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短命托孤大臣，执政时间竟比肃顺还短

隆庆六年（1572年）闰二月十二日，北京紫禁城。

清晨的钟声已经响过，文武百官按例入班。

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自内阁出门，北上经过会极门时，远远望见御路中竟停着一乘舆驾。

高拱吃了一惊——皇上不上朝，难道要去文华殿？

两人正迟疑间，几个内使飞驰而来，传呼宣召阁臣。

高拱与张居正疾步赶到舆驾前，只见隆庆皇帝已经下了金台，满面怒色，立在舆旁，身边一群内侍环跪于侧。

皇帝看见高拱来了，脸色稍稍缓和，伸手紧紧抓住高拱胸口的衣襟，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

“皇上为何发怒？

今将何往？”

高拱跪奏道。

隆庆只说了一句：“吾不还宫矣。”

高拱劝道：“皇上不还宫当何之？

望皇上还宫为是。”

隆庆沉默片刻，说：“你送我。”

高拱应道：“臣送皇上。”

皇帝这才松开衣襟，转而握住高拱的手，露出自己的手腕给老师看——“看吾疮尚未落痂！”

这一年正月下旬，隆庆皇帝便已患病，腕上生疮，在宫中调理了一个多月，直到闰二月十二日才勉强出视朝。

此刻他向高拱展示尚未愈合的伤口，神情之间，竟像个孩子向父亲撒娇。

然而接下来，隆庆说的话让高拱心头一沉。

他愤恨地连声说道：“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里？”

说一句，顿一顿足，握一握高拱的手，连说了好几次。

“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

高拱问。

“有人欺负我。”

“是何人无礼？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发怒？

恐伤圣怀。”

隆庆没有回答，沉默良久，叹息道：“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

这话高拱如何听不懂？

皇帝是在暗示——朝中之事，坏就坏在太监手里。

他握着高拱的手一路走入皇极门，下丹墀，又呼茶。

内侍设椅，起初朝北，隆庆不坐，命移向南，这才坐下，却仍旧紧握高拱的手不放。

茶来了，他用左手饮了几口，对高拱说：“我心稍宁。”

从御路到皇极门，再入乾清宫门，隆庆一路都牵着高拱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到了寝殿，升榻而坐，犹自执手不放。

张居正和英国公朱希忠都在榻前叩头，隆庆却只顾着握高拱的手。

高拱躬身跪在榻侧，叩头不便，踧踖不安。

皇帝见状方才松手，高拱这才得以叩头，又与张居正、朱希忠一同叩头退出。

刚出乾清宫门，内侍又传旨召二人复入。

候立寝殿丹墀，有旨命上殿。

隆庆已经坐起，高拱、张居正跪承圣旨。

皇帝从容说道：“朕一时恍忽。”

又说了句听不真切的话，大约是预备后事之意，叮嘱二人“详虑而行”。

高拱等叩头退出，仍在乾清宫门外候旨。

内侍传出旨意：“著高阁老在宫门外莫去。”

高拱对张居正说：“我留公出，形迹轻重难为公矣。

公当同留，吾为奏之。”

随即对内侍说：“奏知皇上，二臣都不敢去。”

薄暮时分，内侍传旨命二人在乾清宫门外宿。

高拱大惊，奏道：“祖宗法度甚严，乾清宫系大内，外臣不得入，昼且不可，况夜宿乎？

臣等不敢宿此。

然不敢去，当出端门，宿于西阙内臣房。

有召即至，有传示即以上对，举足便到。”

皇帝没有强留。

但这一整天的情形，已经让高拱感到不安——“东宫小”这句话，隆庆翻来覆去说了许多遍。

太子朱翊钧这一年才十岁。

高拱隐约意识到皇帝在托付什么，却始终没有完全领会那背后的紧迫。

接下来的日子，隆庆的病势时好时坏。

三月，皇太子出阁讲书。

四月，浙江有黑眚之异，杭州黑雾中一物蜿蜒如车轮，目光掣电，冰雹随之。

朝野间隐隐有不祥之兆。

到了五月，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已酉。

这一日皇帝“疾大渐”——病情到了弥留之际。

乾清宫内，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入受顾命。

高拱等人疾趋入宫，左右奏报辅臣已到。

皇帝倚坐在御榻上，中宫陈皇后及皇贵妃李氏都在御榻边，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立于左侧。

