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之战：柴荣违背了一切军事常识，为何却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一场战役中，如果一位统帅不停地违背军事常识，那结果会怎样呢？

大概率是不好的。

然而，五代十国时期的高平之战，却是一个例外。

此战中，柴荣违背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原则。

最终，他却赢得了五代时期最辉煌的一场决定性胜利。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人读史读到这一节时，常常感叹：柴荣似乎就是猛得出奇，且运气好到爆棚，是有“天命”才赢得的胜利。

那么，柴荣真的只是靠勇气和“天命”，才能在违背各种军事原则的基础上赢得胜利的吗？

当然不是！

来势汹汹的北汉：刘崇精准掐点，五代最危险的时机来袭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最凶险、最不讲规矩的时代。

政权更迭快得像走马灯，兵变篡位更是家常便饭。

而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刚刚继位的这个节点，就是整个五代最危险、最容易被趁虚而入的时刻。

北汉主刘崇，正是看透了这种局势，才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战争。

他的判断非常务实，其行为也非常“符合军事常识”。

1、 新君初立，根基未稳；

柴荣只是郭威养子，皇位合法性先天不足。郭威旧将遍布朝野，谁会真心服一个没军功、没威望的养子？

2、柴荣从未领兵，军中无人心服；

柴荣在上位之前，经历还算丰富，但是，他并没有长期带兵，更没有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一场大战！

在“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时代，他是镇不住手下那些骄兵悍将的！

3、北汉最后的机遇；

北汉地盘小、国力贫，靠契丹撑着。后周经过郭威几年整顿，经济军事实力远胜北汉。

按照正常的实力对比，北汉本应自保，何必大举南下呢？

因为：刘崇知道，这是北汉“光复汉室”最后的机会了。

此时，后汉刚刚灭亡才三年。号召力还不小呢。

当然，后汉的历史，总共也才3年，沉淀的号召力本来也没有多么深厚。

所以，趁着郭威去世，柴荣未稳的机会南下，是北汉“光复汉室”最后的历史机遇了！

4、杀招：直扑腹地！

因此，这一次，刘崇的用兵，其战略非常激进，目标非常明确：“南下中原，光复汉室”。

以常理而言，河东要取中原，一般要先夺取潞州、泽州，也就是今天的上党地区，然后才能南下。

郭威时期，北汉的南下，就主要在泽州、潞州地区用兵。

而这一次，刘崇决心绕过泽州、潞州，直接扑向中原！

只要过了黄河，进入中原后，后周就很可能人心惶惶，发生大的动乱，北汉就可能“光复汉室”！

为了实现此目的，刘崇还联合了辽国，借了辽国万余骑兵。

自石敬瑭借契丹兵灭后唐以来，许多藩镇都畏惧契丹，甚至争取契丹的支持以抗拒朝廷。

如今，如果北汉联合契丹人渡过黄河，那些蠢蠢欲动的藩镇还不“认清形势”，一起“光复汉室”？

从纯军事常识来看，刘崇的判断一点都没错，甚至可以说相当高明——这是最合理、最稳妥、最值得打的一场仗。

只是：对面的柴荣，并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家伙。

违背第一条原则：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面对这一局面，以老臣冯道为代表的一众大臣，都认为：不应该亲征！

他们指出：北汉的兵力并不强大，派出一员大将前去抵抗就足够了。而后周新君刚刚即位，需要留在汴梁坐镇。

可不要以为冯道不懂军事！

冯道虽然不领兵，但是，其在军事战略上的发言权是极大的。

当初，郭威去平定三镇之乱时，还专门向冯道请教方略，并且最终按照冯道提出的“合诸将士卒以临一城”，即各个击破的战略取得了完胜。

郭威那样的老军事家都要请教冯道，何况你柴荣呢？

而冯道的建议，也非常符合兵法：不必君主亲征。选派大将一员，领兵前往泽潞，稳守阻击即可。

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不战而耗死北汉。

一来，这是郭威时期对付北汉的基本套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

二来，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将领能打，君主就不要越界指挥，更不要亲自上战场掣肘。

