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跨部门协同难题，多元纠纷化解体系迎来数字化新机遇

2026年7月26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办的第六届“多元纠纷化解法治体系座谈会”暨“数智时代行政争议化解与治理现代化座谈会”在北京国二招宾馆顺利召开。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国家信访局、中国法学会，部分省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局）、信访局，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宁波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百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为开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瑞宇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卢春龙教授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多元纠纷化解特别是源头预防与实质性化解，深深扎根于中国重视调解、追求“无讼”的文化传统和治理实践，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围绕推动数智时代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他提出三点期待：一是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法治与善治故事；二是加快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深耕本土实践与数智前沿，提供规则支撑；三是协同培养实战型法治人才，打通理论与实务融合育人的“最后一公里”。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高子程指出，数智技术深度嵌入行政活动，使行政争议呈现复杂多元的新特点，构建多元机制、多元力量、多元科技相融合的化解纠纷体系是时代之需。他表示，律师是多元机制化解多元争议的重要力量。应当充分发挥律师职业优势提升化解质效，优化信访、复议、仲裁、诉讼衔接规则，打通行政与司法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共享与一网通办，提升数智履职能力，善用人工智能，强化大数据辅助评估，推动源头治理，促进多元解纷体系现代化建设。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主张从体系化和系统思维角度推进多元纠纷化解。他强调，要从源头上促使行政主体依法用权、积极履职和平等对待，同时增强行政立法与执法的韧性，实现“情理法”统一。他提出，可在行政复议前嵌入行政异议程序以降低解纷成本，对有错不纠的机关及责任人严肃问责；建立配套保障制度，引导行政相对人理性选择救济形态，并构建强有力机制促使当事人自动和解；数智赋能应注重前端应用，通过优化算法机制减少自由裁量争议等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姜伟表示，借助人工智能构建多元纠纷化解法治体系，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要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他指出，智能化应用在程序正义数字化重构的工具效能、推动权力监督系统化转型的制度效能以及实现争议精准分流与风险感知预警的治理效能上成果显著。他强调，人工智能嵌入行政争议化解必须坚守法治底线，坚持辅助工具定位，确保算法透明公平以防止偏见，保留人工服务与线下渠道以消除数字鸿沟，推动数智赋能与善治统一。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长许安标指出，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十五五规划做出战略部署，数智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面临机遇与挑战，开辟了在线解纷新途径、线上线下高效联动新模式，为实时感知社情民意、矛盾纠纷，维护保障公民权利展现出多重赋能优势。面对网络纠纷新形态、人工智能开发应用风险以及对法治人才数智能力的挑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推进新兴领域立法，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将数智需求融入诉讼、复议、调解、仲裁等制度，为数智时代社会治理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景汉朝指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利用好AI在矛盾纠纷化解领域中立场中立、客观、理性等特点，充分发挥其源头预防、风险评估、诉讼预测等特殊优势，同时要深化人工智能应用法学研究，确保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他强调，必须深刻把握矛盾化解规律，构建引导矛盾下行的有效机制，强化基层实质性解纷能力与责任担当，妥善处理提级管辖与下沉解纷的关系，进一步提炼升华为法治理论，持续深化理论与实务界“双向赋能”。他表示，要坚定法治自信，提炼纠纷化解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治理经验和运行规律，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纠纷化解法治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张雪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行政诉讼的效率短板，借鉴行政公益诉讼绝大多数争议化解在诉前的成功实践，解放思想探索行政争议化解新路径。他指出，应顺应数智变革，利用大数据寻找解纷线索，在规则明确、数据丰富的领域积极应用智能体，将办案经验与法理情融入实践，在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中深度提炼并生动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他表示，应充分发挥我国国家机构组织体系的制度优势，形成多元化解合力，推动数智技术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深度融合。

会议第二阶段为主旨演讲环节，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教授主持。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介绍了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推动数智时代行政争议化解与调解制度建设的实践，重点阐述了通过数智赋能与全时在线平台建设发挥行政复议的主渠道作用，以及强化行政调解顶层设计、推进调解平台数智化转型与业务协同等举措。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黄文艺提出应引入市场观念与机制，既要规避政府主导供给中的资源闲置浪费，也要积极推进纠纷解决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力量的作用，发展商业化、平台化等非诉解纷服务，以优化纠纷解决资源的配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封丽霞教授深入剖析了中国式多元解纷具有党委总揽、预防为先、多元协同、效能整合与司法兜底等特征，并指出了当前面临的主体责任不清晰、解纷力量碎片化等现实困境。湘潭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廖永安教授阐述了源头治理实现从末端处置向前端预防的逻辑再造，主张构建诉前非诉解纷、萌芽状态控制与未发状态预防三重递进机制，并建议推动制定统一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与社会调解法，强化政府主责，发挥司法规范引领，并注重培养预防型法治人才。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监察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曹鎏教授围绕“行政争议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法治体系与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一主题作报告，指出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法治体系研究已从单体微观转向整体系统观，并提出了涵盖法理基础、立法模式、教材体系、理论引领与数智交叉的五项未尽课题。

