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是县公安局局长,在家特别横,天天骂姐夫,姐夫39岁突然没了
她骂了他十六年
我姐嫁进姐夫家那天,陪嫁的搪瓷盆在门槛上磕了个豁口。我妈说这不吉利,我姐眉毛一竖:“吉不吉利我说了算。”
后来她真说了算。
从派出所户籍警一路干到县公安局局长,我姐在家嗓门越来越大。姐夫在县中学教历史,每天回家先换拖鞋,再把公文包规规矩矩挂好,然后站在客厅等训话。
“汤咸了。”
“地没拖干净。”
“你衬衫领子黄了看不见?”
姐夫就“哎”一声,该重做的重做,该换的换。偶尔我去吃饭,看见姐夫蹲在阳台给她的警服熨肩章,动作比绣花还细。我姐躺在沙发上剥橘子,橘子皮扔得满地都是,姐夫熨完衣服又来扫。
我说姐夫你脾气也太好了。
他笑笑:“你姐在外头枪顶着脑门跟毒贩谈判,回家冲我嚷嚷几句,算减压了。”
我姐在卧室听见,喊了句“少拍马屁”,但那天晚上她破天荒没再挑毛病。
姐夫是半夜走的。心肌梗塞,无声无息。第二天早上我姐发现他身体都凉了,手里还攥着教案,最后一课批到“安史之乱”那一节,红笔在“国破山河在”下面画了一道线。
追悼会那天,全局的人都来了。我姐站在灵堂前面,警服笔挺,头发一丝不乱。遗体告别时她握住姐夫的手,就那么握着,很长时间。我看她肩膀没抖,脸上也没泪,只是一个劲儿地揉搓姐夫已经僵硬的指节,像是在暖他。
殡仪馆的人催了三遍,她才松开。
回家收拾遗物,书房抽屉里有个铁皮盒子,上面贴着我姐的名字,字迹是姐夫的。打开来,里面全是小纸条,十六年攒的,每一张都记着同一样东西:
“正月初三,她说今晚不用做饭,带我下馆子。这是她第三十七次主动说带我出去吃。”
“五月二十,今天下雨她给我递了伞。第四十二次。”
“八月十五,她骂我把月饼切歪了,但骂完把我那块大的换过去了。第五十一次。”
每一张都是她对他好的瞬间。十六年,六十三次。
我姐蹲在地上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看过去,看完突然站起来,走到阳台。姐夫平时熨衣服的小熨衣板还在角落里立着,上面落了灰。她伸手摸了摸那块板子,然后整个人顺着墙壁慢慢滑下去,蹲在熨衣板旁边。
我听见她开始哭。那个在家横了十六年、在局里镇着一百多号人的女局长,蹲在阳台上哭得像个找不着家的孩子。她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滴在熨衣板上,洇开深色的圆点。
我没进去。阳台上晾着姐夫的衬衫,风一吹,空荡荡的袖子轻轻晃。
后来我姐再没骂过谁。她升了副局长的第二年,办公室来了个新警员,毛手毛脚打翻了她桌上的茶杯。小伙子吓得脸白,我姐弯腰把碎瓷片一片片捡起来,说没事,以后注意就行。
那天下班她绕路去了趟公墓。姐夫的碑上刻着一行字,是她让刻的。
“汤不咸了。”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听见她对着墓碑说:“你这个人,走都走了,还得让我改脾气。”
风把墓前的菊花吹得晃了晃,像是什么人轻轻应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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