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去世16年后，其子接受采访时透露：其实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1986年春末，病榻上的陈永贵叮嘱家人整理旧物时，有意无意地把一只缝补多次的布包放在枕边。谁也没料到，十几年后，这只布包的故事竟会再度成为舆论焦点。2002年深秋，记者在昔阳县大寨村里采访陈永贵的长子陈明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份遗嘱后来动了笔，并非外人能看出来的。”这句轻描淡写，将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那段波澜壮阔而又温情的岁月。

追溯陈永贵的来路，要从1921年说起。那一年，他出生于昔阳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9岁丧父，家里靠他去地主家打短工维持生计。没人想到，这个常年赤脚踩着黄土地的孩子，最终会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外人看来，他的脾气温吞，可骨子里却硬得像太行山的石头。饥荒年，他挑粪翻地，没日没夜；雨季里，他扛着土筐抢修梯田，手上满是血泡也不肯停。

1945年抗战胜利，土地改革的消息传进大寨。分田的那天，他只要了两亩薄地，却把多出的房舍让给了孤寡邻居。有人不解，他笑答：“多吃一口粮，不抵大家都能吃饱。”这种话，在战乱初定的年代听来像傻话，可村里人记住了。三年后，党支部发展他入了党。那一年他27岁，认字不多，却能把“人民”二字写得端正挺拔。

1953年元旦，村里击鼓吹笙，推举他当大寨村党支书。上任第一天，他站在虎头山脚下，只说了一句：“石头也能种粮。”自此，全村夜以继日凿坎修梯，挑土垒坝。到了1958年，山坡披上绿装，亩产翻番。可好事没撑太久，1959年全国大旱，始建的梯田裂开缝。陈永贵带头挑水，一担五十斤，一天跑十几趟。有村民忍不住问他为何不去公社要救济，他摇头：“咱得先靠自己。”

1962年，大旱才退，水土流失又逼上门。大寨人用石块拦沟筑坝，拴上铁丝网，再种草护坡。三年苦战，庄稼挺了过来。偏偏天公不作美，1963年秋连下七昼夜暴雨，稻黍被淹，房屋倒塌，半个村子窝在祠堂。有人灰心丧气，他提着马灯挨家劝：“冲走一茬苗，再种一茬，只要人没被冲走。”说完他第一个下地排水，众人默默跟上，那股子劲撑过了最黑的夜。

1964年底，北京来了电报，让他去参加三届人大。他穿着洗到发白的粗布褂子坐火车，一路上把《新华字典》翻得卷边。会议间隙，他很少发言，却专挑“农肥、梯田、蓄水”几个词写在小本子上。毛主席接见代表时问：“大寨今年粮食怎么样？”他腼腆地答：“亩产八百多斤，再闯一闯还能高。”会场响起掌声，他脸涨得通红。

1975年，第四届人大闭幕，国务院公布新一届领导班子。12位副总理中，最朴素的那一位就是陈永贵。授任前夜，他站在中南海招待所的小院里，望着路灯下的杨树影发呆。周总理曾半开玩笑地劝他：“离开黄土半年，心里会痒的。”他坚持不迁户口，不拿高薪，只领一份普通工资单，周总理颔首同意。进北京第二天，他照常穿旧军大衣去菜市场打听白菜价，把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

时间推到1980年，陈永贵已深感力不从心。咳嗽日渐加重，每晚咯血，仍不离办公桌。夏末，他托儿子陈明写辞呈：“我还是懂地，国家需要我种地。”不久体检发现肺癌晚期。转入301医院，他把病房窗子开到最大：“要闻土味。”医生无奈，只能多加棉被。病榻旁，他开始盘点家底。全部积蓄不过8000元，分两只布袋放着。“这些钱，是咱家命救出来的。”妻子李存娥数着钞票，眼圈通红。

夜深人静时，陈永贵叫来妻儿，口述遗愿：一半交作党费，一半留给孩子读书。第二天，他又把长子叫到床前，低声说：“再改一条，记着，给大寨修水窖，留点种子钱。”陈明答应下来。笔尖刚落墨，父亲虚弱笑了笑：“别声张，等我走了再说。”这便是那份“改过”的遗嘱的来历。

1986年3月26日，清晨五点，陈永贵安静离世，终年65岁。骨灰按其遗愿撒在虎头山南坡。大寨人排起长队，捧着泥土送别他。随后，3000元学费照数给了三个孩子，其余5000元，一分不少，全数上缴作党费。唯独那加笔的“修水窖”一项，被家人默默完成：1990年冬，一座新式集雨窖在村口落成，取名“永贵泉”。没有剪彩，没有碑文，却解决了三十多户常年吃水难题。

岁月流转到2002年。对外极少发声的陈明面对镜头，道出了父亲改遗嘱的缘由：“他怕我们手里没钱办窖，临终添了那句。可又担心组织上说他私心，就让我别外传。”记者再问细节，陈明只是摆手，说父亲生前最怕别人拿他当“高干”，更怕儿女走后门。他留下的，不只是荒山改梯田的丰碑，更有一份宁愿清贫也要守规矩的家训。

大寨的土墙已换成砖瓦，新修的柏油路直通村口。村里老人偶尔还提起当年挑水的夜，笑里带泪。有人感叹，如果没有那场肺癌，老书记也许还能再带大家干上几年；也有人说，正因为生命有限，他才在有限的日子里拼尽全力。如今谈遗嘱是否改过，答案已不重要，那不过是他对家乡、对子女、对集体的最后盘算。最难改的，是他骨子里那股信奉“先乡亲后自己”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