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审阅正军级任免名单，看到张力雄后：让他去江西军区

1975年6月，北京，毛泽东审阅军队正军职以上干部任免名单时，目光在一份材料上停了下来。名单中的名字并不陌生：张力雄。关于这次审阅，史料留下的核心信息很明确，毛泽东问及张力雄的工作情况后，提出让他到江西军区任职。

这项安排，表面看是一次干部调动，背后却牵着一段很长的军旅经历。

当时的张力雄，已经不是1932年那个刚参加红军的年轻人。他走过中央苏区的硝烟，经历过长征途中极其艰苦的行军，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对军队而言，干部任用从来不是只看年龄和资历，能不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立场，能不能把政治工作、军事任务和部队建设结合起来，同样重要。

毛泽东注意到他的名字，并非偶然。

张力雄早年的经历，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革命队伍中的高级干部，往往不是在安稳环境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学习、行军、战斗和组织考验中逐渐被识别、培养和使用。

一、从一所红军学校走出的基层干部

张力雄是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人。才溪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区域，群众基础较好，革命活动也比较活跃。出身贫寒的张力雄，很早就接触到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实际工作。

1932年，他参加红军。

那时的红军，既要打仗，也要建立根据地；既缺少武器，也缺少经过系统训练的干部。一个普通青年进入部队后，能否迅速掌握军事常识，能否理解政治工作的意义，往往决定着他以后能走多远。

张力雄被送到江西瑞金的红军学校学习。红军学校的训练并不只是操练队列、使用武器。军事知识、部队组织、群众工作、政治教育，都属于干部培养的重要内容。红军需要的不是只会冲锋的士兵，也需要能够组织部队、解释政策、稳定军心的基层骨干。

这一点很关键。

战争年代，部队经常面临人员变动和环境变化。连队干部今天还在阵地上，明天就可能被调往新的地区；一支部队刚完成作战任务，转眼就要承担发动群众、筹集粮秣、补充兵员等工作。干部若只有战术知识而缺少政治判断，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

张力雄在红军学校学习期间表现较好。1932年10月毕业后，他进入基层部队工作，曾任机枪连指导员等职。关于他获得左轮手枪的细节，流传于相关回忆材料中。它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于手枪本身，而在于当时组织对年轻干部的期待：既要会使用武器，也要能够带好身边的人。

一次会议经历，也让张力雄对党的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1934年1月，他参加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关会议，见到毛泽东。那时的张力雄还很年轻，职务也不算高，但能够代表部队参加这样的会议，本身就说明他已进入组织视野。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曾询问他的情况，并勉励他把部队带好。对一名基层干部来说，这类谈话不可能替代战场上的实际考验，却会让他更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

“部队情况怎么样？”

“正在抓紧训练，也在做思想工作。”

“要把战士带好。”

这些简短的话，未必能完整还原当时的原貌，但符合那个年代军队干部工作的基本内容。政治工作不是战斗之外的附属环节，而是红军组织力的重要来源。

张力雄后来长期担任政治工作领导职务，与早期受到的军政训练有直接关系。对他而言，红军学校不是一段普通学习经历，而是把贫苦农家子弟转变为革命干部的起点。

二、真正的考验在部队撤离之后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过去依靠根据地开展作战的条件逐渐消失，部队必须突破敌军封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这时，干部的价值会被迅速放大。

在闽西北和中央苏区部分地区，红军曾承担阻击、掩护和迟滞敌军的任务。部队需要用有限兵力拖住对手，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这样的战斗往往没有完整阵地，也没有充足补给，命令下达后，能否坚守，考验的是干部对全局的理解和对部队的掌控。

张力雄曾任红军团政委，后来担任红五军第四十五团政委。政委必须处理部队思想、组织、纪律和战斗动员等事务，实际工作压力并不轻。战斗打响时，他要和军事指挥员共同判断局面；部队休整时，又要解决士气、伤员、补充和群众关系等问题。

打阻击战，最忌讳只看眼前得失。

有时一个阵地守住了，主力便能顺利通过；有时部队撤退得及时，才能保存有生力量。对基层指挥员来说，既要有敢于承担的勇气，也要有不拿部队性命冒险的分寸感。

长征途中，张力雄多次经历险境。红军行军路线不断变化，敌军追堵、空袭和自然环境共同构成威胁。夹金山一带空气稀薄、道路险峻，部队翻越雪山时，体力和装备都受到极大限制。

关于张力雄在行军途中遭遇轰炸、被泥土掩埋后获救的经历，细节在不同资料中有所差异，具体过程不宜过度渲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长征中负过伤，也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随部队行动。