会议第三阶段为研讨与交流，分三个单元依次展开。

第一单元聚焦“多元纠纷预防调处化解法治体系的构建”这一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余凌云教授与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关保英共同主持了本单元的研讨。

在报告发言阶段，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练育强教授探讨了调处化解与法治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纠纷视野下的调解逻辑，指出不同类型纠纷的调解逻辑起点存在差异，构建统一规范的多元调处化解法治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会顾问莫于川围绕数智时代行政指导行为争议化解机制展开分析，建议通过推动专项立法、完善执行与激励机制，并出台司法解释将柔性行政指导明确纳入审查监督范畴，以系统健全行政指导争议的实质性化解路径。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厅副厅长、二级高级检察官李昊昕分享了行政检察在数智时代推动行政争议化解与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强调要坚持争议化解与社会治理并重、工作守正与创新并重，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与“3+N”协作机制推动全链条数智化治理，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监督新格局。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综合处处长陈碧文回顾了近年来行政复议制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与运行现状，指出我国行政复议已进入制度体系、作用发挥及核心指标“三个稳定”的常态化发展阶段，并呼吁学界与实务界紧密合作，加强对行政复议主渠道原创性理念的理论阐释，破解调解、变更、附带审查等具体机制落地的理论难题。

在与谈交流阶段，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叶必丰指出，应高度重视行政申诉这一首次救济途径的实践探索，并强调人工智能应用必须明确边界与人文温度，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湘潭大学法学学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副会长李仕春教授围绕行政复议的实质性化解展开分析，提出应从独立性、终局性、直接性、一次性与效力性等多维视角，深化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内涵与边界的学理探讨。《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人民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委员王青林梳理了行政争议的类型化划分，并提醒在数智时代要警惕技术背后人文伦理被异化的风险，强调人工智能本质上仍是辅助工具。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院长、《比较法研究》主编解志勇教授探讨了“定分止争”的本质，指出纠纷化解不能忽视实体的公平公正，强调行政复议与行政检察除了化解争议外，更承担着纠正违法行为与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使命。《法治时代》杂志执行总编辑单一良结合实践案例指出，多元解纷应坚持预防在先、实质化解与多元联动，将法律逻辑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同时强调数智赋能应服务于人而非替代人，要以能否真正解决群众实际诉求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进入第二单元，与会专家围绕“行政争议化解数智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保障”主题展开交流，本单元由西北政法大学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周户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湛中乐联合主持。

在报告发言阶段，山东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田秀娟介绍了山东依托智慧复议平台打造“便民服务、智能办案、数据监督”三位一体数智化体系的探索，指出该体系显著提升了行政复议办案质效。北京市司法局二级巡视员李峰介绍了北京建成的“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2.0版，及其深度赋能全流程办案并向全国推广“北京方案”的实践成果。浙江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叶建明阐述了浙江在面对行政争议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以数智赋能推动行政复议全流程网上办与AI智审，依托综治中心和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推进一站式分流解纷的做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娄正涛强调，数智赋能行政争议化解须坚持法官主体地位，依托“一张网”数据中台推动前端预防、末端化解与跨部门数据共享。浙江省信访局综合指导处处长陈俊介绍了浙江依托“民呼我为”统一平台推行“前端重预防、中端精准引流、末端双向追责”的数智化信访解纷模式。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云凤柏展示了滨海新区围绕“源、进、办、出、评、用”六个环节构建行政争议数智化闭环的探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戴文波介绍了创设“行政行为码”、贯通全流程数据留痕并研发“行政非诉智审”的“行政争议化解一件事”数字应用。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容慧辉提出，应坚持“人工+智能”相结合，在运用数字办案系统的同时坚持实地走访与温情办案，注重法理情有机统一。广东省珠海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冯朗介绍了珠海打造全链条智慧复议、引入大模型统一裁量标准及研发全国首个“败诉溯源”AI智能体的成果。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寇秉辉分享了深圳法院运行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审判系统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与源头治理的成效。北大软件数据智能研究院负责人温立强从技术研发角度阐述了智能体在法治领域的应用逻辑，建议明确人机协同与责任边界，优先从高频低风险场景切入，确保技术安全规范运行。

在本单元与谈环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程琥提出，应明确行政争议化解的主体责任并强化源头治理，发扬传统文化中“化”解矛盾的智慧，加强跨部门协同与解纷成本分析，积极借鉴互联网平台高效解纷的经验。北京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处处长庞雷分析了数智时代行政争议面临的数据规则审查与智能体构建挑战，建议厘清行政机关数据规则的法律属性，并契合法律裁判逻辑与审判经验构建专门的行政争议垂直大模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许身健教授强调，数智化必须服务于实质性化解争议与公平正义，警惕“算法黑箱”侵蚀行政公开原则，提倡以法学理论研究为高速运行的数字法治提供理性引导与把关。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院长李大勇教授指出，诉讼、复议、信访与调解等不同解纷机制以及裁判与调解等不同解纷方式对数智赋能的需求各异，未来应在把握共性的同时突出个性化与精细化发展。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周敏教授从程序性权利保障视角反思了数智复议中可能存在的权利弱化、追责困难与算法偏见等问题，呼吁构建精准问责、注重参与度且成本可控的差异化智能体应用模式。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助理程慧芳介绍了依托高质量司法数据资源打造AI调解助手、行政执法助手及便民服务平台的实践，通过类案推送与风险预测理性引导群众预期，有效赋能基层矛盾化解。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研究员刘茜聚焦智慧复议的大数据治理，提出应强化顶层设计以破除跨部门数据壁垒，健全统一的数据与文书标准体系，理顺数据共享与权责分配机制。

