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妈（十七、十八）

我的老妈（十七）
我爸跟我妈做同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出现在我妈家老宅，
那时他们还是普通同事，
后来我四姥爷喜欢上了这个英俊小青年，主动约我爸谈天儿、聊戏、喝小酒，
这一切都跟我妈没关系，只是四姥爷宅在家里没有能谈得来的同辈和后辈，没有能解闷的人，遇上我爸是缘分。

我妈有她自己的事儿要忙，社交活动也不少，经常不在家，
我爸的出现给这个家带来了生气，成了我妈的弟弟们、堂弟堂妹们、表弟表妹们的偶像，
最后还是我爸先动了心思，开始约我妈看电影，到我妈住的小跨院坐坐，
如果我妈不在家，他看见有洗好晾干的衣服就会给熨平叠好，不声不响地就走了，
我爸的生活简单、随意，平生只执着于这一件事儿——熨衣服。

认识了这么多年，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家里老大都能打酱油了，老二、老三满地跑了，
我妈觉得自己也该结婚了，就是“他”吧，再找别人也麻烦
那一年我爸30，我妈还差两个月28。

我妈觉得自己的责任已经差不多了，
我大舅早就结婚了，从山里调到了阳泉市里的中学教书，有了大儿子，
三个弟弟也都有着落了，
大弟弟参加工作了，二弟弟上大学了，小弟弟也长大成人了，
我姥爷也结束了“劳改”，回家了。

我姥爷回到北京时用了好几年时间来调整自己，在书房里看书写字，连门都不出，
所以我爸跟我妈的家人都熟悉，除了我姥爷，
我姥爷对我妈的婚事极不赞成，我姥爷觉得我爸结过婚，还有两个儿子，对我妈来说太委屈了，
而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是他这个父亲耽误了女儿，
这个唯一的女儿，从小被他带在身边、呵护备至，是他最亲近的孩子，
姥爷是发自内心的痛，本能地想阻止，觉得我妈应该有个更好的归宿。

于是，姥爷给大舅写了封信，把大舅叫回了北京，
姥爷对大舅一直都很有意见，对大舅的感情也不如跟我妈那么深，
大舅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跟父亲比较疏远，而且他怕父亲，
大舅回北京，姥爷首先表达对长子的不满，觉得他没有责任心，对家里的事儿视而不见，只顾自己的理想和小家，
我姥爷认为大舅去山西就是想离家远点，把烂摊子甩给我妈，造成了我妈快三十岁才考虑个人的事儿……

大舅不在北京，跟我爸没见过几次，
所以家里两个跟我爸最不熟悉的人，联合起来反对我妈的婚事。
大舅先找我妈谈话，他俩是一奶同胞，心里互相的牵挂跟其他人不一样，
大舅跟我妈了解了我爸家里的情况，
我妈只知道早就离婚了，有两个孩子，其他没问过，
大舅劝我妈要慎重考虑，他的心思跟我姥爷差不多，
我妈是他唯一的亲妹妹，替他担起家庭责任，他心里是有愧疚的。

大舅决定找我爸谈谈，
大舅跟我爸同岁，都是读书人，说话都很“委婉”，
据说他俩谈了一晚上，内容没人知道，
大舅是书香门第的后代，又是语文、历史老师，不太可能说难听的话，
我爸是“理亏”的一方，就只有听着的份儿。
大舅主要是让我爸“交代”第一段婚姻的情况，
我爸拿出了两张纸，一张离婚协议，一张关于两个儿子的抚养协议。

离婚协议是我爸的前期跟他在北京离婚时候的，
儿子的抚养协议是我爸离婚后，奶奶在老家叫来县里的领导见证，把我爸的两个儿子给“分”了，全都成了跟我爸没关系的人。

我的大哥过继给七爸（我爸的七哥），奶奶把老房子的大部分给了七爸，很小一部分留给我爸，其实就是留给我大哥，
家里的铺子也由七爸继承，
奶奶活着的时候一直带着我大哥，除了我大哥，奶奶没照顾过任何一个孙辈；
二哥过继给了天津的大姑，走的时候给大姑父五百大洋，还在二哥的口袋里放了十块钱，
二哥改姓，入了大姑父家的族谱。

奶奶是个大字不识的乡下家庭主妇，有点后悔当初的决定，
让已经身在京城的最小的儿子娶了乡下媳妇，还被媳妇给“休”了，
为了让我爸能心无旁骛地在北京发展，老太太自己出面摆平了一切，
两个儿子在法律上都是“别人”的孩子，跟我爸没关系，
我爸根本就没有我奶奶的两把刷子，他脑子里不装家里的事儿，媳妇跟他离婚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我爸都交代清楚了，我大舅跟姥爷也汇报清楚了，
我姥爷虽然不满意我爸，但他很理智地把握住了分寸，避免以长辈的身份直接面对我爸，让我大舅这个平辈的兄长出面，
姥爷担心如果家长冲在前头，气头上说的话收不回来，心里就会有嫌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妈夹在中间难做人，
最后姥爷和大舅都尊重了我妈自己的选择，淡然平和地接纳了我爸，并没有另眼看待。

要论心胸，我姥爷和大舅都没的说，我姥爷虽然跟我爸保持距离，但自从我妈结婚就不再提以前的事儿，也不会给我爸脸色看，没把我爸当外人，
我大舅来北京出差、探亲，都会来我家坐坐，跟我爸一起喝酒、谈笑，相处得很自然，我从小就觉得大舅的内心更平和。
倒是我爸有点小心眼，虽然对姥爷一直都很尊重，但心里有忌惮，
我爸对我大舅那是一百个看不上，有机会就揶揄几句，说我大舅是“没上过战场的志愿军英雄”，完全没有北京大少爷的做派。

