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投下5枚导弹,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遇难,馆舍严重损毁,数十人受伤。
美方后来把原因归结为目标定位和审核失误,也就是外界常说的“误炸”,中方明确表示,这套解释难以成立,也不能接受。
而争议就在这里,一座使馆被5枚导弹击中,3名中国记者失去生命,责任不该被一句技术失误带过。
朱颖出生于1971年,北京人,她随父母在山西生活,后来到太谷读书,1989年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工业艺术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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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绩不错,性格开朗,做事认真,也愿意帮人,她后来敢留在战火里,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年养成的责任感,被她一路带进了工作。
朱颖不只是纪念碑上的名字,她爱生活,也有自己的专业,她越具体,人们越明白,袭击夺走的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朱颖和许杏虎是经报社同事介绍相识,两人年龄相近,也有相似的新闻理想,1998年结了婚,同年7月,许杏虎被派往南斯拉夫,朱颖随丈夫来到贝尔格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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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要搜集资料、摄影、传稿,也要处理开车、加油、采购和保障,这些工作没有署名,却关系到报道能否发回国内。
北约轰炸南联盟后,使馆曾安排部分女同志撤离,但朱颖选择留下,这不只出于夫妻感情,她知道危险,也知道记者站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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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持续的40多天里,两人常到受袭地区采访,记录被毁建筑、受伤平民和当地生活,从1999年4月5日起,《光明日报》连续刊登长达3万多字、共43篇的战地日记《亲历炮火》,遇难当天仍有相关内容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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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颖的故事经常被写成一段夫妻爱情,可只写爱情还不够,她和许杏虎是夫妻,也是并肩工作的新闻人,她留下来,不只是因为不愿让丈夫独自面对危险,也是在承担一份工作责任。
而战地报道也并不浪漫,警报声里要核对信息,交通受阻要赶现场,写完稿还得设法传出去,朱颖做的那些琐事,正是新闻抵达读者前少不了的一环。
袭击后,朱颖的父亲随处理小组赶到贝尔格莱德,他走进被炸毁的使馆,在女儿女婿住过的房间里,看见断裂的墙面、浸着血迹的被褥,也看见残墙上还留着结婚时贴下的红色喜字。
我认为,纪念烈士不能只盯着牺牲那一刻,她也盼过菜种发芽,盼过家书和往后的生活,正因为这些愿望很普通,被夺走时才更让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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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太平间里的留影之所以让人多年后依然难受,不是因为画面有多稀少,而是因为它把一个国家事件,压缩成了一个父亲必须面对的家庭结局。
2009年贝尔格莱德市政府在使馆旧址前竖立纪念碑,缅怀遇难者,也感谢中国在塞尔维亚困难时期给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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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没有被当成一段不愿提起的旧事,纪念碑也没有被新的建筑遮掉,它表达的不是忘记,更不是把悲痛轻轻翻过去,而是在记住发生过什么的前提下,继续选择和平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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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纪念碑不只提醒人们这里发生过什么,也告诉后来者,记住伤痛,不是把仇恨传下去,而是让类似悲剧少一些,让外交机构、记者和普通人的生命得到尊重。
这些年,每到5月,《光明日报》社同事会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扫,使馆工作人员、驻塞媒体、中资机构、留学生、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也会到旧址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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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后仍有人带花来到这里,说明他们没有被时间推远,也留下了记者记录事实的底线。
她值得被记住,不只是因为她死于一次严重袭击,更因为在那枚导弹落下之前,她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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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不能只靠愤怒撑着,也不能靠煽情反复消费,在我看来,纪念朱颖,更合适的方式,是承认她曾经普通,尊重她的专业,记住她在关键时候作出的选择。
朱颖的生命停在27岁,她留下的作品和记录提醒人们,担当不一定靠响亮的话证明,轮到她承担时,她没有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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