第三单元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论逻辑”为议题，由华南师范大学政府改革与法治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薛刚凌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锡锌共同主持。

在报告发言阶段，河北大学法学院申静教授剖析了传统体制瓶颈与数智时代技术风险交织的现状，建议推行集约化解纷路径，完善行政裁决与差异化司法救济机制，坚持“人工为主、智能为辅”原则，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双轨解纷模式。宁波大学法学院夏雨教授阐述了数智时代行政判决在规则提炼与数据积累方面的不可替代价值，提出了对撤销判决机制进行改造的构想，主张在一次审理中同步实现对原行政行为违法性的认定及对纠正后新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以防范程序空转并提升解纷质效。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副院长、《行政法学研究》副主编胡梦瑶副教授从个案层面一揽子彻底解决、类案层面提炼示范规则以及社会治理层面承继传统法治文化三个维度，系统解构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基础概念。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范伟副教授认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一个由多元化走向体系化的过程，各类解纷机制应恪守各自的功能定位与职责边界，强调需理顺规范性与行政考核、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之间的平衡关系，并在制度供给层面更加关注基层履职者与真实救济需求者的切身体验。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郭胜习探讨了行政检察在多元解纷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径，指出行政检察兼具协同、补充与兜底功能，应充分发挥其跨部门衔接与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独特优势，有机统合权利救济、法律监督与源头治理。

在与谈评议中，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信访与治理研究》主编翟校义从公共管理视角剖析了制度供给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时代课题，强调司法判决具有推动制度创新的独特价值，需平衡好实质性化解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主任韩春晖教授指出，数智时代统筹地域性解纷资源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强调技术变革并不必然带来制度文明，需健全案件分流、就地审理等过程性机制与配套制度安排。《中国法律评论》执行主编、编辑部副主任齐梓伊提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应立足于权利救济与行政权监督，处理好依法裁判与多元解纷的关系，在恪守司法边界的前提下实现从个案解决走向制度治理。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张旭勇建议将纠纷预防关口前移至行政执法环节，厘清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调解逻辑上的时代错位，并呼吁优化问责机制以减小行政纠错阻力。

会议最后阶段为闭幕式，由曹鎏教授主持。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耿宝建指出，行政争议的源头预防与实质化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数智时代为落实“抓前端、治未病”工作思路开辟了新路径，为将后端“治已病”发现的行政行为违法过错情况及时反馈至前端行政执法环节创造了可能性，同时为拓宽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化解“3+N”机制应用场景提供了更大空间。应当多措并举、系统推进：持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创设案件数字标签，打通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底层数据，搭建跨部门一体化政法协同平台，统一裁判要旨与裁判标准，积极引导当事人理性维权。他特别强调，智慧司法建设必须坚守以人为本，技术仅为辅助手段，无论数字化如何发展，都不能取代裁判者的主体地位，不能丢掉司法人文关怀。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书记、总编辑、研究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洪雷指出，数智技术重塑了公共治理逻辑，为行政争议解决在决策预演、精准分流与审理辅助等全流程的运行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但也伴随着算法歧视、算法黑箱与数据安全等结构性挑战。为此，必须坚守“以技术赋能法治而非替代法治”的底线，在法治轨道上审慎推进数智应用。他表示，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必须在保持理论自觉与实践审慎的前提下，处理好实质解纷与合法性审查底线、个案诉求与规则普遍性、柔性协商与裁判终局性等多重深层关系，确保行政法治在规范轨道上行稳致远。

曹鎏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围绕“变化、成效、未来、感恩”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研讨会六年来紧扣时代脉搏的学术探索与实践成果。她指出，在更高水平法治中国与平安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多元纠纷化解法治体系已从末端解纷机制上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立足时代之需与实践变革，多元纠纷化解研究应当承载起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推动理论研究实现从制度借鉴向自主创新的跨越。面向未来，法治政府研究院将进一步整合学术资源、深化有组织的科研，持续推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交流互鉴，为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与法治社会建设注入持久智力动能。

据悉，本次座谈会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于2021年发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协办的“多元纠纷化解法治体系”系列研讨会的第六次会议。六年来，研讨会始终紧扣法治中国与平安中国建设的时代脉搏，先后围绕行政复议法修改、调解法治化、信访法治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纠纷化解机制的衔接联动、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及数智时代行政争议化解与治理现代化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累计吸引了600余位来自党政机关、司法部门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与，收到学术论文450余篇。该研讨会构建起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元纠纷化解学术共同体，推动研究范式从传统的监督逻辑向穿透式社会治理逻辑深刻转型，为完善多元纠纷化解法治体系及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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