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阻隔的西南边境，一个傣族青年的觉醒，这才是真正的家国担当

当我们回望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西南边疆，西双版纳是一处极为特殊的历史样本。这里延续数百年的车里宣慰司封建领主制度，在解放战争的浪潮之下迎来剧烈的社会变革，旧的社会秩序逐渐瓦解，全新的民族关系正在艰难地破土生长。召存信，正是站在两种制度交汇点上的关键人物。他出生于 1928 年，祖籍江城整董，出身傣族土司上层，少年时代便跻身车里宣慰司权力核心，又在时代洪流之中主动脱离旧的统治体系，奔赴思普解放区，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边疆解放事业，作为民族团结誓词碑首位签字代表，后来成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把此后将近四十年的人生全部交付给这片土地的团结与建设。

我认为，解读召存信不能简单用 “传奇人物” 这种标签化的叙事一笔带过，他不是凭空出现的英雄，他的选择，既是个人良知与理想驱动的结果，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之下，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先进分子顺应历史大势的缩影。要真正理解这个人，就必须把他放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滇南复杂的社会格局当中，看到他身上旧时代留下的烙印，也看见他主动挣脱旧体系束缚的艰难，理解个人命运、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双版纳，社会结构保持着长久延续的封建领主制，车里宣慰司作为地方权力体系，划分出森严的等级，召片领是最高统治者，而召景哈也就是议事庭庭长，是整个领主体系当中地位仅次于召片领的核心角色，掌管议事庭，处理地方军政、民族事务，协调各个土司村寨之间的关系，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地方权力。召存信年少便登上这个位置，这份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他属于旧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按照旧时代的逻辑，他本可以依托这套制度，维持自身的地位与特权，在动荡的乱世之中保全家族与地方势力。

但历史事实恰恰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在现有公开的党史史料、地方档案记载当中，青年时期的召存信已经切身感受到旧体系内部的腐朽，以及国民党地方政权横征暴敛带给各族百姓的苦难。抗战时期日军进逼滇南边境，年轻的召存信曾经组建抗日武装保境安民，在与各方势力周旋的过程里，他亲眼见证兵匪横行、苛捐杂税层层盘剥，各族底层民众承受沉重负担，民族之间、村寨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旧的统治力量既无力抵御外患，也无法解决边疆内部深重的社会矛盾。

他曾经多次抵制国民党当局摊派的粮饷徭役，也因此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牢狱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旧政权的失望。我认为这一段经历非常关键，很多叙事会直接把他的转向简化为一次思想顿悟，但现实历史当中，人的思想转变往往是漫长累积的结果。他不是一开始就拥有完整的革命理论认知，而是在现实的痛苦当中，逐渐意识到原本赖以生存的旧制度，已经不能再给边疆各族人民带来安稳的生活，这条路已经走不通。

彼时滇南局势波诡云谲，解放战争节节推进，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向西南边境收缩，边境一带特务流窜，各方地方武装犬牙交错。思普解放区逐步建立，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开始在滇南部分地区传播，但是在西双版纳，大部分土司头人对新生的革命力量充满疑虑。长久以来大汉族主义遗留下来的历史隔阂，加上国民党当局不断造谣抹黑，很多边疆上层人士害怕革命到来之后会剥夺自身的利益，因此持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不敢轻易接触解放区的力量。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召存信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开始主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1949 年，他联合进步力量接管车佛南三县国民党地方政权，之后毅然决定，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西双版纳，长途跋涉前往思普解放区寻找党组织，主动要求接受党的领导，把自己掌握的武装交由革命队伍整编，进入普洱军政干校学习，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在我看来，这一步抉择，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是充满风险的。他放弃了宣慰司议事庭长手握的权力，离开熟悉的故土，投向一个尚不被边疆多数上层群体信任的新生力量，一旦局势发生逆转，他所要面对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本能会做出的选择，驱动他做出抉择的，一方面是对底层民众遭受压迫的共情，另一方面，是他希望西双版纳摆脱战乱、剥削，获得安定的现实诉求。

当然我们也需要客观承认，这个阶段的召存信，思想上依旧存在时代的局限，他身上还带着傣族上层社会的认知底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平等理论的理解，是在后续的学习、斗争实践当中，一步步完善成型的，不能用后来成熟革命者的标准，去苛求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