长征的艰苦，并不只来自一场战斗。

伤员没有充足药品，粮食需要反复压缩，鞋袜破损后只能设法修补。干部和战士一样行军，只是肩上多了一份组织责任。部队停下来时，普通战士可以短暂喘息，干部还要清点人员、传达命令、安排警戒。

这种经历，使张力雄后来处理部队工作时更重视基层实际。纸面上的命令很简单，落实到连队，却可能涉及一双鞋、一担粮、一名伤员能否跟上队伍。

三、高台战斗留下的生死一课

1936年10月，红军在甘肃会宁一带会师后，张力雄又进入西北战场。随后，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方向行动。此时的西北地区，地形开阔，补给困难，敌我力量对比也十分严峻。

华家岭阻击战，就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战斗之一。红军需要在运动中迟滞敌军，掩护部队展开和转移。开阔地带不像山地那样便于隐蔽，部队一旦暴露，就可能遭受密集火力压制。

张力雄在战斗中承担指挥和政治动员任务。政委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口头鼓励上，还要根据战斗情况组织人员、稳定秩序、处理伤亡，并把上级意图转化为战士能够执行的具体安排。

有意思的是，越是恶劣的战场，越能看出一个干部是否真正懂得部队。

只会发号施令的人，很难在混乱中维持组织；能够深入连队、了解战士状态的人，才有可能把分散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张力雄从基层成长起来，对这一点体会很深。

1936年底，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战斗形势进一步恶化。1937年1月，高台战斗爆发。高台是河西地区的重要据点，攻防双方展开激烈战斗，西路军付出了沉重代价。

张力雄在高台战斗中负伤。

负伤后的处境十分危险。部队遭受打击，敌军搜查严密，伤员如果不能及时转移，随时可能被发现。当地群众冒着风险提供掩护，这类事情在西路军艰难转战的历史中并非孤立现象。

有关张力雄被乡亲藏匿、随后设法脱险的记载，重点并不在逃生方式有多传奇，而在于军民之间形成的信任关系。那种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红军在根据地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土地政策，帮助群众组织生产，也严格约束部队纪律。到了危急关头，群众才可能冒险保护红军干部。

一名老乡曾劝他不要出声。

张力雄回答：“只要能活下来，就还有机会回到部队。”

这句话是否为逐字原话，难以完全确认，但它符合当时伤员最现实的处境。对负伤干部来说，活下来不是为了个人安危，而是为了重新找到组织。

高台战斗之后，西路军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张力雄能够保存下来，并重新投入革命工作，与地方群众的帮助、战友的掩护以及个人意志都有关系。这里没有必要把经历写成传奇故事，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沉重。

四、政治工作不是战场之外的事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力雄进入太行根据地工作，曾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山地区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还要面对交通封锁、粮食短缺和敌后环境复杂等问题。

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范围很广。

部队整训、干部管理、宣传教育、群众动员、战地纪律、伤员安置，很多事情都要经过政治机关统筹。敌后作战往往规模不大，却持续时间长、情况变化快。今天是伏击，明天可能转入破袭；白天要隐蔽，夜间还要组织行动。

张力雄在这一时期积累的，不只是战斗经验，也是根据地建设经验。

太行根据地的部队要依靠群众，却不能扰民；要发动群众抗日，却必须注意组织方式；要发展武装力量，还要不断提高部队纪律和干部素质。政治工作做得好，群众愿意提供情报、运送物资，部队才能在敌后站稳脚跟。

在一些战斗中，张力雄与皮定均等干部配合开展工作。军事指挥员负责作战部署，政治干部负责组织动员和战斗保障，二者并非各管一摊。遇到关键时刻，军事决心能否贯彻，往往取决于部队是否形成统一认识。

“命令已经下达，大家有没有困难？”

“有困难，但任务必须完成。”

这类对话看似普通，却是敌后部队日常工作的缩影。干部不能回避困难，也不能只讲困难不讲任务。把两者统一起来，才是政治工作的实际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张力雄继续担任部队领导职务，参与中原地区等方向的作战。战争规模扩大后，部队由分散作战逐渐转入大兵团行动，后勤、通信、兵员补充和组织纪律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张力雄的职务变化说明，他被使用的重点并不只是“会打仗”，还包括能否管理部队、团结干部、完成复杂的政治和组织任务。革命军队的战斗力，既来自武器和战术，也来自稳定的组织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任第十三军政治委员。此前长期积累的军政工作经验，在新中国军队建设中有了新的用途。军队从战争状态逐步转向正规化建设，干部需要重新学习制度、训练和管理，部队也要适应新的国家安全环境。

