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想象一下，你已经生了十二个小时，一门心思盼着孩子出生。结果一个护士走进来，塞给你一台平板电脑。屏幕上的不是家人，而是一名法官、几个医院律师和几位医生。对于谢丽斯·多伊利——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母亲和专业导乐师来说，那一刻，她的产房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虚拟法庭。
多伊利在2024年9月来到佛罗里达大学健康医院，希望顺产。因为她以前做过剖腹产，医护人员一直坚持要她手术分娩，以免子宫破裂。虽然子宫破裂是很严重的并发症，但多伊利心里清楚这些风险。她也知道之前几次手术后的恢复过程极其艰难，搞得她都没法在家照顾三个孩子。她想先试着顺产，她觉得病人应该有这个权利。
“就是那时候才知道我们要打官司了，”多伊利回忆道。“我吓坏了，整个人都是懵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整整三个小时里，多伊利只能一边扛着宫缩，一边维护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而且自始至终连一个自己的律师都没有替她辩护。她请求法庭认可她作为母亲和公民的权利。
“作为美国公民和病人，我仍然有权决定我自己、我的身体和我的宝宝该怎样，”她作证时这样说道。
在听证会上，她明确表示，她做这个决定不光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家人——他们得靠她活着、靠她好好的。
“每次康复都特别难熬，我就是不想再受一次那个罪了，”她说道。她甚至还得面对最揪心的恐惧：“要是让他们在我活和孩子活之间选，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活。我在这世上还有别的孩子，他们需要我。我有这个权利，因为说到底，要是剖腹产让我死了，电话那头没有人会来照顾我的孩子。”
最终，法官裁定，虽然不会强制她马上接受剖腹产，但如果医院觉得情况紧急，就有权不经她同意就给她做手术。到了第二天早上，医生称婴儿的心率在下降，赶紧把多莉推进了手术室。
虽然她女儿阿雷瓦现在已经一岁了，很健康，但那段经历给她留下的心理创伤一直还在。多莉觉得医院用法律手段来对付她，侵犯了她的基本人权。
她说：“在我看来，说白了就是用法院强逼、欺负人家，违背她自己的意愿，去做没必要做的医疗手术，这跟酷刑差不多。”她的经历至今仍让人脊背发凉，很能说明现代医疗体系里产妇自主权有多难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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