高拱等跪于御榻之下。

隆庆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倚坐御榻，目光扫过榻前跪着的三位大臣，熟视良久，颔首示意。

据后来高拱的回忆，当时皇帝“已昏迷不省”。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太监冯保以白纸揭帖——即未经正式誊写的遗诏草稿——分别交给皇太子和高拱。

给皇太子的遗诏写道：“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

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诏写道：“朕嗣祖宗大统，方今六年。

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

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同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两份遗诏的关键句是相同的——“并司礼监辅导”与“同司礼监同心辅佐”。

这意味着，太监冯保将以司礼监的身份与三位内阁大学士共同受命辅佐幼主。

高拱听完遗诏，心中大震。

自有明开国以来，从未有太监列入顾命之列的先例。

皇帝奄奄一息，口不能言，这遗诏究竟是不是皇帝的本意？

高拱满腹疑虑，却无法当场质问。

他和张居正、高仪痛哭叩首而出。

次日，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驾崩。

皇帝一死，遗诏便成了定局。

高拱等人还没来得及梳理心情，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

《明史·冯保传》记载：“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

冯保不仅出现在了遗诏中，而且这遗诏本身是否出自隆庆本意，都成了疑问。

据《明史》记载，“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皇帝的本意本是专属阁臣，是中官——也就是太监——矫诏篡改，让冯保得以同受顾命。

冯保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他是深州人，嘉靖年间即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

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时，按资历该由冯保升任，但高拱先后举荐陈洪、孟冲二人替补，两次将冯保跳过。

冯保因此深恨高拱。

隆庆驾崩后，冯保终于如愿以偿，得以“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

六月，新皇帝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年仅十岁。

遗诏传到内阁时，廷臣闻之俱骇。

内使传旨至内阁，高拱怒道：“旨出何人？

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日逐浩曹矣。”

——圣旨是谁出的？

皇帝年幼，都是你们这帮人干的，我早晚要收拾你们。

内臣回去报给冯保，冯保闻言失色，立刻开始谋划驱逐高拱。

高拱与张居正“俱负气不相下”，而张居正此时选择了与冯保结盟自固。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高拱“内虑冯保专恣，与居正、仪谋去之，居正阴泄之”。

高拱要与张居正、高仪合谋驱逐冯保，张居正却暗中将消息泄露给了冯保。

冯保遂与张居正合谋先下手为强。

更大的危机来自高拱自己的一句话。

穆宗驾崩后，高拱在阁中痛哭失声，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这原本是对幼主难当大任的忧虑之语，却被冯保抓住做了文章。

冯保派自己的党羽向太后进谗，将高拱的话曲解为：“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

一字之差，意思全变——“如何治天下”是忧心，“如何作人主”是轻蔑。

后妃闻言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

十岁的万历皇帝虽小，却也听得出这话里的恶意。

与此同时，高拱正在筹划另一件事——夺回司礼监的批红之权。

明代的司礼监负责代皇帝批答奏疏、加盖印信，权力极大，“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

高拱认为主少国疑，宦官弄权，必须将批红与掌印之权收归内阁。

他上书新皇帝，提出“新政所急五事”，核心内容就是收回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答奏疏的权力。

这一下，不仅冯保要对付他，整个太监群体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张居正敏锐地察觉到了时机。

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当时张居正被派出视陵地，不在内阁。

高拱派人给张居正传话：“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

——咱们一起干这件大事。

张居正表面笑道：“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

转身却“密遣人报保”。

冯保得到消息后，先发制人。

他向皇后与贵妃进言：“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乡周王以为功，而已得国公爵矣。”