回到西双版纳之后，召存信组建车里民族自卫大队，在边境和国民党九十三师残余武装开展斗争。1950 年 2 月，解放军追击残敌抵达澜沧江北岸，湍急的江水横亘在前，对岸敌情不明，部队不熟悉当地环境，语言不通，群众工作很难开展，军事渡江面临巨大阻碍。召存信得知消息，带领二十余名地方头人主动前往解放军驻地，恳请部队渡江解放西双版纳，承诺筹措船只、粮草，发动群众充当向导，配合军事行动。在他的协调之下，解放军顺利渡过澜沧江，西双版纳全境实现解放。

这次事件在西双版纳地方党史当中有明确记载，它的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层面的配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和内地城市农村的解放存在很大区别，单纯依靠军事胜利，并不等于社会秩序的稳固。如果得不到当地民族上层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即便军事上取得胜利，边疆依旧会潜藏动荡的隐患。召存信以本地有影响力的傣族上层身份出面，向村寨民众解释党的政策，消解群众心中的恐惧猜忌，大大降低了解放之后社会重建的阻力。

我认为，这正是少数民族进步上层人士在特定历史阶段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熟悉本土社会运行逻辑，通晓本民族的文化习俗，能够搭建起新政权和边疆各民族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但同时我们也要分清历史主次，西双版纳的解放，根本上是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的成果，是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发挥作用，召存信的贡献属于重要的助力，不能把历史进程全部归结于个人的作用，这也是唯物史观看待地方人物应当守住的尺度。

1950 年 12 月，普洱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民族工作里程碑式的事件。彼时边疆清匪肃特任务还在推进，境外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派遣特务渗透，各民族之间历史遗留隔阂深重，部分地区村寨械斗时有发生。大会汇集普洱辖区数十个民族的代表，按照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举行剽牛喝咒水的盟誓仪式，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48 名各族代表共同签名立誓，召存信是第一个在石碑之上签下傣文名字 “召景哈” 的代表。

在当时的会议现场，很多土司头人内心依旧充满顾虑，在石碑签名，在少数民族传统认知当中，等同于立下不可违背的盟约，一旦签字，就意味着公开拥护党的领导，放弃摇摆观望的立场，要承担相应的政治风险。在这种氛围下第一个落笔，需要极大的勇气。这块石碑留存至今，成为新中国民族团结事业重要实物史料，很多后世的研究都会反复提及召存信的这个签名。

在我看来，这个签名不只是一个仪式动作，它象征着召存信完成一次公开的身份切割，他以原本封建领主体系核心人物的身份，公开宣誓投身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事业，和旧时代的统治逻辑划开界限。当然学界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不能把盟誓的意义完全归于个体，这块石碑是全体参会各民族代表共同意志的结晶，是多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这一观点同样值得重视，我们既要看见关键人物的推动作用，也不能遮蔽集体的历史参与。

1953 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后来改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召存信当选为首任自治区主席，也就是后来的州长，从封建领主体系的议事庭长，正式转变为人民政权下的地方领导干部。就职之后，他公开宣布放弃封建领主的特权，放弃召景哈的职务，彻底告别旧制度赋予他的身份地位。这一次身份的转变，远比奔赴解放区更加考验人。

过去的身份带给他人望、物质特权，而人民州长的身份，意味着要站在各族人民的立场之上，推动社会改革，要去处理领主制度遗留下来的土地剥削问题，协调不同民族村寨之间的利益矛盾。

我认为，最能体现他思想蜕变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是被动被时代剥夺特权，而是主动选择放弃特权，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重心放到改善民生、协调民族关系之上。建国初期的西双版纳发展条件极为恶劣，全境没有公路，没有现代交通设施，从景洪去往昆明，骑马赶路需要二十天左右，物资流通艰难，医疗教育资源近乎空白，坝区和山区发展差距巨大，部分山区少数民族村寨常年缺粮，生存条件艰苦。

召存信利用自己熟悉本土社会的优势，调解民族之间的矛盾，做坝区傣族群众的思想工作，动员粮食富余的村寨接济缺粮的山区拉祜族村寨，践行 “民族不分你我，有饭一起吃” 的理念，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生存难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解放之初的西双版纳，大山大河阻隔了和外界的联系，封闭是贫穷落后重要根源。他亲身推动修建西双版纳第一条简易公路，在全国人大会议提交修建澜沧江大桥的提案，上世纪八十年代，又积极奔走推动西双版纳机场的建设落地，一点点打破地理带来的隔绝，为后来西双版纳的发展打下基础。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57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从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到共产党员的身份转变。