我的老妈（十八）
我爸和我妈结婚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物资极度匮乏，
托人买了五斤杂拌儿糖，几包“大前门”，分给同事和朋友们，没有仪式、没有喜酒，
那时奶奶已经去世了，我爸把爷爷接到北京，
我姥姥、姥爷、四姥爷，加上我爷爷和我爸妈，一共六个人在家吃了一顿饭，算是结婚了。

他们的婚房就是我妈原来的闺房，那个小跨院，
没添置什么东西，我妈睡的那张席梦思是黑色的，已经斑驳了，
我爸跟朋友要了一桶紫红色的油漆，重新刷了一遍，
我姥姥做了两床新棉被，同事们凑份子送了两个暖瓶，一个洗脸盆，就这些。

我爸和我妈一致决定就要一个孩子，
他们两家的孩子都太多了，而且我爸还有两个儿子，虽然名义上过继给别人了，
但那是我奶奶为了我爸的前程，深谋远虑的结果，
我妈不能当他们不存在，所以一个孩子足够了。

结婚的时候，我妈跟着爸先回老家见家长，看望我大哥，
奶奶虽然去世了，但七妈（七伯母）对他视如己出，我大哥在七妈心里排第一，自己的儿子排第二，
我妈送给七妈一块女士腕表，虽然不是新的，但在乡下是贵重物件，算是一种摆脱，
然后把爷爷接到了北京。

婚后不久又去天津看望了大姑、大姑父和我二哥，
我妈带了两枚镶宝石的金戒指，一枚送给大姑的大女儿，我的大表姐做嫁妆，
一枚交给大姑，让她留着给二哥。

我妈觉得奶奶的安排是老人家的事儿，无论如何这两个孩子都是我爸的血脉，
至今我都觉得如果换了我，可能做不到这份儿上。

我妈跟我爸两个人工资不少，我爸是科长22级，我妈23级的科员，如果就我一个孩子生活很轻松，
但我妈觉得既然够花，就别亏待了我大哥二哥，从结婚开始我妈每月给我两个哥哥各寄10块钱，直到他们参加工作，即使“文革”期间那么困难了都没断。
我妈自己亲生母亲早逝，对没亲妈的孩子有天然的怜惜，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帮一把，这也是我爸一辈子让着我妈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爸和我妈是两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人，从生活习惯到为人处世天差地别，
我妈一生都在努力让所有人满意、吾日三省吾身、不说错一句话，我爸从不介意别人的想法、从不纠结对错；
我妈经常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我爸要把复杂的事儿简单化；
我妈说一句话能绕出八里地，从来不直说，我爸肠子里没有一个弯儿，多说一句都觉得是废话；
我妈慢性子、我爸急脾气；
我妈大小事儿都得掰扯清楚了，我爸觉得大概就好；
我妈事无巨细，我爸大大咧咧……
他俩吵吵了一辈子，基本是我爸先挑起战火，最后我妈赢，
我妈总说，她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爸又高又帅才愿意跟他聊天，后来发现相貌是最没用的，
他俩能过了一辈子是奇迹，也是必然。

1962年我出生了，成了大家族的团宠，
我大舅家的大表哥大我一岁，虽是长房长孙，但不在北京跟家里亲戚都不熟，
我这辈儿的孩子只有我在那个大院里长大，直到“文革”。
我小时候还没断奶就被我妈送去单位的托儿所，上班顺路送过去，中间喂奶时间去看看，下班再接回来。

那时候抓革命、促生产，周末、假期我妈加班、托儿所不加班，我就东院吃完、西院吃，
大一点了，爬树、捞鱼、欺负猫，大家都当乐子看没人管我，长得好看的孩子总会被原谅，
再大一点儿我就去了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全托的幼儿园，周末才回家。
我爸虽然人长得帅，但是一点儿都不油滑，本本分分的，
他的师傅亦师亦友，情同父子，
我爸勤奋、好学，阳光、正直，单位领导也很赏识，
大家都欣赏他那种待人诚恳有礼，又不卑不亢的劲儿，
那时单位总有名人、学者来题字，搞活动，都是派我爸伺候笔墨，打下手，
我爸“文革”前就是科长了，这些都是我奶奶的功劳。

到了“文革”，我姥爷再次受到冲击，不动产没收，家也被抄干净了；
我爸因为受我妈家庭出身牵连，被降了一级，没了科长头衔，工资也少了十来块；
那时学生们都在“大串联”，各单位都停摆了，在批这个批那个，
我爸和他师傅两个人没有被批斗、下放，因为官儿太小，不够格，
被派去整理抄家物资，整理抄家抄来的书籍，
工作地点在广安门附近的一个大庙里，只有他们师徒俩。

师傅是旧式知识分子，京城大家的公子，早稻田大学毕业，京剧“名票”，
是我爸的偶像，那种处变不惊、淡定从容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爸，
师傅在黑暗中有能力做自己的光，不但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徒弟，
他们负责登记造册，成套的整理出来，古籍善本放一边，各种语言、各种学科、各种门类的都要区分出来，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因祸得福，好像外面发生的一切都跟他们没关系，大庙就是他们的避难所。
师徒二人在大庙里互相交流找到的“好书”，只谈爱好，不谈局势，
我爸经常看到书的扉页上有大学者的手书和签名，也有页面空白处留下的读书笔记，
让他跟那些曾经顶礼膜拜的名家巨匠有见字如面的感觉，
我爸是幸运的，在乱局中有师傅引领，偏安一隅，有喜欢做的事儿，有心灵的寄托，在夹缝中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