——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他家乡的周王为帝以邀功，自己好得国公爵位。

又说高拱“多布金于两宫之近侍”，收买太后身边的太监。

皇后与贵妃闻言“皆错愕”。

谋立藩王，这是灭族之罪。

冯保压下了弹劾自己的奏疏，抢先拟好了驱逐高拱的圣旨——“责其专擅无君，令即日归田里”。

六月十六日，庚午。

天色未明，紫禁城会极门前，文武大臣被召齐。

高拱在内阁当值，张居正称病未来。

高拱满心以为这一天是驱逐冯保的日子——他事先约了张居正一同入朝，张居正却称腹疾，故意徐徐而行。

太监王榛捧出圣旨。

高拱跪在阶下，等着听逐冯保的诏书。

圣旨展开。

宣读的声音在清晨的会极门响起：“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

大行皇帝宾天，先一诏，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依门辅佐。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

不知他要何为？

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的脸色瞬间变得如死灰一般。

汗水如雨而下，伏在地上，竟不能起身。

——这一日距离隆庆皇帝五月二十六日驾崩，不过二十天。

他以为要驱逐冯保，结果被驱逐的是他自己。

他以为张居正是盟友，结果张居正早已站在了冯保那边。

张居正从后面赶来，“傍掖之起”——从旁边把高拱扶起来，让两个吏员搀扶着把他架了出去。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拱即日出朝门，得一牛车，立而附载”。

堂堂首辅、顾命大臣，出朝门时连马车都没来得及准备，临时找了一辆牛车，站着挤上去。

锦衣卫的骑兵跟在后面追逐，“丧厥资斧”——连随身行李都丢了。

第二天清晨，高拱雇了一辆骡车，从宣武门出城。

路旁的人指指点点，有人甚至出口詈骂。

一直走到良乡，才重新置办了仪仗，勉强像个致仕官员的样子回了老家。

张居正事后与高仪上疏，请求挽留高拱，未被准许；又请求给高拱驿传之便，这才被允许。

但高拱的政治生命，已经在这一天终结了。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眼见高拱被逐，寝食不安，月余呕血而死。

三位顾命大臣，一逐一死，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居正袖然首辅矣。”

高拱回到河南新郑老家后，闭门著书。

据记载，他“志不尽舒，才不尽酬”，于万历六年（1578年）抑郁病死，葬于新郑县城北郊——今天的阁老坟村。

临终前，他写下《病榻遗言》四卷，记述了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张居正死后，《病榻遗言》刊刻，在北京广为流传，催化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

高拱死后二十四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神宗诏赠高拱太师衔，谥文襄。

但这已经是身后事了。

回过头来看隆庆皇帝的托孤安排，问题出在哪里？

隆庆临终前对高拱的依赖是真诚的。

闰二月十二日那天，他拉着高拱的手不放，说“有人欺负我”，说“甚事不是内官坏了”，说“东宫小”——每一句话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他信任高拱，他需要高拱保护年幼的太子不受宦官侵害。

然而到了五月二十五日临终之时，他却没能亲口说出遗诏的内容。

据高拱回忆，当时皇帝“已昏迷不省”。

那份写入冯保名字的遗诏，究竟是不是隆庆的本意？

《明史》说“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隆庆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遗诏被篡改了。

隆庆的失误在于：他太晚才开始安排后事，太相信高拱一个人能搞定一切。

他把所有嘱托都给了高拱，却没有在制度上为高拱扫清障碍——尤其是没有明确排除宦官干政。

这给了冯保可乘之机。

高拱的失败，一半来自冯保的构陷和张居正的背叛，另一半来自隆庆的托孤安排本身——遗诏留下了致命的漏洞，而这个漏洞，高拱到被驱逐那天才真正看清。

六月十六日清晨，当高拱跪在会极门前听到那道驱逐自己的圣旨时，他或许想起了闰二月十二日隆庆拉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话：“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

先生知道了。

但已经太晚了。

高拱被逐出北京的那天，天气应该很热。

六月十六，北京城已经进入盛夏。

一辆牛车吱吱呀呀地驶出宣武门，车上站着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

三天前的六月十三，他刚过完生日。

三个多月前，闰二月十二，隆庆还拉着他的手说“你送我”。

二十天前，五月二十五，隆庆还握着他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

而今，天下还是那个天下，先生却已不是那个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