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全球大奖！宁波这位教授死磕近二十年的“污染物”，你可能天天在接触

潮新闻 记者 竺佳 通讯员 温才妃

日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欧洲科学院院士蔡宗苇，荣膺“安捷伦思想领袖奖”。这是该奖项自2013年引入中国以来，大中华区诞生的第八位获奖者。而让蔡宗苇站上领奖台的，是一类大多数人念不出名字、却正成为全球环境与公共卫生焦点议题的物质——PFAS。

颁奖仪式。通讯员供图

这种物质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前不久，“怡颗莓 致癌物”冲上热搜第一。美国浆果品牌怡颗莓（Driscoll's）因常规草莓被检出8种PFAS，在美国陷入集体诉讼。此前，知名运动品牌Lululemon也因产品被指含有PFAS，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种拗口的化学物质，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永久化学物质”。它一旦进入环境和人体，就极难被分解或排出，长期接触或引发癌症、不孕不育等严重健康问题。公众开始追问：PFAS到底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该怎么办？

而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蔡宗苇教授已经与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对抗了几近二十年。

问道之途：从认识“敌人”到锻造“武器”

蔡宗苇教授致辞。通讯员供图

在“安捷伦思想领袖奖”的颁奖典礼上，安捷伦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杨挺评价说：“蔡宗苇教授的研究，完美诠释了安捷伦思想领袖奖所倡导的科学创新精神。”

这个由安捷伦科技公司设立、自2013年引入中国的全球性奖项，旨在表彰在生命科学、诊断学和化学分析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顶尖科学家，目前全球获此殊荣的学者不足60位。

蔡宗苇教授不仅因其在分析化学领域的国际顶尖水准，更因他聚焦的方向，恰恰潜伏在每个人身边，却又容易被忽视。

“新污染物主要有四大类。”蔡宗苇掰着手指，如数家珍。第一类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其半衰期可长达数十年，在环境中极难降解；第二类是内分泌干扰物，如塑化剂、双酚A等；第三类是抗生素，药品与个人护理用品残留；第四类则是近年来引发广泛关注的微塑料与纳米塑料。

而PFAS，正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因具有极稳定的碳氟键，几乎“永不降解”，被称作“永久化学品”。从防水的冲锋衣、不粘锅涂层，到化妆品、食品包装.....如今PFAS已经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全球性威胁。PFAS中，全氟辛酸（PFOA）更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1类致癌物。

现场。通讯员供图

要研究这些看不见的敌人，首要难题是“看得见”——在极其复杂的样本中，实现痕量乃至超痕量检测。

故事要从蔡宗苇的“老伙伴”——质谱分析仪说起。1986年，在德国攻读博士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用于分析地下水污染物的质谱仪。此后的近四十年，从德国到美国，从香港到宁波，正是在与安捷伦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中，他们共同遭遇并解决了一个看似微小却棘手的行业难题。

“做PFAS分析，一开始发现很多仪器上都有背景值。”蔡宗苇回忆道。原来，传统仪器内部的管路、进样系统，很多都含有氟聚合物成分，这些部件本身就是污染背景源。当科学家试图在低浓度下寻找污染物时，仪器自身却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假背景信号，导致结果完全失真不准确。

这就像用一把带着铁锈的手术刀去寻找体内的铁元素，几乎不可能得到准确答案。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蔡宗苇团队与安捷伦合作，痛下决心：对整个液相色谱和质谱系统进行“大换血”，将所有含氟的管路、接头、溶剂过滤头等，全部替换成惰性、无氟的特种材料。

“初期的解决非常昂贵，但为科学研究，这是必须做的事。”杨挺说。

“我们作为用户，从应用角度提出问题和建议，他们从研发上采纳并改进。”蔡宗苇感慨道，“这不仅是帮了安捷伦，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进步。现在，其他公司要做这类检测，也得用同样的方法，否则产品就没有竞争力。”

正是这一突破，扫清了PFAS超痕量分析的最大障碍，为后续建立国家标准、评估人体暴露风险铺平了技术基石。

求索之心：从学术引领到人生归处

“思想领袖”，是此次奖项的核心词。

“我们关注的，不只是发了多少文章，而是他在细分领域的前瞻性思维，以及持续创新的方向。”杨挺这样解读安捷伦遴选获奖者的标准。

对蔡宗苇而言，这份思想引领，首先体现在科研方向的开拓上。他深耕质谱分析与环境毒理研究三四十余年，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中国的研究，已经从原来的跟从、接轨，到现在的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些点上做到了引领。”

他开始对PFAS的研究，是在二十年前。那时，这个领域在国际上也才刚刚起步。彼时，大量数据涌现，联合国开始讨论是否将其列入管控名单。蔡宗苇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全球环境与公共卫生的一个长期热点研究重点，也是国家所需。从那时起，他便将研究重心扎了进去。

如今回望，这条路已经走了很远。他的团队不再满足于“测得出”，而是追求“测得准”与“说得清”——本次获奖项目融合了先进质谱技术、创新样品前处理方法和基于类器官的毒理学平台，将化学检测与生物效应关联起来，试图构建一个更全面的污染物健康影响评估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目标很明确：不仅要回答“环境里有什么”，更要回答“它们对人体意味着什么”。

这份引领，同样延伸到了人才培养上。

蔡宗苇说，当教授是他从小的梦想。父亲是私塾先生，家里一向看重读书，长辈们总念叨着要好好念书、做个有学问的人。在儿时的他心中，“教授”就是这世上最有学问、最有大本事的人了。至于教授究竟是做什么的，小时候的他其实并不清楚，可那个模糊却闪亮的念头，就这样种在了心里，一扎就是一辈子。

几十年下来，如今蔡宗苇教授已经培养了一百多名博士和博士后。在他看来，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带回来，融进自己的研究里，再教给年轻人，帮助他们走得更远——这便是他最大的理想。

从厦大化学系出发，到德国、美国，再到香港浸会大学二十余年，最终选择来到宁波这所新兴的研究型大学，蔡宗苇的人生轨迹，似乎总在寻找新的挑战。

在德国，他系统研究炸药及其副产物、降解物在地下水中的长期存在降解。赴美后，挑战骤然升级——他直面“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二噁英，参与美国越战老兵的体内二噁英检测项目。更关键的是，他敏锐地发现了一种因检测技术局限而长期被忽视的变种——硫代二噁英，并开发出高分辨质谱分析技术，一举填补了该项检测的空白。

正是这种不断突破认知与技术极限的历程，塑造了他对科研的理解。因此，当他听闻国内开始用社会力量举办研究型大学时，被这种新模式深深吸引。“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心底里最赞同的方式。”他笑着说。

在宁波东方理工，作为协理副校长、理学部主任，蔡宗苇教授积极推动跨学科交叉，与工学部的学者在芯片制造生命健康、药物开发等领域紧密合作。“我们非常鼓励跨学科交叉，这比很多学校都要强烈得多。”

采访接近尾声，话题又回到PFAS上。

“你问我怕不怕PFAS？其实不用过度恐慌。”蔡教授说，“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永远和‘量’有关。我们建立超痕量检测方法，就是为了能把‘量’测得更准、把风险评得更透，最终让标准更科学、让监管更有据。”

他指了指手边的茶杯举例：“我平时喝水喝茶，还是更习惯用陶瓷和玻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见了塑料瓶装水就得绕着走了——离开剂量谈毒性，本身就不科学。”

这几十年，蔡宗苇教授专注于一件事：让那些“看不见”的威胁，变得可测、可控、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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