社区、贴近家庭，恰恰是做这些工作的天然阵地。与其和大医院拼急重症救治能力，不如把“治未病”和健康管理做成自己的长板。

但前提是，政策得给基层儿科留出生存空间。绩效考核不能只看诊疗人次和收入流水，儿童健康管理率、家长满意度、早期干预成功率，这些指标同样应该被看见、被认可、被激励。效考核不能只考核诊疗人次与业务收入，儿童健康管理率、家长满意度、早期干预成功率等指标同样应当得到重视与认可，并纳入激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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