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媳妇久居中国返乡探亲，亲戚发问：中国普通人家过得怎么样？

我叫赵平，今年32岁，在济南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我妻子叫阿米塔，是印度人，我们结婚五年，她跟着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年。今年夏天，阿米塔说想回印度看看父母，我就请了年假，陪她一起回去。

阿米塔的家在印度北方邦的一座小城市，离德里不算太远，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她家是个大家庭，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再加上嫂子、侄子侄女，一大家子都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我们到的那天，她父母早早就站在门口等。她母亲一见到阿米塔，拉着她的手抹了好半天眼泪，她父亲则一个劲拍我的肩膀，用一口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欢迎回家”。

当天晚上，院子里的灯全都亮了，嫂子们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咖喱和各种香料的香气飘得满院子都是。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塑料椅子上吃饭，还来了好几个邻居，热热闹闹的。

我之前在印度待过一阵，但每次遇上这么热闹的场面，还是有点招架不住，只能一个劲儿笑着点头。吃完饭大家也没散，都搬着椅子坐到院子中间，有人端来了玛萨拉茶。

这时候阿米塔的大伯来了。他是她父亲的大哥，六十多岁，穿一件白色长衫，戴着老花镜，在家族里说话很有分量。

他坐在我对面，喝了一口茶，笑呵呵地看着我，用英语问：“赵平，跟我们说说中国普通人家现在过得怎么样？你爸妈、你家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他这一问，周围的人一下子静下来，七八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阿米塔坐在我旁边，悄悄捏了捏我的手，小声说让我照实说就行。我笑了笑，放下茶杯，就跟他们聊了起来。

我爸妈住在山东潍坊下面的一个镇上。我爸叫赵长河，今年61岁，以前是镇上的小学老师，教了三十多年数学，前两年刚退休，每个月退休金四千出头。

我妈刘秀英，今年59岁，以前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厂子倒闭后，她就在街边摆小摊卖煎饼，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来年纪大了，腰扛不住，就不干了，现在在家种种菜、养养鸡。

他们住在镇上一套三居室的楼房里，是前些年镇上搞新农村建设时统一盖的，上下两层，还带个小院子。我妈把小院子收拾得特别利落，靠墙根种了一排葱，还有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一小块地安排得满满当当。

院子角落搭了个鸡窝，养了五六只母鸡，每天能捡三四个鸡蛋。我妈总说，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自己养的鸡下的蛋，比外面买的香多了。

我爸退休后也闲不住，在院墙上砌了个小鱼池，养了几条锦鲤，还搭了个小假山，天天蹲在那儿看鱼，一看就是半小时。

大伯听完哈哈大笑，说他也在后院种菜，不过种的是秋葵和茄子。我接着说，我爸妈日子不算富裕，但也一点不紧巴。

我爸的退休金，加上我妈以前攒的钱，老两口一个月能有三四千块的收入。在镇上生活，菜是自己种的，粮食去集上买也便宜，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

他们最大的开销就是人情往来，镇上谁家娶媳妇、嫁闺女、生孩子、老人过世，都要随份子，一年下来得几千块。

阿米塔的妹妹普利亚好奇地问，我爸妈会不会玩手机、用微信。我说当然会，我爸退休后，智能手机玩得比我还溜。

他有个老同事群，天天在里面聊天，谁家儿子升职、谁家闺女考上研究生，他第一时间就能知道。他还学会了网购，前阵子自己在网上买了个杂牌子电动剃须刀，用两次就坏了，气得不行。

我妈说他乱花钱，俩人还拌了几句嘴。结果没过两天，他又在网上买了个按摩枕，说是给我妈治腰疼的。我妈嘴上说他乱花钱，可之后天天都在用。

普利亚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中国连老人都能在网上买东西，太厉害了。我说这在中国太常见了，别说镇上，就连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也会用手机买东西，快递直接送到村口的小卖部，特别方便。

大伯又问我爸妈身体怎么样，看病方便吗。我说他们身子还算硬朗，我爸有高血压，天天吃药控制着；我妈腰不好，是老毛病，不能久站。

镇上有卫生院，一般头疼脑热都能看，真遇上大点的毛病，就去县医院或者市医院。前年我妈腰疼得厉害，我带她去潍坊的医院做核磁共振，查出来是腰椎间盘突出。

我妈一听要动手术就害怕，最后选了保守治疗，吃药加理疗慢慢养，现在好多了，就是不能弯腰干重活。

阿米塔的嫂子插话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做核磁共振加上后续治疗，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医保报销了一部分，自己只掏了五六千。他们听完点点头，说这个价钱不算贵。

