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传薪：上海大学首届埃及学青年学者国际论坛在沪召开

2026年7月16日至17日，上海大学首届埃及学青年学者国际论坛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举行。本届论坛由上海大学埃及学研究中心主办，来自日内瓦大学、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利物浦大学、莱顿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海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余位专家教授与青年学者参加本次论坛。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埃及学研究中心主任郭丹彤教授致开幕辞，她代表中心向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学者表示欢迎。她指出，当下的埃及学是一门建立在对话、协作与知识共享之上的国际性学科，青年学者是学科的未来，为古埃及文明研究不断注入新的视角与活力。她表示，近年来中国埃及学在国际合作中持续发展，上海大学埃及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扶持青年学者、为世界埃及学的整体发展贡献力量，希望本届论坛成为新一代埃及学人交流学术、缔结友谊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

论坛报告分上午、下午共四个半场进行，上午两个半场由Dominique Lefèvre主持，下午两个半场由游华锐主持，每位报告人发言20分钟，另设5分钟评议。本届论坛在形式上颇具特色：14位青年学者“两两结对、互为评议”，每位报告人同时担任另一位报告人的评议人，形成青年学者之间平等而深入的学术对话。

一、神庙、仪式与神祇：古埃及宗教世界的多维透视

本专题的五场报告分别从神庙空间、文本传统、神祇形象与祭司组织切入，展现古埃及宗教研究的多重路径。

游华锐（巴黎文理研究大学）以象岛萨蒂特神庙为个案，探讨古埃及神庙如何在物质层面组织“宇宙秩序”。他提出一个由天文（Astronomy）、建筑（Construction）、文本（Text）三重证据构成的ACT分析框架，主张神庙朝向不应被化约为单一的象征或单一的天文目标。通过对新王国神庙主轴方位的重新测算，他指出主轴与冬至日出的吻合度最高，构成最可能的天体参照；而长期被与萨蒂特女神相联系的天狼星（Sothis），在地平线高度上并不匹配主轴，仅在南侧柱廊所形成的局部视域中存在被“框取”的可能。结合辛努塞尔特一世的修缮铭文，他将神庙诠释为宇宙时间、建筑形制、神圣地景与仪式行为交汇的物质界面，并强调分层辨析各类证据、保持结论可复现的方法论意义。他特别说明，ACT并非古埃及固有的范畴，也没有预设一套普适的神庙定向体系，而是一件用以检验天文、建筑、考古与文本诸种证据是否呈现“有限而有意义之结构性一致”的方法论工具；就萨蒂特神庙而言，现有证据支持一个较强的“太阳假设”与一个明显较弱的“恒星可见性假设”。

Noémie Lecroq（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关注古埃及丧葬文本与神庙祭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她以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3世纪为考察时段，指出在这一时期奥西里斯崇拜显著扩张，作为“复活之神”的奥西里斯成为沟通死者世界与神祇世界的中介：一方面，奥西里斯的祭仪被改写以服务于死者；另一方面，丧葬文本也被抄写到神庙、尤其是奥西里斯圣所的墙壁之上。她通过比对埃斯纳神庙的克努姆颂歌与莱顿纸草T 32等丧葬文本中高度相似的“内脏各归其位”等表述，揭示同一文本在不同语境中的挪用与改写，并借此凸显祭司在文本保存与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

蒋天浩（上海大学）分三个阶段考察新王国时期塞特形象在王权表达中的演变，指出变化的并非塞特的神格本身，而是王权依政治现实对其既有面孔的选择与放大。第十八王朝突出塞特作为“两主”之一、与荷鲁斯共同构成王权双重性的面孔，并以其“力量”（phty）彰显王者勇武；这既为第十八王朝驱逐希克索斯、重新统一埃及后的合法王权张本，也契合图特摩斯三世时代帝国扩张的现实需求。第十九王朝出身三角洲军事家族的埃及国王，则在塞特身上叠加外来神祇（如巴力）的形象，并将其“力量”制度化：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埃及与赫梯之间发生的卡叠什之战，埃及四个军团之一即以塞特命名，至美楞普塔统治时期塞特已成为明确的“赐胜之神”；究其原因，是因为第十九王朝的新都拉美西斯城本以塞特为主神，三角洲地区又聚居大量亚洲移民，埃及又与赫梯长期交战。至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二世以后的新王国后期阶段，埃及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塞特转以“秩序守护者”的形象出现，此前仅见于《棺文》《亡灵书》的塞特“太阳船首矛刺阿波菲斯”主题首次进入王室神庙浮雕。

