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表吃亏，信托找补：贵州银行的村镇银行“排雷账”

8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的一纸批复，让贵州省盘州市唯一的村镇银行——盘州万和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盘州万和”）正式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同一天，贵州银行（06199）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全面承接盘州万和的存款业务，由贵州银行负责后续兑付。

这是继今年1月通过信托模式“收编”龙里国丰村镇银行之后，贵州银行在村镇银行改革化险上落下的又一步棋。对一家资产规模已经迈过6000亿门槛的城商行来说，以主发起行的身份频繁为旗下小机构“善后”，显然不单是为了做大规模，更像是在合规要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流动性压力之间，反复掂量之后的一种审慎安排。

一次并表，六年买单

回看贵州银行这几年处置村镇银行风险的路径，不难发现，它的“收编”模式正在悄悄发生转变：从过去那种“重资产并表”慢慢转向了“轻资产隔离”。

按时间顺序倒推，这一模式的变化，源于更早前直接吸收合并带来的教训。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早期，“村改支”是最常见的做法——说白了，就是通过股权收购，直接把村镇银行合并进来。贵州银行在2025年7月对铜仁丰源村镇银行（下称“铜仁丰源”）的处置走的就是这条路，但这类直接并表的操作，对母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充足水平带来了实打实的压力。

当时因该笔交易被认定为权益性交易，贵州银行母公司的资本公积一下子减少了6.23亿元，从年初的86.70亿元滑落至年末的80.47亿元。这一变化迅速传导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使其从2024年末的12.24%下行0.90个百分点至2025年末的11.34%。这种“刚性兜底”不仅收窄了母行未来的信贷投放空间，也让资本补充弹性明显变紧。

正是看到了直接并表带来的财务与资本消耗压力，贵州银行在此后的风险处置中放弃了老路。从2026年1月处理龙里国丰村镇银行开始，它率先尝试了“存款承接+信托受益权置换”的轻资产模式；到了8月处置盘州万和，这套打法进一步得到了精细化运用。

之所以改走信托路径，首先源于复杂的股权结构。作为主发起行，贵州银行在盘州万和仅持股20%，其余80%分散在8家地方国企、4家民营企业和9名自然人手中。若按“村改支”方式并购，需与21个诉求各异的股东逐一谈判，时间、法律及资金成本极高。

更关键的是资产质量的拉低效应。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盘州万和总资产19.09亿元、总负债17.97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2.41%，拨备覆盖率仅为153.08%，全年净利润缩水至220.04万元。相比之下，贵州银行2024年和2025年的不良率分别为1.72%和1.65%，拨备覆盖率保持在315%以上。若直接并表，盘州万和高出母行近80个基点的不良贷款和偏低拨备，将直接拉低贵州银行的整体资产质量，并在表内形成信用减值压力。

通过“信托化”重组，贵州银行巧避了上述并表雷区。交易设计显示，盘州万和标的存款本息总额为17.84亿元，扣除其缴存在人民银行的0.85亿元法定准备金后，贵州银行实际承接债务净额为16.99亿元。作为对价，盘州万和将全部现金和资产收益权委托给独立第三方设立信托（截至2026年8月1日，信托资产账面余额19.78亿元），贵州银行则领受了约19.77亿元的等额信托受益权。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隔离主要是监管指标和核心资本上的“缓冲垫”——不收购股权、不直接并表，避免了核心一级资本的直接冲减，将表内信贷转换为金融投资科目的信托受益权，为城商行筑起了一道表内防线。

账面上的安全垫，现实中的慢回款

在这套“非现金”债权置换方案中，核心逻辑是表外隔离，但表外资产的质量与回款效率，依然给母行带来了隐性挑战。

贵州银行获得的19.77亿元信托受益权，虽然账面价值足以覆盖16.99亿元的实际债务净额，但在实际运行中，该笔资产变现慢、流动性弱的特征较为明显。

一方面，底层资产质量承压。盘州万和存量信贷资产的不良率偏高且拨备不足，在当前区域涉农及小微企业的信用环境下，信托资产后续的回款不确定性与减值风险依然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现金流收支存在时间错配。以较早落地的龙里国丰案例为例：贵州银行承接19.13亿元存款，换回18.49亿份信托受益权。信托设立初期（2026年1月12日至3月26日的73天内），产生的未审计收入仅469.56万元，扣除有效应付债权后归属贵州银行的价值仅227.60万元，粗略年化现金回流收益率仅约0.62%。这形成了“储户兑付支出刚性”与“信托底层进账缓慢”的流动性错配，母行难免需要在表外进行阶段性的流动性垫付。

此外，信托还面临债权人申报带来的权益稀释风险。信托涵盖了盘州万和的全部资产，外部债权人经司法确认后亦可主张权益。在清算债权申报期（2026年8月6日至9月19日）内，每增加一笔确认的外部债务，贵州银行持有的受益权比例及分得金额都可能被摊薄。底层回款慢叠加潜在的权益稀释，意味着该项资产未来仍可能通过计提减值的方式，对母行利润表产生次生扰动。

收编之后，善后的代价才刚开始

对正处于转型调整期的贵州银行来说，频繁为旗下高风险村镇银行“善后”，已成为一道绕不开的管理与财务难题。

从母行自身的经营盘面看，2025年贵州银行总资产虽然迈过六千亿门槛（6103.81亿元），但流动性偏紧的压力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存贷比指标从2021年的82.94%一路攀升至2025年末的100.58%，突破百分之百大关。背后的核心矛盾是“贷快存慢”——2025年贷款增速为9.24%，而存款增速仅2.73%。这导致流动性缓冲垫收窄：流动性覆盖率从2024年的271.91%降至254.99%，流动性比例从80.98%降至74.81%，净稳定资金比例亦滑落至110.27%。在此背景下接连承担村镇银行的存款兑付责任，无疑让资金调度进一步受压。

此外，风险处置的累积消耗不容忽视。虽然龙里国丰与盘州万和采用了信托模式进行表外隔离，但此前并表吸收铜仁丰源所消耗的0.90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成既成事实。对于营收增速放缓至1.44%、内生资本补充能力有所减弱的贵州银行而言，这一资本损耗依然约束着未来的业务拓展空间。

除了已进入处置程序的机构，贵州银行表内持有的联营村镇银行也在持续产生财务消耗。截至2025年末，该行仍拥有12家非个别重大的联营村镇银行（如贵阳白云德信、清镇兴邦等）。随着区域信用环境变化，这些机构的权益持续缩水：贵州银行在上述联营企业的投资账面价值从2024年末的2.40亿元降至2025年末的2.05亿元，缩水近15%；2025年度利润表中，这12家机构带来1268.20万元的亏损分享，同时母行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2260.10万元的减值损失（高于2024年的2042.40万元）。

这些不断侵蚀利润的隐性消耗，也体现在治理轨迹中。在贵州银行的管治报告里，“听取村镇银行改革化险汇报”及前往旗下村镇银行开展“化险专项调研”的频率显著增加。这表明，防止县域村镇银行的信用风险向城商行体系内部扩散，已从宏观的合规要求，转变为管理层必须长期应对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