柴荣从未领兵，没有军功，在军中毫无威信，去前线不仅帮不上忙，反而可能破坏指挥体系。

显然，冯道的主张，完全符合军事常理。

然而，柴荣坚决反对。

他不是不懂军事，而是太懂政治风险。

柴荣清楚：

自己是养子，皇位不稳；军中无嫡系、无心腹；郭威旧将个个功高震主；五代兵变先例多得吓人。

石重贵放权杜重威，杜重威直接投降契丹卖国；李存勖放权李嗣源，李嗣源反被拥立篡位。

柴荣有自知之明：此时的他，无论是在帝位上的合法性，还是在军队中的威望，都比不上李存勖、石重贵。

这个情况下，只要把兵权交给别人，他就是把自己的命、皇位、天下全卖了。

冯道能换皇帝继续做宰相，可柴荣只要一放权，随时可能被推翻。

所以他宁愿违背千古兵法，也要亲自掌兵，御驾亲征。

这一步，看似不懂军事，实则是政治生存的唯一出路。

违背第二条原则：集中兵力而后决战

好吧，既然要亲征，那该怎么打呢？

显然，后周是防御的一方，又是实力更强的一方，他本不要着急，先集中兵力，持重以对，才是上策。

然而，柴荣却再次反着来。

他把军队拆成三路：

1. 中路主力：柴荣亲率，直扑高平；

2. 东路迂回：符彦卿为主将、郭崇为副，从磁州西进迂回；

3. 西路牵制：王彦超为主将、韩通为副，从晋州东北侧击；

而且，实际上，在实际进军中，由于柴荣速度太快，所以，在主力决战时，后军刘词所部还没有跟上来，也就是说：后周的军队被一分为四了！

从军事常识看，这完全违规：

分兵削弱主力；军队一分为四，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前后脱节；由于柴荣进军太快，后军刘词尚未赶到就开战，兵力更少了。

侧翼未到位就开战；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时代，三路合击，很难同时抵达预定战场，从而形成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中路孤军冒进；这个就不必说了，最后就是只有一部分兵力参与了决战，明明总兵力占优势，到最后反而变成以少打多了。

兵家大忌全占了。

然而，柴荣知道：跟军事行动的“第一性原理”比起来，这些大忌都不算什么。

当年，唐太宗与李靖两位战神在聊遍古今兵法后，得出结论：兵法千章万句，其实只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柴荣的“孤军冒进”+“分进合击”，看起来是犯了一堆兵家大忌，但却为柴荣赢得了主动权：在自己指定的战场，指定的时间，与指定的敌人，进行一场指定的主力决战！

1、抢时间：粉碎敌人渡过黄河，制造恐慌的战略企图。

对柴荣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打不打得过对方，而是：还有没有打一仗的机会！

当初，后梁的军力也很强，但是，后唐的军队渡过黄河后，各地纷纷土崩瓦解，后梁很快就灭亡了，几乎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抵抗！

五代这样的乱世，人心实在太难预测了！

刘崇企图在没有拿下泽州、潞州的情况下继续大举南下，目的很明确：渡过黄河，深入腹地，最大限度制造恐慌，引发本就不稳的后周大乱！

如此，如果动荡很大，后周确实可能就覆灭了；而如果北汉没有实现这一企图，能在中原掳掠一番而退，也能沉重打击后周的经济和人心士气，从而进一步动摇柴荣的统治！

因此，必须把北汉军阻挡在黄河以南，避免恐慌扩散，避免更多本就犹豫不决的将领、大臣“看清形势”。

大军迅速到黄河以北决战，柴荣很快就亲自与敌人遭遇，等于是“善意提醒”所有犹豫不决者：别急，要叛变，要联合刘崇，也先等我打完这一仗再说！如果我战败被俘，你们甚至连叛徒的名声都不必承担就投降北汉！

2、急进，使后周得以在有利条件下与敌进行决战。

刘崇本欲绕过泽州、潞州，直接挺进河南，一举灭掉后周。

然而，由于柴荣行动迅速，双方突然在高平遭遇。

如此，北汉军在前临泽州，后近潞州，而两处皆有后周军队把守的情况下交战。

所以，开战时，北汉军实际上是处于被后周军前后夹击的境地中。

如果刘崇一旦战败，难有后续军队支援，几乎全军覆灭。而如果泽州刺史能守住泽州北面阵地，则刘崇归路断绝，很可能成为后周的俘虏！

相反，在此交战，柴荣即便不利，也能进退自如，组织节节抵抗，迟滞敌人前进，等待其他各路援军抵达，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柴荣来不及集结所有兵力就不顾一切的孤军急进，看起来是违反了常识，但却抓住了主动权！

违背第三条原则：虚虚实实，隐己强弱

后周军队迅速抵进，而北汉军尚不知。

因此，双方初次遭遇时，北汉军不知虚实，只好稍退。

而柴荣为了抓住敌人，命诸军急进。

于是，刘崇遂以中军列阵于巴公原，前锋猛将张元徽率领精骑列阵于东面，契丹军列阵于西面，一字排开。

此时，战场上，柴荣兵力未集，少于对手。

一般来说，两军对垒，布阵的核心原则是：虚虚实实，迷惑敌人，隐藏自身强弱。

兵力不足时，要集中精锐、收缩阵线、多设旗鼓假象，让敌人看不清虚实。

但柴荣的做法完全相反：他此时本就兵力单薄，却依然把军队摊成左、中、右三阵，并将自己最精锐的殿前军主力部署于后方为预备队，从而使本就不足的一线兵力更少了。

如此，原本来弄不清后周虚实的刘崇一眼看出了后周兵力不足，他立刻轻敌，甚至当众说：“不用契丹帮忙，我自己就能灭后周！”