我爸妈都有医保，大病还能二次报销，医药费倒是不用太愁。但我妈心疼钱，能扛就扛，轻易不肯去医院。有一回她牙疼了好几天，自己在家用盐水漱口、含花椒，说什么都不肯去看。

后来我爸实在看不下去，硬拉着她去镇上的牙科诊所，查出来是牙髓炎，做根管治疗花了几百块。我妈回来念叨了好几天，说这几百块够买好多菜了。

阿米塔的父亲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说天下的父母都一样，都心疼钱，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他说自己膝盖疼了好几年，孩子们让他去检查，他死活不去，就自己找点草药敷一敷。

我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不过我爸有一样特别舍得花钱，就是买书。他教了一辈子书，对书有感情，退休后更爱看书了，历史书、传记、小说，什么都看。

他卧室里有个书架，摆得满满当当，少说也有两三百本。他还喜欢写毛笔字，每天下午都要写一个小时，写完还拍照发给我看，问我写得好不好。我夸他几句，他就特别高兴。

大伯听到这儿眼睛一下子亮了，说他年轻时也练过书法，现在手抖写不了了。他特别喜欢中国书法，以前在德里看过相关展览，觉得那些字像画一样美。

我当即跟他说，要是他喜欢，回头就让我爸写两幅寄过来，大伯高兴得连连点头。

天已经完全黑透了，阿米塔的嫂子在脚边点了一盘蚊香。我喝了口茶，接着往下说：我爸妈的日子过得平淡，但他们特别知足，总说现在的日子比年轻时好太多了。

我爸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兄弟三个挤在一间土坯房里，冬天冷得连水缸都结冰，吃饭顿顿是地瓜干和玉米糊糊，白面馒头只有过年才能吃上。

他上师范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回家一趟，要走三十里山路，背着一布袋窝头和一罐咸菜回学校，就这么年复一年地熬着，后来当上老师，日子才慢慢好起来。

我妈年轻时在纺织厂上班，一天站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还要供我和我姐上学。我姐比我大四岁，学习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之后留在济南的银行上班，嫁了个同事，日子过得挺安稳。

我姐对爸妈特别孝顺，逢年过节都买东西回来，过年给我妈买羽绒服，给我爸买好茶叶，大包小包往家拎。我妈嘴上说不用乱花钱，等我姐一走，转头就跟邻居炫耀，说这羽绒服是闺女买的，要好几百呢。

普利亚又问，我和姐姐都在外边工作，爸妈会不会觉得孤单。我说还好，镇上熟人多，左邻右舍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没事就互相串门。

我妈吃完饭就去邻居张婶家聊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村里谁家的事她都门儿清。我爸有一帮老哥们，天天下午在镇上的小广场下象棋，有时候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第二天又乐呵呵地凑到一块儿。

逢年过节就更热闹了，我和我姐带着孩子们回去，家里一下子多出好几口人。我妈从早到晚在厨房忙活，包饺子、蒸馒头、炸藕盒，累得腰疼也不肯歇手。

我爸就负责陪孩子们玩，把我姐家的儿子扛在肩膀上，满院子跑，六十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

阿米塔的嫂子问我们什么时候打算要孩子，我和阿米塔对视一眼，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事正在考虑，顺其自然就好。阿米塔脸一下子红了，低头喝茶不说话，她妈在旁边笑着打圆场，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不着急。

大伯又问，我爸妈会不会觉得我们离得太远，以后照顾不到他们。我想了想，说他们确实有过这个担心。有一回我妈腰疼犯了，我爸一个人扶不动她，又不好意思麻烦邻居，最后给我姐打了电话，我姐从济南开了三个小时车赶回去的。

我知道这事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后来我就在家里装了个摄像头，连到我手机上，每天都能看看他们的情况。

可我爸总觉得别扭，说感觉像被人盯着，动不动就把插头拔了，我问起来，他就嘿嘿一笑，说自己忘了。

大伯听完点点头，说孩子离得远，父母确实不容易，他自己的儿子也在孟买工作，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我说我现在每年尽量多回去几趟，五一、十一、过年，能回的都回。