梅雪容（上海交通大学）以古埃及猫科女神为研究对象，梳理玛弗黛特（Mafdet）、塞赫麦特（Sekhmet）与巴斯特（Bastet）三位女神的层累演变与功能分化，并追溯猫从驯化到神化的历史轨迹。她引入中国文学与人类学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主张打通传世文献、出土文物、古代图像与活态跨文化民俗仪式四类材料，以克服以往研究偏重单一证据、方法陈旧的局限。她进一步将埃及猫科崇拜置于跨文明视野下，与美洲的美洲豹崇拜、北欧与希腊神话中的猫等相比较，指出埃及三位女神拥有清晰的发展脉络、明确的职能分工与完整的人格化神话体系，从而与其他文明中作为图腾或附属象征的猫科崇拜相区别。

Timothée Fouquet（巴黎文理研究大学）聚焦塞易斯王朝时期（第二十六王朝）埃及祭司群体的招募、等级与组织。他以底比斯卡尔纳克为核心，兼及塞易斯、孟菲斯、赫里奥波利斯、阿拜多斯等主要神庙，运用人物谱系学（prosopography）方法，在近千件行政、经济与文献材料的基础上重建祭司的家族背景与职业生涯。他重点解读布鲁克林神谕纸草与莱兰兹世俗体纸草，揭示了祭司职位的世袭、转让乃至买卖，以及“以收入分成换取代行大祭司之职”等鲜见于其他材料的现象，并结合其参与卡尔纳克塔哈尔卡建筑及奥西里斯圣所的实地工作，展现塞易斯祭司制度的运作实态。他已整理出约960件相关文献，并按城市与职务加以系统编排，力图在与更早及更晚时段的比较中，辨识塞易斯时代祭司制度的延续与创新。

二、王权、行政与社会生活

本专题的三场报告围绕王权表达、精英身份与国家治理展开，勾勒古埃及社会运行的不同侧面：无论是一种饮品、一段仕途还是一桩案件，都可成为观察古埃及权力结构的切口。

马超（东北师范大学）以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之子哈姆瓦塞特为个案，剖析其“王子—普塔大祭司—圣化人物—魔法师”多重身份的形成与重构。她指出，在阿蒙祭司集团权势膨胀的背景下，拉美西斯二世通过任命王子出任孟菲斯普塔大祭司来加以制衡；哈姆瓦塞特借助王子与大祭司的身份、以及主持拉美西斯二世塞德节、修缮古代王陵、在塞拉皮雍营建阿匹斯圣牛葬所等活动，逐步强化自身与神圣的关联，完成向“圣化人物”的转变，对他的尊崇一直延续到后期埃及。到希腊罗马时期，随着崇拜渐息，哈姆瓦塞特又在世俗体文学中被重塑为通晓咒语、掌握秘密知识的魔法师形象。马超由此揭示，多重身份的层累背后是宗教、政治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复杂互动。

何鑫博（上海大学）考察了古埃及进口葡萄酒的“社会生活”。他指出，葡萄酒因其血红的色泽、令人陶醉的特性与甘醇的口感，在世俗与宗教两个层面都成为王权的标志；而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与爱琴海世界的进口葡萄酒，凭借更佳的风味与更强的神秘色彩，拥有格外丰富的社会生命。它不仅是象征精英身份的奢侈品，也被纳入军事补给体系以支撑埃及的对外战争，更以贡品的形式进入政治外交领域、成为王权的象征。何鑫博认为，进口葡萄酒的生命轨迹既与古埃及国家的演进同步，又串联起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之间的文明互动。

闫可薏（上海大学）探讨新王国底比斯盗墓案审理与行政变革之间的关系。她首先梳理底比斯西岸集王陵、精英墓葬、祭庙与神庙机构于一体的行政空间，及其由宰相、西底比斯市长、麦地那工匠村构成的层级管理结构，指出在正式制度之外还存在基于人情与利益的非正式网络。通过分析拉美西斯三世、九世、十一世统治时期的重大盗墓案，她勾勒出底比斯行政体系的渐变：从王权仍能纠正官员不法的阶段，到司法调查逐渐演变为官员之间政治斗争的阶段，再到调查沦为重组政治权威、再分配经济资源之工具的阶段。她认为，盗墓案的意义不止于打击针对王陵的犯罪，更折射出晚新王国国家权威由王权主导向多方政治集团与利益网络主导的深层转型。