此后数十年，无论时代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扎根西双版纳，在民族工作、边疆建设岗位上履职，直到 1992 年才离开领导岗位，前后主持当地政务长达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跨度，覆盖边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多个重大历史阶段，期间地方建设经历过曲折与波折，我认为，我们不能把他四十年的执政历程美化成一路坦途，作为地方主官，他同样身处时代的局限之中，部分工作会受到当时整体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主流公开史料更多记载他的贡献，对于具体工作当中的曲折，地方史学界也有零星的整理探讨，这是历史研究客观看待人物的应有态度。

但纵观整体，他始终坚守民族团结誓词碑许下的诺言，始终把边疆各族群众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一生反复强调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这句话不是口号，贯穿在他处理村寨纠纷、分配资源、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件件具体事务当中。

2015 年 1 月 23 日，召存信在景洪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斯人已逝，但是关于他的历史讨论，依旧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现在网络上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叙事倾向，一种是过度浪漫化，把他塑造成天生的完美英雄，忽略他出身旧统治阶层，思想存在逐步转变的客观过程，把复杂的时代抉择简化为个人道德神话；另一种则是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用后世的标准去苛责，无视四十年代边疆社会的现实，否定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历史价值。

在我看来，这两种视角都偏离了唯物史观的要求。评价召存信，不能够脱离二十世纪中叶西南边疆特殊的社会条件。封建领主制在西双版纳延续数百年，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消散，一大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身处新旧时代交界，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固守旧有特权，对抗时代变革；而另一部分人，看到旧制度的弊病，看到底层民众的苦难，认清国家统一、民族平等是历史大势，主动选择站到人民一边，召存信就是这一类爱国进步上层人士当中的典型代表。

他的进步，不是凭空生成，是时代浪潮的感召，是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吸引，同时也是他本人不断学习、不断自我革新的结果。他没有回避自己来自旧体系的出身，而是主动和旧制度当中剥削压迫的部分切割，把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用来服务于各民族共同的利益，这恰恰是他身上最珍贵的地方。

更进一步去延伸思考，召存信的一生留给我们的启示，远远不止于一个地方人物的生平故事。多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从来不是简单的推翻旧秩序就可以完成，制度的变革之外，人心的团结更为艰难。旧时代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世代积累的利益冲突，不同民族文化习俗之间的差异，都需要有人搭建沟通的桥梁。少数民族内部的先进分子，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理解普通民众的诉求，他们的觉醒与参与，对于边疆的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民族团结誓词碑上那四十八个签名，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代表共同的承诺，召存信的名字刻在石碑最前面，但石碑承载的，是整个滇南边疆各民族共同选择跟党走的集体记忆。我认为今天我们回望召存信，不只是记住一个传奇老州长的故事，更要读懂那段历史背后的逻辑：各民族的团结，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主动去选择、去坚守、去践行。

要放下历史造成的隔阂，跳出狭隘的局部利益，去追求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远大目标，这份盟约，刻在七十多年前的石碑之上，也同样对当下有着现实的参照意义。

当然，关于召存信的部分历史细节，不同地方口述史料之间存在细微出入。比如部分事件的具体时间节点，武装力量发展过程当中的细节，民间口述回忆和档案文字记录会存在少量差异，这也是边疆近现代史研究当中经常遇到的情况。

因为当年边境战乱动荡，很多文书档案保存并不完整，大量历史信息依靠亲历者回忆留存，史学界处理这类材料，需要把官方档案、党史文献和口述史料相互比对甄别，不能单方面采信某一类材料。这也提醒我们，看待边疆近现代人物，不能满足于故事化的演绎，要区分经过考证的正史史料和民间口头演绎，审慎对待存在分歧的细节，不做绝对化的定论。

回望他完整的一生，从江城的傣族少年，到车里宣慰司的议事庭长，再到奔赴解放区的革命者，西双版纳的首任州长，耄耋之年依旧心念边疆发展，他的人生轨迹完整映射出西南边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旧时代给了他尊贵的身份，而他主动抛弃旧时代的特权，选择投身于建设一个各民族平等的新边疆。

我始终认为，读懂召存信，就是读懂那一段波澜壮阔的西南边疆史。个人的命运始终依附于时代，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与生俱来拥有怎样的地位，而在于当历史转折到来的时候，他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把自己的力量交付给什么样的事业。

在封建领主制度尚未瓦解的年代，他看见底层民众的苦难；在各方势力摇摆观望的时候，他选择向着光明的方向前行；手握权力数十年，他始终谨记石碑上的誓言，守护各民族的团结。历史不会忘记这样的人物，那块矗立在普洱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既是过去的见证，也在不断提醒后世，各民族一心一德，才是边疆安定发展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