五、军衔背后的制度化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延续着战争年代形成的干部体系，但随着国家政权建立和军队规模扩大，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成为重要任务。军衔制度的建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张力雄被授予大校军衔。军衔不是对个人经历的简单奖励，而是军队组织制度走向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干部的职务、资历、战功和现实工作能力，都需要放在统一制度中加以衡量。

1961年，张力雄晋升少将军衔。

从大校到少将，反映了组织对其长期革命经历和军队领导工作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战争结束就离开军队建设一线。军队换了任务，干部也必须换一种工作方法。

战场上讲究迅速决断，和平建设时期则更看重制度执行、训练质量和干部梯队。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将领，如果只依赖过去的威望，便难以适应新的要求；能够把战争年代形成的组织经验转化为正规化管理，才真正具备持续任职的基础。

1975年前后，军队干部任免和领导班子调整受到中央重视。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老干部，仍然具有丰富经验，但军队也需要根据新的任务重新配置干部力量。江西地处华东和中南联系的重要区域，江西军区承担着国防、战备、部队管理和地方军民关系等方面的任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张力雄的名字再次进入毛泽东审阅的任免名单。

毛泽东看到张力雄后，询问其情况，并提出让他到江西军区工作。随后，张力雄调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

这次调动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对革命资历和政治可靠性的认可，另一层则是现实工作需要。军区政委并不是荣誉性安排，需要处理部队思想建设、干部队伍、战备训练和军政军民关系等大量事务。能被安排到这一岗位，说明组织仍然认为他能够承担具体责任。

据相关记载，毛泽东曾说：“让他去江西军区。”

话不长，指向却很清楚。对一名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干部来说，江西既有革命历史，也有现实军区工作。张力雄熟悉基层部队，经历过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把这样的干部放到军区政治工作岗位，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次任免审阅的具体流程、现场人员和谈话细节，公开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能够确认的，是毛泽东审阅名单时关注到张力雄，并促成其调任江西军区。历史叙述应当保留事实边界，不能为了增强戏剧性，把未经充分证实的细节写成确定事实。

六、从战火中走来，仍把目光放在基层

张力雄在江西军区任职后，继续从事军队政治和领导工作。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军队不再只是进行大规模作战，还要承担国防建设、部队训练、干部教育和战备准备等任务。

战争年代留下的工作方法，需要经过调整才能适应和平时期。过去强调在运动中求生存，后来则要建立稳定的制度；过去部队经常转战，后来要重视训练计划、装备管理和正规秩序。对老干部而言，这种转变并不轻松。

张力雄能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职务，说明他在不同环境中完成了角色转换。革命信念是一方面，能否学习新任务、处理新问题，则是另一方面。两者缺一不可。

1988年，他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一荣誉主要授予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有突出贡献的老同志，是对长期革命经历和历史功绩的集中肯定。

他的履历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斗片段，但真正支撑一生的，并非某一场战斗的传奇色彩，而是长期服从组织安排、在不同岗位承担责任的作风。红军时期如此，抗战时期如此，建国后的军队建设时期同样如此。

晚年的张力雄，仍然关注家乡教育。

2016年，他向家乡教育事业捐资；2019年，又支持通贤中学等学校建设和助学工作。相关捐资被用于奖学金或教育支持，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对于一位经历过旧社会贫困、战争和长期军旅生活的老人来说，教育在他心中并不是抽象概念。

他很少把这类事情说成个人功劳。

面对家乡来人，他曾表示：“钱要用在孩子身上。”

短短一句话，说明了捐助的实际指向。革命年代，群众给红军粮食、掩护和道路；和平时期，老干部以自己的积蓄支持家乡教育。两种行为的具体形式不同，落脚点却都是普通人的生活。

2023年，张力雄迎来110岁生日。公开报道中，他仍保持着较为规律的生活状态。百岁之后的身体状况，自然有个人差异，不能简单夸大为普遍现象；但他的长寿经历，确实为这段跨越中央苏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军旅人生，保留了一个难得的见证者。

从1932年参加红军，到1975年调任江西军区，再到晚年资助家乡教育，张力雄的经历并不是一条只由职务组成的履历。每一次岗位变化，都对应着军队任务的变化；每一个重要阶段，也都留下了基层干部成长、战争环境磨炼和组织长期考察的痕迹。

那份1975年的任免名单，最终只留下了一个简短决定：让张力雄去江西军区。名单之外，是四十多年革命和军队工作的积累；名单之后，是一名老干部继续承担军队建设责任的又一段经历。