三、古代地中海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

本专题的四场报告将视野拓展至埃及以外的近东与地中海世界，聚焦国家治理、外交博弈与跨区域互动。

冯简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赫梯中王国晚期的马沙特（Maşat）边区为个案，考察赫梯国王对边区的军事集权。所谓“边区”（March），是赫梯为治理周边缓冲地带而设立的军政单位。他指出，边区制度虽便利了国家对周边地带的治理，但边区长官相对集中的权力也对王权构成潜在挑战。图特哈里三世一方面任命新的军事官员以分割边区长官的职权，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管辖上形成制衡；另一方面垄断誓言与军事占卜等神圣权力，并通过亲征与巡查实现“王之在场”，从而对边区军务施加直接而强力的个人控制。他进一步以塔尔浑塔沙附庸国的潜在对抗相对照，指出早期国家对边缘地带的实际控制，实为制度发展与治理成本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

孙雅雯（天津师范大学）以晚青铜时代黎凡特城邦乌加里特（Ugarit）为例，探讨多极体系中小国的外交策略与能动性。她指出，地处黎凡特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既是赫梯的附庸，又与埃及、阿拉什亚（塞浦路斯）等保持商贸与外交往来。基于拉斯沙姆拉等地出土的楔形文字与字母文字文献，她重建了乌加里特宫廷的三重策略：在附庸框架内就臣属条件讨价还价的“附庸策略”、维系多元对外关系的“平衡策略”，以及体系性危机中二者的失效。她以尼克玛杜二世主动归附赫梯、与苏皮鲁流马一世签订附庸条约为关键起点，具体展现乌加里特如何在条约框架内就贡赋讨价还价、如何借宗主的司法权化解领土纠纷乃至压制内部政敌，将本应“绝对效忠”的义务转化为契合自身利益的“有限效忠”。她强调，小国的能动性不能被化约为对宗主的顺从或反抗，而是一个从防御性讨价到主动利用宗主权威的行为光谱；然而这类策略的成效，根本上依赖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当赫梯在晚青铜时代末期走向衰落、无力履行保护义务、反而不断征调乌加里特的粮食与船只时，长期的策略性依附终使其丧失自保能力，约公元前1192年以后，乌加里特城毁而废，其精巧的生存博弈，最终在废墟前化为纸上筹谋。

石乙木（利物浦大学）研究古巴比伦时期马里（Mari）王国预言的制度化。她认为，马里预言并非边缘的宗教现象，而是嵌入王权与国家治理之中的、制度化的政治沟通机制。泰勒哈里里出土的20000余块楔形文字泥板，为阐释这一机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基于 Nissinen “预言即传播”的理论模型，她将预言的运作解析为神启、口头宣示、书吏转录、王室或祭仪接收四个阶段，并结合马里文献细致辨析 āpilum、muḫḫûm、assinnu、qammatum 等不同类型的预言者及其性别、所属神祇与仪式情境——例如 āpilum 更像主动向神发问的“应答者”，muḫḫûm 则因神灵附体而入迷狂。她还注意到，预言者的身份常与专司之神及神庙紧密绑定，其名字甚至出现在王宫纺织品等物资的分发名单之中，表明预言活动被制度性地纳入官方体系，而非游离于王权之外。相形之下，普通人凭梦境获得的“非专业预言”门槛极低，却须经正式占卜确认方能生效。她既肯定该模型对理解马里预言机制的启发意义，也提醒马里预言尚处“制度化的早期阶段”，其档案化程度远不及新亚述时期，模型的适用性需结合具体史料加以评估。

