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不犯蠢，才是最好的外交政策原则。愚蠢往往对理性和证据免疫。它之所以危险，在于会诱使人主动放弃批判性判断。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曾说，愚蠢可能比邪恶更危险。邪恶多少带着某种自觉，甚至带着狡黠，因此尚可应对；而愚蠢会对事实和理性产生“抗体”。愚蠢是一种以权威姿态否定理性的方式。
2016年4月，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提到巴拉克·奥巴马的一句话，后来这句话几乎成了一种外交政策原则：“美国总统的首要职责，是不要犯蠢。”这句话听起来或许过于口语化，不像是在概括一项国际战略，但它背后其实有更复杂的含义：权力并不意味着凡是能做的事都要去做，而在于分辨何时行动带来的问题会多于收益。
戈德堡在文中先提到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2013年在美国国务院条约厅发表的一次讲话。主题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对平民发动的沙林毒气袭击。大马士革郊外有1400多人死亡。惨状显而易见，华盛顿内部要求军事惩罚叙利亚政权的压力也几乎难以抵挡。
当时，白宫内部存在两种立场。奥巴马的幕僚长丹尼斯·麦克多诺明确警告军事干预的风险；克里则主张必须采取行动。他说：“正如历史上其他时刻一样，当我们有能力阻止骇人罪行时，总会有人警告我们，不要被那种转身不看的诱惑所左右。”一年前，奥巴马已经就叙利亚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划下著名的“红线”。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不进行军事干预。
这一决定至今仍是政治和战略层面的争论焦点。反事实推演总是最舒适的地方，仿佛每个战后将军都知道如何打赢那场自己曾经输掉的战争。有人认为这是战略谨慎，也有人视其为软弱的表现。但这项决定背后的逻辑，是避免让美国再次陷入一场结果难以预料的中东战争。阿萨德当时并未倒台。他一直掌权到2024年12月，最终在反对派各派武装发动攻势后下台，那个看似难以撼动的政权也随之垮台。
10年之后，这条带有奥巴马色彩的原则似乎已被束之高阁。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看上去更像是被一种完全相反的原则所驱动：以热情洋溢的方式犯蠢，把它当作外交政策的推进器，甚至当作所谓“战略性”的燃料。现有迹象早已表明，2026年军事卷入伊朗将付出巨大代价。
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种种离奇主张：吞并格陵兰、暗示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又一个州，以及其他把地缘政治混同于真人秀节目的念头。愚蠢恰恰有这种能力：把不过是失言和冲动的东西，伪装成战略决断。似乎还嫌证据不够，7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合作协议，即所谓“123协议”，将允许向沙特王国转让美国核技术。
这一决定再次打击本已削弱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在全球最不稳定地区之一树立了一个尤其危险的先例。如果华盛顿放松自身的战略限制，今后要再要求其他有意发展核能力的行为体保持克制，只会越来越困难。假如唐纳德·特朗普多少听进一些巴拉克·奥巴马的话，他今天本可以处在更稳固的位置。说到底，一个朴素得近乎常识的道理是：好的外交政策，首先要避免犯蠢。它未必总能保证成功，但几乎总能避免不必要的灾难。
问题在于，这种谨慎似乎已不再被视为美德，反而成了缺点。愚蠢会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恶习被当成美德，盘算和谨慎反倒成了毛病。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其影响的许多其他行为体的政策，越来越不像是基于国家利益满足的战略计算产物，而更像是一连串冲动、直觉、突发奇想和任性展示。也许，国际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却越来越不讲求精细判断，而愚蠢对此再清楚不过。
作者：塞萨尔·尼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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