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储安平失踪之后，国家曾经派出专案组进行彻查，但始终没能找到关于他的任何线索吗？
1957年6月的一个闷热黄昏，北京城里召开了一场“党外人士座谈会”。轮到储安平发言，他起身略整衣襟，对满屋高官直言不讳：“必须有人敢把真话摆在桌面上。”座中有人低声提醒：“慎重点，话可别说满。”他却淡淡回了一句：“言论若先设篱笆，报纸便成废纸。”短短数语，埋下了日后翻涌的暗流。
要理解这位江苏宜兴人何以如此敢言，还得把时钟拨回到1920年代的苏南。五卅风潮激荡，少年储安平在光华附中第一次参加游行，他发现文字与呐喊一样能撼动街头。师长赠他一句西谚：“思想一旦点火，刀枪亦难扑灭。”后来他进了光华大学政法系，却常泡在报馆和书店，用红笔圈改朋友的稿子，宁可深夜寒灯，也不肯放过一句病句。那时的上海报业纸张短缺，每走失一字，都像割掉一片稀薄的空气。
1933年，他进入《中央日报》副刊，却在改版会议上冒出一句“稿件只看质量，不看名头”，随即把好友端木露西的文章退回，招来同僚的侧目。公文式的照会发到办公桌，他依旧在稿纸上批改，字迹如刀刻。有人说他锋芒太盛，难免磕碰；也有人觉得，这股劲正是旧时文人最后的矜持。
离开上海后，他辗转欧洲。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那天，万人齐举右臂，高呼元首名字。年轻的中国记者站在看台一角，既惊叹现场秩序，也隐隐察觉铁血背后的危险——这是后来他常自嘲的“少年之惑”，提醒友人“镜头里看见的荣光，未必代表真理”。
抗战烽火烧到山城，他在重庆创办《观察》周刊。艰难岁月里，这本薄薄的杂志却容得下左翼的激愤与自由主义的辩难，也能刊出保守派的沉思。每逢截稿日，《观察》那间逼仄的编辑室灯火通明，时人笑称“文人的避弹所”。1948年12月25日，国民党当局终究按下封条。印刷机停摆，纸张散落一地，纸面上仍留着他批注的“此段逻辑需再斟酌”。
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带着几箱书和堆成小山的原稿，乘夜车北上。新政府向知识分子抛来橄榄枝，他受邀进入《光明日报》，继而出任总编辑，还被推举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那阵子，他写短评、跑会议，频繁在新闻讲坛谈“监督与真实”。熟人提醒：“收一收火候吧。”他答：“报人若不敢点灯，黑夜就会涨潮。”
然而风向很快逆转。1957年那场座谈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判，他的言论被指“向党开炮”。半年不到，职务尽失，被派往京郊农场养羊。据知情者回忆，他清晨赶羊出栏，傍晚仍在草垛旁抄写《史记》，羊群偶尔把草稿啃得零落，他也只是叹口气，再从头誊录。有人问他苦不苦，他笑道：“天地虽大，难阻一支笔。”
1966年夏天，狂热骤起。储安平被押上卡车，游街、批斗、抄家，一日接一日。9月上旬，他在苍黄的夕阳下被带往城外“提审”，自此杳无音讯。女儿夜奔派出所，桌上的茶水凉了两轮，回答只有一句：“再等等，会有消息。”家中却留下一副老花镜、一沓未寄出的书信，一切戛然而止。
公安部随后成立专案组，搜遍潮白河、亦庄农场乃至天津塘沽码头。传闻满天飞——有人说他漂流东北，有人说他早已蒙冤身亡。档案里一份记录显示，周恩来在1968年曾批示“尽力查找”，但最终也只能在卷宗上画了一个红色问号。1980年代中期，家属收到盖有公章的“死亡证明”，死亡日期填着“1968年10月”，原因一栏却空白。
2015年5月19日，宜兴龙岩山麓起了微雨，亲友为他置下一座衣冠冢。碑石无生卒终年，只刻“储安平先生之墓”七字。有人在旁轻声念出他当年的座右铭：“为思想而不为利禄，为真理而不为苟安。”这一句，像一盏小灯，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霜，仍在无声照亮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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