李姗蔚（巴黎文理研究大学）聚焦早期铁器时代莱夫坎迪（Lefkandi）墓地出土的东地中海物品（Orientalia）及其在丧葬语境中的社会意义。她指出，“Orientalia”涵盖塞浦路斯青铜器、黎凡特陶器、圆筒印章、象牙、费昂斯护身符、石制砝码等产地与用途各异之物，只是一个描述性标签，而非具有单一固定意义的类别；其核心追问在于：这些外来物品在莱夫坎迪的墓葬中是否扮演相同角色。通过比较四组墓葬语境，她给出否定的回答：早期外来物品零散出现，仅表明当地已进入跨区域交换网络；图姆巴（Toumba）中心墓则以年代久远、几经再用的青铜瓶与金饰营造出“类传家宝的时间深度”，赋予死者超越当世的奠基性权威；晚近的儿童墓中，费昂斯圣甲虫等小型护身符更多指向身体保护与对夭折的处理；而 79 号墓将武器、进口器物、印章与16件石制砝码刻意组合，塑造出兼具战斗、航行与交换的“海上身份”。她强调，这并非从“传家宝”到“海上身份”的单一线性演变，而是多种功能并存；在仍以中心墓与集体记忆为轴心的墓地中，后期的随葬组合得以表达更具体、更个体化的身份。

四、数字人文与古文字研究的新技术

本专题的两场报告立足数字人文，展示数据工具与人工智能方法为古代文明研究带来的新可能。

文榕涵（莱顿大学）针对人文学界“网络分析理论不断推进、编程门槛却居高不下”的现实困境，介绍其开发的 Easy Network 框架。他从“数据管理作为研究基础设施”出发，援引 FAIR 原则（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复用），并以关系型数据库与“网络思维”相结合的思路，将清单式的著录数据经由 SQL 查询引擎转化为可比较的“器物网络”与“遗址网络”。该框架支持在器物与遗址两个层面进行相似度分析（采用 Jaccard、余弦、Bray-Curtis 等度量）与交互式可视化，并给出书信往来网络、墓葬研究等埃及学应用示例。工具已开源并在线发布，旨在降低技术门槛、拓展研究潜能。

褚珈韵（上海大学）展示了一套面向密集圣书字的端到端 OCR 系统。她指出，圣书字文献大多以照片而非可检索的编码形式存世，使得一切语料库规模的问题都无从谈起。该系统覆盖约1090个加德纳符号类的全字库，能够切分彼此触连的符号、恢复二维方块（quadrat）的阅读顺序，并借助合成数据引擎与“学者在环”的校正循环应对极端长尾的稀见符号。针对古文字评测样本小、易受数据泄漏干扰的问题，她提出一套永久冻结、审计泄漏、零回归的评测协议：域内识别的 top-1 准确率约91%、分割 F1 约95%，在从未训练过的跨语料材料上 top-1 约66%（作为保守下界）。她强调，之所以将评测基准永久冻结并逐版审计泄漏，正是为了确保准确率的提升源于真正的泛化能力，而非对测试样本的记忆。这一系统让海量的圣书字记录首次得以逐符检索，为文字形态演变、书吏习惯、拼写分布等宏观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

日内瓦大学教授 Dominique Lefèvre 作大会总结报告。他指出，留存至今的文本与图像只是历史原貌的极小一部分，研究者当在浩瀚的未知面前保持谦卑，却不必气馁。他由此串联起数场报告：近东“边区”的治理，激发起对埃及新王国如何组织帝国的追问；人类学的“物的社会生命”启发人们追踪物品在文化间的流通与演变；对塞特、哈姆瓦塞特等形象的长时段考察，实质是理解它们如何嵌入不断变动的人类记忆；马里预言的政治运用则提醒我们，以往对“预言”的理解长期为《圣经》传统所塑造，埃及之外的材料恰可为“埃及如何借神谕强化政治决策”提供新参照。他还强调，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是加速研究的辅助而非人之思考的替代，数据入库前的初步阐释与出处判断尤须审慎。

综观14场报告，本届论坛大致呈现三个层面的关切：其一是对古埃及文明本体的深耕，涵盖神庙与宇宙秩序、神祇形象、王权表达、祭司组织与行政治理；其二是将埃及置于古代近东与地中海的广阔网络之中，从赫梯、乌加里特、马里到东地中海世界，凸显跨文明互动与比较的视野；其三是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等新方法的引入，为古文字识别、关系网络分析等传统难题提供了新的工具。三者相互呼应，既见微观个案之扎实，亦见宏观视野之开阔。

在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各专题的核心议题继续交流切磋。最后，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闭幕。与会青年学者一致认为，本届论坛为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方向的埃及学与古代近东研究新生力量，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彼此评议、相互启发的学术平台，加深了中外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友谊，为中外埃及学研究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