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说起泗阳，很多老一辈人还会咂摸着嘴，念叨一句“咱们当年也是大户人家”。这话不假，要是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百多年，那时的桃源县（泗阳旧称）地盘阔气得很，足足有2750平方公里出头，在苏北那片也算得上是号人物。可如今呢？您打开地图一瞅，1418平方公里的版图，缩了将近一半，活脱脱应了那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这骆驼，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的肉，一块块被割走的。
这事儿的根子，得从建国那会儿捋起。1949年前后，政权初定，县域调整跟下棋似的，今天挪一个子，明天动一颗棋。先是撤销泗沭县，北刘集、泰山集那几个地方像分家产似的，被拨拉到了宿迁跟沭阳；紧接着，为了给新设的泗洪县“凑份子”，龙集、界集、金锁镇这些好地块，又被大笔一挥，划了出去。您说这还没完，到了1956年，洪泽湖边上新设洪泽县，泗阳北边的范集乡连着湖滩涂地，整建制被端走，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为了补偿淮阴县割地的“损失”，吴城、蒋集这些乡镇硬是被塞给了人家。那时候的老百姓私下就传：“咱泗阳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话糙理不糙，就这么零敲碎打，泗阳的骨架已经松了大半。
可要论最狠的一刀，还得是2004年那回。那年国务院一纸批文，洋河、郑楼、中扬、仓集、屠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西南五镇”，齐刷刷划归宿城区管辖。这事儿有多伤筋动骨？打个比方吧，您家院子里有棵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夏天能遮阴，秋天能卖果子，突然有一天来人告诉你，树得挪到邻居家去，因为邻居家院子要扩建。这棵树，就是洋河酒厂。那会儿酒厂每年上缴的税收占泗阳财政的小三成，上下游围着它转的纸箱厂、瓶盖厂、运输队少说有上千家，一条街上的小老板们靠它吃饭，工人师傅们靠它养家糊口。划走之后，泗阳的财政账本上直接豁了个大口子，用当地干部的话说，“好比吃饭断了筷子，干活折了胳膊”。那些曾经热热闹闹的配套小厂，要么跟着搬走，要么就地关门，沿街的商铺冷清了不少，连带着县城里的早点铺子，都觉着少了几分往日的烟火气。
比钱袋子更瘪的，是心口窝里的那口气。泗阳这地方，千百年来喝的是运河水，听的是淮调戏，米是主食，鱼虾是家常，骨子里浸的是淮扬文化的细腻劲儿。而北边的宿迁，说话带梆子味儿，煎饼卷大葱是标配，属于中原官话的地盘。文化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像老房子的地基，你硬把两栋结构不同的楼挨着砌，住着能不别扭？当地百姓常嘟囔：“咱们走亲戚都往淮安跑，心里头觉着那边才是‘自己人’。”地级宿迁市1996年才挂牌，底子薄，为了把市区骨架撑起来，自然得伸手从周围“借力”。这种“抽血”式的操作，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明摆着的“儿子大了拆老爹的房”。尤其看着洋河酒厂的红旗插在了别家的墙头上，泗阳人心里那根刺，扎得深了去了。
那为啥偏偏盯上泗阳呢？说来也巧，泗阳的西边跟老宿迁县城挨得太近，近到啥程度？洋河镇到宿迁市区开车二十分钟，到泗阳县城反倒要兜上一个多钟头。这种“灯下黑”的位置，在城市扩张的年代，简直就是一块现成的肥肉。再者，早年间泗阳版图大，底子厚，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自然先可着它来。再加上洪泽湖要统一管，运河沿岸要一体治，行政手起刀落，泗阳就成了那个“顾全大局”的角儿。
说到底，这就像一大家子过日子，老大出息了，得拉扯弟妹，可拉扯归拉扯，不能把老大的传家宝也撸了去。如今再回头看，泗阳人固然心里头五味杂陈，但日子总得往前奔。没了酒厂这根拐棍，泗阳人反倒撸起袖子，把绿色家居和高端纺织做得风生水起，京杭大运河边上的厂房一个接一个，现代农业的牌子也擦得锃亮，愣是挤进了全国百强县的行列。这不，前阵子跟一位泗阳老兄喝酒，他端着杯子半开玩笑地说：“咱泗阳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骨头硬，给把种子就能自个儿找地发芽。”话里透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写到这儿，我倒想反问一句：咱们在掂量行政区划这本账的时候，可曾称过老百姓心头那杆秤的分量？那些被划走的土地和招牌，带走的何止是GDP，更是几代人的记忆和认同。不过话又说回来，运河的水还在淌，泗阳的人还在拼，历史的车轮碾过，留下的是伤痕，但伤痕上也能开出花来。只盼往后这日子，能对得起这片土地上的勤勉与坚韧，让那些“被割肉”的过往，最终都化作下酒的故事，抿一口，虽辣，却也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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