柴荣这一招完全违背布阵逻辑，却故意示弱、引敌轻进，把整个北汉军的骄傲心彻底点燃。

这一步，是柴荣的“心理战”。

刘崇此来，就是吃定了柴荣没有足够的军事指挥经验，有轻视之意。

如今，柴荣如此部署，进一步“鼓励”了对手的轻敌！

违背第四条原则：以帝王之尊，逞小校之能。

战斗打响后，后周右翼瞬间崩盘。

樊爱能、何徽所部禁军临阵脱逃，步兵直接投降。

《资治通鉴》记载：周右军溃，步兵千余人解甲降北汉。

全军震动，阵线破裂，柴荣本人直接暴露在北汉军锋前。

以一般的常理，此时，统帅应当从容部署，指挥预备队补上漏洞，稳定战线。

然而，柴荣偏偏做了最疯狂的事：他亲自率领殿前军冲锋！

这在军事上属于绝对禁忌：帅行卒事，以帝王之身冒小校之险。

因为：主帅如果挂了，这仗就完蛋了；而主帅即便没有挂，自己的精力去冲击了，又如何承担起指挥重任呢？

然而，柴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一来，对柴荣来说，他不会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左路崩了，他去补左路，那就是跟着敌人的指挥棒走。

与其去补漏洞，不如我以预备队发起猛烈冲击，让敌人跟着我的指挥棒走！

二来，对柴荣来说，此时，是他“放大招”的时候了！

侍卫亲军，是当时后周禁军的主力。

侍卫亲军大部崩了，敌人正沉浸在胜利在眼前的喜悦中，轻敌之情进一步弥漫了。

在敌人最轻视自己的时候，放出自己最大的杀招，这是取胜的最佳办法！

对柴荣来说，此时他最大的依靠，就是他身后这些新扩的殿前军。

与那些“跟谁混不是混”的老兵油子不同，这些人原本是有污点之人，因为柴荣给的缘故才得以“重新做人”，其命运与柴荣是高度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在柴荣不顾一切地冲进去以后，殿前军自然也是不顾一切地杀了起来。

对他们来说，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

于是，殿前军各自发挥其勇武，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在马全义、马仁禹、赵匡胤等人的冲击下，北汉军一时竟然抵挡不住了。

宿卫将赵匡胤急与张永德各率2000骑，从左右翼奋击，左军白重赞等也率部力战，迅速形成对北汉军夹击之势。

如此，战局逐渐出现了逆转。

契丹的立场：不击堂堂之阵，观望避战，见利即收，见势即撤

北汉的盟友，为何全程不参战？

联军里有契丹骑兵一万多，但他们从头到尾都没真正开打。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契丹军本就不愿打这样的仗。

契丹军队的作战原则，是“成列不战，退则乘之”。

说白了，就是如果对方状态很好，不要硬刚，而要利用自己的机动力优势，在削弱敌人后再打。

所以，开战前，刘崇认为周军很弱，可以一战而胜时，契丹将领认为对面阵列整齐，不可硬攻。

如今，周军势头更猛，契丹军自然更加不会去打了。

而更重要的是：刘崇给了他们不打的理由！

战前，轻敌的刘崇认为靠自己就能打得过周军，又见契丹军反对他进攻，就表示靠他自己就够了。

既然如此，那么，刘崇，你就靠自己吧！

因此，后周杀疯以后，契丹军干脆撤了。

北汉彻底变成孤军。

战役转折：张元徽战死，北汉军心彻底崩塌

这时，刘崇只好搬出自己的神器：猛将张元徽。

此前，正是这个张元徽，直接把后周的侍卫亲军打崩的。

然而，那不是张元徽厉害，主要是侍卫亲军的老兵油子们不想打！

如今，面对杀疯了的对手，张元徽又何能为呢？

激战中，他策马突击，马倒被杀。

张元徽一死，北汉全军失去主心骨。

刘崇连斩杀逃兵都拦不住溃败。

此时，一直很猛的柴荣却停了下来，没有立刻追击，而是等待刘词的后军汇合再围剿。

从柴荣角度看，这是“稳赢全收”。

最终结局：孤军被歼灭，刘崇仅数十骑逃回

不久，刘词的后军到了。

柴荣立刻对利用北汉军发起追击，再次打败北汉军，杀其大将张晖及枢密使王延嗣。

北汉军队丢失弃甲，一败涂地。

次日，后周军至高平，又降北汉军数千人！

刘崇只带几十名骑兵狼狈逃归北汉，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力南下。

后周彻底稳住了国运，柴荣一战立威、收服军心、奠定了统一大业的基础。

结语：柴荣违背的是兵法，顺应的是乱世人心

高平之战，柴荣连续违背了四条兵家最基本的原则：

违背将能而君不御；违背集中兵力；违背虚虚实实布阵；违背主帅居中指挥。

每一条都是兵家大忌。

可他赢了，而且赢得彻底。

因为他明白：书本兵法不能救五代，只有人心、权力、意志能救天下。

柴荣的选择，是顺应五代乱世的生存逻辑，也是中国帝王史上最惊险、最精彩的一次翻盘。

柴荣的不按常理出牌，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这次非常之事，把立国防御战，打成了歼灭战，一战敲掉了北汉的主力和脊梁。

从此，后周可以不必再受到北汉这个死仇的牵制，按照自己的顺序，开始对后蜀、南唐等南方势力用兵。

如此，五代十国的乱世，再次走向了统一的主旋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