阿米塔特别懂事，每次回去都给我妈带礼物，还主动在厨房帮忙。我妈特别喜欢她，总说这个外国媳妇比想象中好，勤快又不娇气。阿米塔还学了几句中国话，会说“你歇着”“爸，吃饭了”，把我爸妈高兴得不行。

去年过年我带阿米塔回老家，我妈非要给她做一顿地道的中国年夜饭，蒸了鱼、炖了鸡、包了饺子，还特意学着做咖喱，结果味道不太对。

阿米塔吃了一口，表情有点复杂，但还是很给面子地全吃完了，还竖大拇指说好吃，把我妈高兴坏了。后来我妈又试了好几次，现在做的咖喱已经有模有样了。

阿米塔也学了几道中国菜，西红柿炒鸡蛋、红烧排骨，做得都不错。我们在济南的家里，中餐和印度餐换着吃，相处得特别融洽。

我和阿米塔在济南有一套房子，是结婚时两家凑钱付的首付，两室一厅，八十多平米，不大，但够住。每个月还三千多的房贷，压力有一点，但完全能承受。

我做技术工作，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大概一万出头。阿米塔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英语翻译兼业务员，一个月七八千。俩人的收入在济南不算高，但过日子绰绰有余。

平时上班忙，周末我们有时候出去逛逛，去大明湖、趵突泉走一走，或者就在家看看电影、做做饭。阿米塔做印度菜喜欢放很多香料，邻居有时候会敲门，问我们在煮什么，味道这么特别。

普利亚问阿米塔在中国习惯吗，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阿米塔自己接过话头说，刚开始确实不习惯，饮食不一样，语言也不通，想家了都不知道跟谁说，慢慢就好了。

她现在交了好几个中国朋友，有同事，有邻居，还有小区里带孩子的年轻妈妈，经常约着一起逛超市。她说中国的超市太大了，第一次去逛了两个小时都没逛完。

还有快递和外卖太方便了，半夜想吃什么都能点到。现在回印度，她反而有点不习惯，觉得做什么都慢半拍。她爸妈听完，脸上又是骄傲又是有点失落，她妈还嘟囔了一句，这丫头现在都成半个中国人了。

我跟大伯说，中国普通人家现在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有房住，有饭吃，有活干，但也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怕生病，怕孩子教育不好，怕老人孤单，怕工作不稳定。

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有奔头，一年比一年好一点，大家心里就觉得有盼头。我爸妈那代人吃过太多苦，所以对现在的生活格外珍惜。

大伯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慢慢点了点头，说听我讲了这么多，觉得中国和印度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普通人都在为生活忙碌，都想让家里人过得更好，都希望孩子比自己有出息。

他以前总觉得中国很遥远，现在听我讲这些，感觉就像在说认识的某个邻居家的事一样。阿米塔的爸爸也说，他年轻时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功夫电影和李小龙，后来知道中国经济发达，但不知道普通人的日子是什么样，今天听完觉得特别亲切。

阿米塔的妈妈在旁边抹了抹眼睛，说只要阿米塔过得好，她就放心了。以前总担心女儿嫁太远会吃苦，现在听完这些，心里踏实多了。我赶紧跟她说，让她放心，我一定会对阿米塔好的。

后来大家又聊了好一会儿，大多是阿米塔和家人叙旧，问亲戚邻居的近况。我在旁边听着，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能真切感受到久别重逢的那种暖意。

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和阿米塔回到她以前住的房间，房间不大，墙上还贴着她上学时的贴纸，床头上方贴着一张已经有点褪色的宝莱坞明星海报。

阿米塔坐在床边，看着四周，忽然眼圈红了。我坐过去问她怎么了，她说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转眼离开家这么多年了。我安慰她说，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们可以多回来看看。

她点了点头，靠在我肩膀上，过了一会儿，轻轻说了句“谢谢”，谢谢我跟她家人讲了这么多，让他们知道她过得很好。我说那都是实话，又不是我编出来的。

窗外虫鸣声一阵接一阵，远处的街道上，偶尔有摩托车的声音划过。我躺在床上，想着后面几天的安排，困意慢慢涌了上来。临睡着前，迷迷糊糊听到阿米塔和她妈在隔壁说话，声音低低的、软软的，就像小时候夏天的晚上，大人们在院子里聊天的那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