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拉肚子到第五天，我才勉强能直起腰走路。
那几天拉吉夫每天早上一进车间，第一件事就是朝我这边瞅一眼，竖起一根手指——意思是“今天跑了几趟？”我苦着脸比了个三，他就摇头，嘴里念叨着什么，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小包东西塞给我。头两天是黑乎乎的干果，第三天换成了黄粉末，第四天是一截树根样的东西。我一个没敢吃，全码在窗台上，跟之前那些瓶瓶罐罐摆在一起，倒像个小药铺。
第七天早上，我终于吃了半碗白粥没闹腾。拉吉夫看着我的脸色，乐得把手里的扳手都扔了，跑过来拍我肩膀，拍得我差点又蹲下去。他叽里呱啦说了一串，旁边的苏雷什翻译给我听：“拉吉夫说，今晚去他家吃饭，他老婆做‘比尔亚尼’。”
我脑子嗡一下。又是吃。
可我没法拒绝。拉吉夫那双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我要说个不字，他能念叨我一个月。我回了句“好”，他转身就朝工友们喊，一群人竟欢呼起来，好像我要去赴什么国宴。
下班后他骑摩托带我。德里傍晚的马路上全是车，突突车、三轮、牛车挤成一团，喇叭震天响。拉吉夫在车流里钻来钻去，我坐在后座，死死攥着他汗湿的衬衫。路越走越窄，柏油路变成土路，路灯也没了，两旁是黑黢黢的棚户区。摩托车拐进一条巷子，窄得两边伸出来的晾衣绳能刮到我头发。拉吉夫在一扇铁皮门前刹住，回头冲我笑：“到了。”
门推开，里头是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院。一个瘦小的女人围着纱丽蹲在角落，正对着泥炉子扇风，浓烟呛得她直咳。旁边两个光屁股小孩追着一只瘸腿鸡跑，看见我，全愣住了。拉吉夫朝女人说了句什么，她慌忙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双手合十朝我微微弯了弯腰。我也弯回去，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她是这屋子的女主人，却向我行礼。
没有桌子。拉吉夫从屋里拖出一块木板，架在两个油漆桶上，铺了张旧报纸当桌布。女人端上来的“比尔亚尼”让我愣住了——是一大盘黄米饭，上面盖着两块皱巴巴的鸡肉，角落里搁了半颗煮鸡蛋。米饭粒粒分明，姜黄的颜色染得很均匀，上头撒了几颗葡萄干和腰果——那是这顿饭里最“奢侈”的东西了。另外还有一小碗酸奶，一小碟生洋葱圈。
拉吉夫把鸡肉夹到我碗里，两块全给我，自己碗里只剩米饭和洋葱。他老婆在旁边抱着最小的孩子，笑盈盈地看着我，那孩子啃着自己的手指头，口水顺着下巴淌。我喉咙口发紧，把一块鸡肉夹回去，拉吉夫又夹回来，我再夹回去，他急了，按住我的手，说了句什么。苏雷什不在，没人翻译，但那个动作我懂——你吃，你是客人。
我吃了一口米饭。比墙根下那团好多了，姜黄香，米饭软，就是有点夹生。鸡肉炖得烂，但香料放得猛，辣得我额头冒汗。拉吉夫看我出汗，又朝他老婆喊了一嗓子，女人赶紧把酸奶推到我面前。那酸奶是自家做的，上面浮着一层淡黄色的油脂，我犹豫了一下，想起窗台上那些偏方，想起拉吉夫每天早上的那根手指，一仰脖，喝了半碗。
甜。酸。还有股柴火熏过的味道。
吃饭中间，拉吉夫从屋里摸出个相框给我看——是他和他爹的合照，黑白照片，两个人都瘦得像竹竿，却都咧着嘴笑。他用手指点着照片里的老房子说“old home”，又指指脚下的地“new home”，拇指一翘。那个笑容让我鼻子一酸。十平米的铁皮院子，一家四口挤一间屋，对他来说已经是“新家”了。
吃完饭出来，巷子里全黑了，只有远处安巴尼家的楼顶亮着灯，远远的，像一颗钉在天上的假星星。拉吉夫又骑摩托送我，风灌进领口，带着垃圾和牛粪的味道，但我没觉得难闻。后座上看他的后背，衣服又被汗浸透了，肩膀一耸一耸地随着路面颠簸。
回到工厂宿舍，窗台上那排偏方还在。我打开苏雷什的铁盒，挖了一点黑膏抹在肚脐上，凉飕飕的。又拿起拉吉夫的干柠檬泡了杯水，喝完躺下，肚子居然真的没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蹲在德里那堵墙根下，墙那边是直升机起降，墙这边是泥炉子上的黄米饭。拉吉夫的老婆又端上来一盘，这次我没犹豫，大口扒拉，吃到打嗝。
醒来枕头湿了一片。
后来我在印度又待了两个月，再没拉过肚子。不知道是适应了，还是那些偏方真管了用。回国那天，拉吉夫带着苏雷什、穆罕默德，还有七八个工友到酒店送我。他们凑钱买了一条当地的花围巾，硬给我围上。我上车后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站在那儿挥手，德里的尘土扬起来，把他们的身影糊成一片黄。
那条围巾我至今挂在衣柜里，没舍得洗。上面还沾着点姜黄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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