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叛将，陈诚身边的红人，为什么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5年，民政部发了个文件，让不少看档案的人脑袋都有点懵。

这文件里提到了一个人，身份那是相当“拧巴”。

他在国民党那边混到了中将，还是陈诚“土木系”的心腹，结果新中国居然给他发了“革命烈士”的证书。

更离谱的是，你要是去翻老皇历，这人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可就在起义军最难的时候，他居然跟着老上司跑路了，投奔了蒋介石。

按现在的说法，这就是标准的“跳槽叛变”，妥妥的历史污点。

可历史这东西，有时候比小说还魔幻。

当时间走到1943年那个到处是死人的深秋，你会发现，这个当年的“逃兵”，干了一件让神鬼都得磕头的事。

这世上最经不起细看的是人心，最硬的也是人心。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就是那个从南昌起义队伍里溜号，最后在抗日战场上把血流干的黄埔四期生——彭士量。

这事儿吧，得从1927年那个热得要命的夏天说起。

南昌起义那是这一枪打响了，但后面的路是真不好走。

当时叶挺第十一军第10师的师长叫蔡廷锴，这人是个典型的旧派军人。

他在南下途中，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跟着起义军走，前途未卜，要是输了，身家性命全得搭进去。

队伍走到江西进贤县的时候，蔡廷锴不想玩了。

他在8月3号晚上搞了个“和平分手”。

他也算讲究，没搞清洗，把队伍里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然后带着剩下的5000多号兄弟，转身就投靠了旧军阀。

这就是历史上挺有名的“进贤分道”。

这一下，起义军损失不小，但蔡廷锴确实保住了第10师那一帮军官的命。

那时候，彭士量就在这支队伍里当个第30团的营长。

摆在他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离队去找大部队继续革命，要么跟着老长官混饭吃。

彭士量选了后者。

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确实怂了，或者是想求个稳。

这一脚迈出去，他就成了后来人眼里的“掉队者”。

跟着蔡廷锴在军阀混战的泥潭里滚了好几年，彭士量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那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他是真过够了。

既然不想混日子，那就得换个更有前途的山头。

凭借着黄埔四期的硬文凭，他再次跳槽，这回直接跳进了中央军的圈子。

运气这东西来了挡都挡不住。

他遇上了后来的国民党大佬王敬久，从警卫军一路干到第87师，那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等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彭士量已经在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圈子里站稳了脚跟。

咱们都知道，国民党军队里山头林立。

彭士量后来进了陆军大学第十一期进修，这期学员，基本上都被陈诚的“土木系”给包圆了。

毕业后，彭士量靠着那个机灵劲儿和过硬的业务能力，直接进了陈诚的法眼。

1941年，他被调到战区长官部当少将高参。

各位得知道，那时候在重庆大后方给陈诚当高参，那简直就是现在的“钱多事少离家近”。

每天陪着大佬喝喝茶、画画地图，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只要不犯大错，以后外放出去最起码也是个师长起步。

看看他那个叫郭汝瑰的同事，就是在长官部镀金后平步青云的。

这就是典型的“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区别，聪明人都知道怎么选。

可彭士量偏偏在这个时候脑子“进水”了。

他看着前线战报，心里那股火压不住。

他不想在后方当个只会画图的将军，他想去前线当个能杀鬼子的兵。

他跟陈诚软磨硬泡，也就是陈诚看他顺眼，要是换个人早被骂出去了。

最后陈诚实在拗不过他，1941年底，把他放到了暂编第5师当副师长。

别看带着“暂编”两个字，在湖南湖北那个绞肉机战场上，这支部队是硬生生打出来的王牌。

1943年鄂西会战，彭士量带着人在华容县跟日本人死磕，打得那叫一个惨烈。

但老天爷有时候挺爱开玩笑的。

好日子没过多久，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了。

日本人为了打通交通线，集结了10万兵力，疯了一样往常德扑。

那时候，彭士量所在的第73军驻守石门，正好顶在鬼子的枪口上。

这时候，该死的“猪队友”出现了。

第73军的军长叫汪之斌，保定军校出来的老资格。

这人平时吹牛行，真打起仗来，腿比兔子还快。

当日军主力第13师团那种重型压路机碾过来的时候，汪军长直接崩了。

11月13日，眼看就要被包饺子，汪之斌做了一个极其缺德的决定：主力撤退，留下暂编第5师断后。

说得好听叫掩护，说白了就是把彭士量这几千号人当成肉包子扔给狗，好让他自己跑得快点。

彭士量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没说二话。

在石门那个满地瓦砾的鬼地方，彭士量带着6000多兄弟，硬是顶住了日军几万人的轮番冲锋。

那场面，真的是拿命在填。

打到15号早上，全师6000人，活着的不到一千。

阻击任务算是超额完成了，这时候撤退，其实已经晚了三拍。

彭士量带着剩下的残兵往西边突围，好不容易撤到岩门口附近准备渡河，结果发现日军早就把渡口给占了。

机枪子弹跟下暴雨一样扫过来，河水都被染红了。

彭士量本来已经冲到了河边，但他看部队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急眼了。

他没往隐蔽处躲，反而站出来指挥部队通过火网。

就在那一瞬间，四发子弹击中了他，其中一发直接打在头上。

部下抬着重伤的师长拼命往外冲，但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早晨，这位曾经想过“做人留一线”的将军，这回是真没给自己留后路。

临死前，他口袋里装着两封没寄出去的信，嘴里喊出了最后一句：“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此何恨焉！”

讽刺的是，那个卖队友的汪之斌军长，最后也没跑利索。

第73军在混乱中几乎全军覆没，3000多人被日本人抓了俘虏，汪之斌战后直接被撤职查办，丢人丢到了姥姥家。

所谓的精明，在生死大义面前，往往是个笑话。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1927年的“逃兵”，到了1985年会被新中国重新认可。

因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把当年欠下的那笔账，连本带利都还了。

哪怕政治信仰不同，但在抗日这件大事上，流出来的血颜色是一样的。

2014年9月，彭士量的名字被列进了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照片上的他，年轻，英气，眼神里透着股倔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